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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的第一次枪声响起在7月7日夜22时40分，但一直到了7月8日凌晨5点，日军展开了15分钟的战斗随即停止。
中共中央1937年7月8日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
本月七日夜十时，日本在芦沟桥，向中国驻军冯部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
7月8日白天中共中央是怎么知道卢沟桥“战斗情况”的？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7月8日的战斗仅有凌晨5时的15分钟战斗，这如何能得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结论？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益涛曾任毛泽东研究组生平小组组长，有一本《毛泽东在延安10年》，
“7月7日晚，《新中华报》编辑左漠野等人抄收到中央社关于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的几条消息。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廖承志当即吩咐《新中华报》主编向仲华和左漠野两人把这几条消息立即送给毛主席看。大约是晚上11点钟，向仲华和左漠野提着马灯，带着这几条新闻电讯到了毛泽东住处。”
“晚上11点钟，向仲华和左漠野”去找毛泽东汇报，也就是说“抄收到中央社关于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要在“晚上11点钟”之前，而且是好几条，还要向廖承志汇报。卢沟桥的第一次枪响是在10点40分，也就是陕西延安“向仲华和左漠野提着马灯”去找毛委员行动的20分钟之前，发消息的“中央社”是怎么做到的？
即便是把20点40分的枪声当做战斗，“中央社”在“晚上11点钟”之前也发不出消息。在北平的日军第1联队本部得到消息已是午夜，随即通知北平特务机关，再知会秦德纯等人都到几点啦？午夜2时，宛平县长王冷斋、外交委员林耕宇奉命来到日军第1联队本部开始交涉，此时双方在宛平也没有直接冲突、事情性质还未调查、还未定性，即便“中央社”现在知道了一些情况，可是发什么样的消息呢？别告诉俺“中央社”在宛平城驻有记者，并且有电报机。
说实话，即便“中央社”在宛平城驻有记者，并且有电报机，此时也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直到午夜12点以后接近1点、北平日本特务机关向秦德纯提出“抗议”之后，中方才知道宛平卢沟桥发生了事情，这才打电话到宛平询问情况，而此前宛平守军对城外所发生的日军士兵失踪的情况是完全不知道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生平小组组长刘益涛组长，你这样编，润之同志能同意吗？
毛泽东研究组生平小组组长刘益涛接着“写”——
“毛泽东习惯夜间工作，此时住处灯火通明，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已经上班了。向仲华向毛泽东简要地报告了日军已向卢沟桥发动进攻，并将几份电讯稿呈上。毛泽东看了电讯稿后，就要秘书拿来一张地图，铺在桌子上，用一个放大镜低头细看。毛泽东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卢沟晓月。”
毛主席在北大当过图书管理员但是对卢沟桥的地理并不熟悉，只好来看地图，“用一个放大镜低头细看”，最后的结论和乾隆皇帝一样，“卢沟晓月”——主席没说“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啊？
说实话，7月7日夜“晚上11点钟”，“中央社”得到“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的消息百分之百没有可能，应该是午夜时分秦德纯得到日方传来的消息，随即消息扩散，但是不会立刻扩散到新闻渠道，因为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或者是有了一个阶段。这个时候作为第29军付参谋长张克侠也就得到了消息，随即张克侠通过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之类的渠道通知了北方局，北方局随即报告延安，这样才来得及是不是？即便这样还是觉得时间紧张啊。
张克侠从4月份就领受中共北方局“对日积极作战，以攻为守”的任务，可是一直无从着手，心中自然不免着急，此次第29军要搞冲突，张克侠当然愿意看到事成，可是此番第29军几日来寻衅并没有什么效果，可以想象张克侠的急迫心情。现在枪响了、人丢了，并且日方要求进入宛平搜查，于是张克侠判断中日冲突不可避免，立刻向上转报。同样的，4月份就下达任务的中共北方局、中央也都着急，不过为什么是4月份下达搞事情的任务呢？而不是3月份、不是5月份呢？当然是有原因的，不过张克侠是从来都不知道的，而知道原因的也只有做出决定的当时中共几位领导人，现在都已经作古多年，似乎这个“秘密”也就会消失在历史的迷雾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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