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号，我和太太乘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尔的摩返回洛杉矶。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位黑人乘客。起飞后不久，我不经意看了那个乘客一眼，觉得他的表情有点怪怪的，面目僵硬，嘴半张着。就在我看他的时候，他的双眼开始向上翻白，头低垂了下来，身子倒向一边。
医生的职业直觉告诉我：这个乘客出事了！
我立刻站起来，跟他打招呼，没有反应，伸手触摸颈动脉，没有脉搏。在他坐着的情况下，我立刻给他胸前做了几个狠狠的按压，但是，仍然没有反应。
我立刻大声呼叫空姐，在她们的帮助下费劲地解开病人的安全带，连拉带扯地把他放在窄小的过道上。飞机上空间狭小只能躺下一个人，我就骑在他身上然后用力做心肺复苏（CPR）。当时我用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知道此时即使是我的CPR造成病人胸部骨折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万一抢救不成，骨折与否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抢救成功，肋骨骨折的代价是相对小的，可以恢复的。
更重要的是美国有《好人保护法》，无论出了什么事情我都不会被家属诉讼。
好人保护法：又名《撒玛利亚好人法》。为保护社会上助人为乐的行为，让好人做了好事不至于惹麻烦或当被告上法庭，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制定的法律中都有相关的条款予以保障：在紧急状态下，救助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免除责任。这种救助没有法定义务，而是出于内心的道德，无偿对他人进行救助。制定法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豁免见义勇为者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的责任，从而达到鼓励社会上的见义勇为行为。
没有后顾之忧，我集中精力抢救病人。
空姐们非常有秩序，按照程序搬来氧气筒，面罩和急救箱。有些乘客们也都站起来帮忙。
飞机的震动从地板直接传到病人的头颅，测量脉搏变得很艰难，我每次都不能很确定病人是否有脉搏，但病人腕部的脉搏是触摸不到的，于是继续做心肺复苏。
做了几组心肺复苏后，病人有反应了，他的手开始移动，慢慢地，可以说话了。我紧紧地握着病人的手，一边安慰他一边询问他的情况。
他的妻子说病人今年64岁，是个高中的副校长，平时很健康，只是胆固醇高，但在服药治疗中。根据这个情况，我立刻跟其他乘客要三片81毫克的阿斯匹林让病人咀嚼之后咽下。
时间似乎走得很慢，病人的情况在逐渐恢复。在没有胸痛和气短的情况下，空姐们和其他乘客帮助我把病人扶到座椅上躺下。
看到病人情况比较稳定，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这才感觉到背上凉凉的，想必背心已经湿透了。
这时，空姐的一句话，让我又紧张起来。
“医生，机长让我问你，飞机是否应该马上降落？”
对病人来说，自然是最好送到急诊室进一步救治。
空姐问我：“飞机是否应该马上降落？”。她强调说：“你是医生，如果你觉得病人有生命危险，你就可以命令这个飞机立刻降落”。
我？命令飞机紧急迫降？
此时此刻，在这万米高空，我从一个普通乘客一下子变成这么重要的决策人物，肩上瞬间觉得沉甸甸的，压力山大。
此时飞机正在接近芝加哥，飞机可以在那里降落，把病人直接送到医院。我知道紧急下降对于全体乘客就意味着耽误他们的行程，所有转机都会受到影响，飞机也许要空中丢弃一部分航空燃油，对航空公司来讲也是很大损失。
如果不降落，万一这个病人有生命危险怎么办？
看看全机满满的乘客，再看看脸色苍白的病人。一边是很多人行程上的不便和经济上的损失，另一边是一个人的安危乃至生命。我左右为难。
按照医生的思维，我觉得应该让病人马上进行下一步救治的，因为我根本不清楚这个病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意识不清和没有脉搏。
权衡之后，我决定实话实说。
我跟空姐说我所知道病人的信息有限，不知道是什么疾病，但按照医生的常规是应该马上送到医院救治，但是这个病人现在的情况还算平稳，血压与脉搏都在正常范围，所以无法确认是否应该降落。
空姐立刻把我的意见转达给机长。机长开始跟地面的指挥塔打电话请示情况。
过了一会空姐让我到飞机的前面，用无线电跟地面的空中紧急医疗中心的医生对话。我跟对方汇报了情况后，对方作出如下指示：
“建立静脉通道，给病人食物与饮料，每半小时测一次脉搏和血压，继续飞行！”
空中的无线电对话，声音嘈杂，我听完之后，重复了一遍对方的建议，确保我准确理解了对方的意图。
谢天谢地，不必做这个重大决定了，擦擦额头的汗珠，我如释重负。
此时病人已经恢复坐姿。我从飞机上的紧急救护包里找出了静脉输液针头与输液管。
然而，新的问题来了：我不会插输液管啊！
虽然N年前临床实习时做过，但是我对插入输液管非常不熟悉，因为平时在工作中都是护士们做，他们做的又快又好。雪上加霜的是，这个病人说他的静脉超级难找。我无比尴尬地跟空姐说明了情况，她说不要紧，立刻从前排找了一个年轻的女护士乘客。我给护士当助手，她很快就麻利地完成了静脉插管。
有了静脉通道，有了生理盐水，但飞机上没有挂瓶子的地方。这个是小问题了。一个空姐跑到头等舱，找来了一个衣架。我用衣架的钩勾住了盐水袋，然后把衣架塞入行李架内，一个简易飞行救护室就成了。
看着透明的液体一滴滴进入病人体内，再一次，我如释重负。
接下来的3个多小时的飞行中，我就成了该病人的主管医师，每隔半个小时就测量一次脉搏和血压。跟病人和空姐聊天。
在这期间，经常有素不相识的乘客会过来跟我握手说“Thank you”“Good job！”，态度之诚恳，言辞之感人，你会有种错觉他们都是病人的亲友团。
一个叫Lynn的空姐从头至尾守护在病人旁边，在狭小的空间内蜗屈着她的小身子，握着病人的手不断地询问和安慰病人，一边做手机记录，传给机长。
空姐们邀请我一道照相。一个叫Debra的空姐说她家在凤凰城，说她老公是个牛仔，非常会做美国西部食物，请我有空到她家做客，那劲头就仿佛大家原来都是相识许久的老朋友。
平安降落
一共5个小时的飞行，大概有4个多小时的时间都忙着救治这个病人。
终于到了洛杉矶机场，机长广播说让病人和Dr.Zhen先下飞机，又说了感谢的话。机舱打开了，救护人员鱼贯而入，把病人带下了飞机。所有的旅客都呆在座位，没有一个站起来急着下飞机。我们从机舱内走过的时候，乘客们都在鼓掌，仿佛是在欢送一个英雄。
我也莫名地跟着被感动了：5个小时的飞行，那些能帮忙的旅客都过来帮忙，那些帮不上忙的顾客都是安安静静地做在座位上，没有人大声喧哗，没有人过来看热闹，甚至对于我们讨论是否要中途做紧急下降都没有任何的异议，仿佛就是在说：你们做决定吧！
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善良的乘客帮忙，如果没有空姐们的良好训练素质，如果没有护士的帮助，很难想象我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的会有什么作用。
我想，凝聚人们的，是人性中的善良和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