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宿舍里的孩子们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他们当时的时代潮流中，没有人能躲过一次又一次政治浪潮的冲击。1960年以前出生的孩子，基本上都躲避不了上山下乡的命运。兄弟姐妹中，家中如果有人去了乡下，那么弟弟或妹妹就会被分配在工厂，城镇的商业部门，或者被分配在里弄加工组，幸运一点的可以分到大学办的工厂。在1967至1970年中，有的家里兄弟姐妹几个都被分配去了农村或边疆。
宿舍里不少人去了外地农村，比如对面同学的哥哥去了云南，姚医生的女儿去了安徽，她的弟弟去了内蒙古。还有不少人去了黑龙江、云南、安徽和内蒙古。也有一些去了上海郊区务农，比如马教授的大儿子被分配去了崇明农场，我也被分配去了上海郊区农村。
总算在1976年的拨乱反正后，孩子们的家长在学校里又都回到了教学岗位，成了学科领域的带头人，在学术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77年恢复高考后，宿舍里当年去农村、工厂、商业部门的孩子们，还有部分中学应届毕业生，陆续考上了大学，为自己创立美好的前程打下了基础。他们靠着不懈的努力，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77年以后，社会的每个角落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宿舍里的居住也有了调整。姚医生一家搬去了另外一个宿舍，对面王叔叔家和我们家也搬到了宿舍里新盖的楼房，艺术家一家迁居去了杭州，马教授一家搬到了市区。
80年代初，有一次在路上偶遇姚医生的女儿，她非常高兴地告诉我，她和弟弟们都上了大学，他爸爸也得到了平反。我也早就听说她妈妈在学校里受到了重用。好多年后，又听说姚医生一家移居了美国。几年前，在地方报纸上还读到姚医生写的在美国行医的文章。
马教授平反后受到了学校的重用。大家后来才了解到，马教授年轻时曾在加拿大留过学，他对加拿大情有独钟，后来晚年随子女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定居。
艺术家许叔阳家迁居杭州后，在杭州美术学院任教，教授美术及雕塑课程，桃李满天下。刚到美国时还遇到几个许叔阳的学生，当时他们在纽约边读书，边打造自己的事业。
邻居家残疾的漂亮男孩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取得了外语学院的文凭，最后在重点中学教英文直至退休。
几年前回国时遇见了马教授的小儿子。他告诉我他哥哥从崇明农场出来后去了一个大专学院，毕业后在工厂里做工程师。移居澳大利亚后，因为他有专业技工的手艺，后来成了一家工厂的主要工程负责人。
丁家的漂亮姐姐早就做了奶奶，退休后一直在当地退休老年大学舞蹈队担任领衔。对面我的同学，她哥哥当年去了云南，她本人去了卫生学院，后来在学校生物系做助理直至退休。
这张照片上的是我左邻右舍的几个。右起第三的女孩，是对门陈叔叔的女儿，她就是当年由于父母同时去了干校由我父母和外婆照看的女孩，如今她已定居日本。前几年我回国的时侯，正巧她也在上海，她还来看我妈妈，我们一起吃了妈妈做的饭，感到十分亲切。她总也忘不了那段特殊时期在我家受到的关照。她在日本生活多年，谈吐举止已完全和日本妇女一样了，年迈的妈妈看了都感到有点不习惯了呢。
右四就是隔壁调皮的男孩，残疾男孩的哥哥。他在1977年考入北大，如今定居在加拿大。今年我回国时正巧他也回去探亲，我约了与他的家人一起晚餐，这是1977年分别四十多年后的再次相聚，叙旧时大家深感岁月匆匆。
右五是右三的弟弟，是那个父母同去干校时被送到浦东外婆家的小男孩。他早已来美国读了博士，在美国定居多年，前几年听说他已做了外公。
几十年岁月就这样悄然流逝。回想起文革以前，左邻右舍的孩子们曾经有过那么多的欢乐，而在文革中，他们又因可怕的经历有过不同程度的心灵创伤，以后在农村和边疆的生活中，他们与无数同年人一样，有过那么多的艰辛和苦楚。如今这一切虽然过去了，然而无论岁月怎样流逝，早年的那些经历会变得更加刻骨铭心，让人永远不能忘怀。
记忆可以成为过往和故事，写下来为的是记住不正常年代发生的那些事，希望它们不再重复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