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懂感恩
日本战俘的后代写道：“父亲曾说，我爱日本，因为那是我的祖国，我生长的地方，那里有我的亲人和许多值得怀念的人们。但是我更爱中国，爱那些在艰苦战争岁月和坎坷生活中和我同生死、共患难的中国人民。”
日本战俘吐露心声：“学校和中国的同志们都十分尊重我们的人格和自尊心。在这一环境里学习、生活，使我们渐渐地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在异国他乡的日本士兵……无论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精神生活方面，都完全是自由自在的，没有什么受束缚的感觉。”
日本战俘说：“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半年以后，我渐渐感到在无边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线曙光，那就是因为我们学习了共产主义及其他无产阶级解放的知识……我将和中国八路军一起，献身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为求得中日两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日本工农学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学校。从1940年筹办到1941年5月正式开学，再到1945年停办，加上山东分校、晋西北分校、华中分校等在内，先后有上千名战俘在日本工农学校接受教育。”常改香说，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创举和光辉实践，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毛泽东共产党把《鬼子》变成《八路》。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把“鬼子”感化成“八路”。
《探访抗战时期独一无二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图
《日本工农学校外景。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在进行学习讨论。》图
本版照片均由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提供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陈晨、李华、吴鸿波
“我渐渐感到在无边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线曙光”
对这些曾犯下累累罪行的侵华日军战俘，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打压报复，反而对之平等相待，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生活待遇甚至远超八路军战士。即便是在陕甘宁边区遭遇国民党反动派封锁、陷入极大困难之时，边区政府仍把日本工农学校作为第一类供给单位，尽最大可能提供所需物品。
在日本工农学校旧址，一张菜谱记录了1943年学校的伙食状况：从周一到周六，每日餐食均有羊肉、猪肉或牛肉，主粮不是小米而是白面。牙刷、手巾、鞋子、肥皂等用品都供给充足。
当时，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每人每月领取3元津贴，而八路军排级干部仅有2元。由于保障水平较高，有的学员在星期天还到街上去买两盅高粱酒喝。
宝塔山下、延河之滨，日军战俘得到了中国人民兄弟般的友爱。宝塔山景区讲解员秦莹说，日本工农学校没有高墙，没有荷枪的士兵看守，课后学员可以自由活动，同其他学校没有两样。
小林清曾在回忆文章中如此吐露心声：“学校和中国的同志们都十分尊重我们的人格和自尊心。在这一环境里学习、生活，使我们渐渐地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在异国他乡的日本士兵……无论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精神生活方面，都完全是自由自在的，没有什么受束缚的感觉。”
除了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外，日本工农学校还创办了图书馆、俱乐部，经常举办舞会、演出等文艺活动，学员们跳樱花舞、编演反战话剧、高唱革命歌曲，课余生活十分丰富。有学员回忆道：“我们平时的文体生活有打麻将、扑克和下围棋、军棋，有时也打棒球。”
1941年5月8日的《新中华报》曾报道，“当时宝塔山下的延河河滩较宽，是一个很好的棒球场地。”有时，中央首长散步，偶尔赶上学员们打棒球，也饶有兴趣地观看。
延安现存的大量资料图片定格了日军战俘当年的生活场景。学校旧址内一张照片中，森健、秋山良照等8名教员和学员身着八路军军装，站在宝塔山下，他们个个面带微笑、目光炯炯，神情中写满了重获新生的快乐。
正义的力量、仁慈的感化，让这些受到军国主义蒙蔽的日本战俘的思想发生巨大转变。
学员大古正曾在1942年7月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一篇名为《我的转变》的文章，他说：“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半年以后，我渐渐感到在无边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线曙光，那就是因为我们学习了共产主义及其他无产阶级解放的知识……我将和中国八路军一起，献身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为求得中日两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优待感化战俘的举措，甚至连进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也大为震惊。
1944年10月，美军观察组约翰·埃默森等人到日本工农学校考察后，认为中共对日俘的教育改造是成功的。其撰写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一个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进入学校以后会感受到一种舒适友好的氛围，他们身边全都是日本人……
民主人士黄炎培在他的《延安归来》一书中也曾写道：“我感觉这一个日本工农学校，生气蓬勃得很。”
化敌为友的学校创造了奇迹
随着时光的推移，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俘身上，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变化。
常改香说，大生产运动开展后，按照政策，日本学员并无生产任务，但他们受到边区军民生产热潮的感染，主动要求参加劳动。他们成立了纺织组、农业组、木工组等，开荒种菜、自盖房屋、帮百姓锄草。1943年秋天，学员们收获了1万斤土豆，9石大豆，到1944年底，木工组已做出纺车103辆。
许多人或许难以相信，中国共产党宽大的战俘政策，甚至给予他们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1941年10月，陕甘宁边区根据“三三制”原则举行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日本工农学校的森健当选为参议员。
在竞选中，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日本人，有幸能够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选举，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我们的一个学习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好机会，这将为我们打倒反动封建的日本军阀政治、建立民主的新日本积累宝贵的革命经验。”演讲获得现场热烈的掌声。
随着改造的推进，一些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积极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及日本在华反战组织，信仰战胜了血统，从战俘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毛泽东所预言的“国际纵队”成为现实。
谢羽说，学员们在前线发放传单、书写反战标语、制作慰问袋，到火线喊话，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战俘政策。他们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有的还献出了生命。
“晴朗的天空，阴暗的心，把无意义的战争停止。弟兄们，归国去吧！”学员们还创作出大量反战歌曲，到前线向日军传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30日，在延安王家坪礼堂，八路军为即将回国的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9月18日，学员们离开延安。
至此，日本工农学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学校。从1940年筹办到1941年5月正式开学，再到1945年停办，加上山东分校、晋西北分校、华中分校等在内，先后有上千名战俘在日本工农学校接受教育。”常改香说，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创举和光辉实践，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尽管学校就此停办，但它所教育培养出的日本学员中，有的回国后撰写回忆录揭露日军侵华罪行，有的继续从事反战宣传，终身为推动中日友好而奋斗。
其中，香川孝志和前田光繁合著的《八路军中的日本兵》描述了他们从“皇军”成为反战斗士的经历，介绍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佐藤猛夫写成《幸运的人》一书，为防止军国主义复活、主张中日友好奔走呼号。改革开放后，香川孝志、前田光繁等多次重访延安，为增进中日友好做出了贡献。
在这些学员中，小林清是唯一没有回国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工作，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晚年还加入了中国国籍，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1985年，他完成了回忆录《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留下宝贵的一手材料。1994年，小林清在天津与世长辞，他的骨灰一半被带回日本、一半埋在天津。
2015年8月15日，小林清之子、日本八路军新四军战友会事务局局长小林阳吉在《人民日报》撰文，深情回忆了父亲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日子。
文章中写道：“父亲曾说，我爱日本，因为那是我的祖国，我生长的地方，那里有我的亲人和许多值得怀念的人们。但是我更爱中国，爱那些在艰苦战争岁月和坎坷生活中和我同生死、共患难的中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