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已经故去十二年了，一直惦记着写点儿东西纪念她。
姐姐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从小备受家人的关注和呵护。在母亲眼中，姐姐是最聪明最漂亮的。母亲总是用心地打扮姐姐，给姐姐梳长辫子，而把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家里的相册里大部分是姐姐的照片，哥哥和我的照片加起来也找不到几张。
全家五口人都是A型血，母亲说我们属于链球菌易感染群体，更容易罹患上呼吸道感染疾病。姐姐曾因扁桃体反复发炎而做了手术，在北京市儿童医院摘掉了两侧的扁桃体。姐姐还得过传染病白喉，若非母亲及时地把她送到医院救治，恐怕会危及生命。
尽管母亲始终都说姐姐是聪明的，可是她的学习成绩却不大好。姐姐不喜欢语文和算术，她偏爱美术，音乐和体育。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姐姐因患白喉耽误了一些课程留了一级。小学毕业时姐姐的考试成绩也欠佳，勉强地考进了录取分数线是六十几分的男女生混合学校。
姐姐喜欢长跑，曾考人位于什刹海的北京市业余体校田径队。被田径队淘汰以后，她又想学美术，在数理化的作业本上到处画画，学校老师因此建议姐姐转学去美术中专。父母没有采纳老师的建议，仍希望姐姐能接受大学教育，等到高中毕业以后再去报考美术学院。遗憾的是姐姐尚未毕业，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为了锻炼我们的理财能力，母亲在储蓄所里给我们每人开了一个活期帐户，每个帐户里有六元钱。母亲说以后如果需要铅笔橡皮作业本之类的学习用品，我们就可以从自己的帐户里取钱购买。不久姐姐提出要买小提琴，她喜欢唱歌跳舞，梦想成为一个音乐家。母亲同意了姐姐的要求，计划请个老师同时教我们三个人。母亲建议用存在我们银行帐户里的钱来买，不够的部分再由家里支付。
我和哥哥对于小提琴都没有兴趣，但我们还是听话地交出了自己的存折。我们俩都不会花钱，存折里的钱一分也没有少。姐姐却已经花掉了五元钱，仅留下一元钱保留帐户。那时候的五元钱可以买不少东西呢，比如隔壁院子的顾叔叔每月工资三十七元钱，维持全家四口人吃饭，穿衣，交房租水电费和学费。
姐姐花钱的本领是天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就会花钱买东西。后来母亲想明白了，认定姐姐是遗传了祖母的基因。记得母亲这样说：要是祖母有一百元，她就会花掉一百元，一分钱都不积攒；要是姐姐有一百元，她就敢花掉一百二十元，不但一分钱不积攒，而且还会提前多花二十元。的确在很多方面姐姐都很像祖母，她们俩的身高都是一六八厘米，都喜欢吃和玩，也都不存钱，更不擅长做家务劳动。然而姐姐却远远不及祖母的精明，也没有祖母的福气，更赶不上祖母的高寿。
因为姐姐的过错，母亲取消了她的津贴，我们帐户里的钱也都被拿去买了一把小提琴。那把小提琴好像是二十七元钱，我和哥哥只摸过几次就再也不愿意碰它了。姐姐倒是认真地学了一阵子，但最终也没能拉出像样的曲子来。不过她还是愿意摆出一付音乐家的姿态，时常拿出小提琴在同学面前比划一下。即使是到农村插队时，也没有忘记随身带着它。
家里的老保姆走了以后，母亲要求我们自己洗衣服，轮流值日刷碗，拖地和收拾屋子。姐姐从不肯动手洗衣服，她的衣服都是姥姥代劳洗的。有段时间姥姥去了舅舅家，姐姐就把她的脏衣服塞到我的床边，我只好替她洗了。每次轮到姐姐做值日，她总是磨磨叽叽地迟迟不肯动手，最后大多是我和哥哥在母亲的动员下替她干活儿。母亲经常以姐姐身体不好为由劝我们让着她，结果身为老大的姐姐在家里反而成了最受照顾的人。
姐姐是个慢性子的人，不是一般的慢，而是慢极了，慢极了的慢性子。除了她以外，我们家的人全都是急性子，不知道她又是遗传了谁的基因。姐姐吃东西慢，走路慢，写字慢，尤其是干活儿最慢。看过姐姐干活儿的人，都无法忍受她的慢。母亲说看她干活儿能急死人，等她做饭能饿死人。此话虽说言过其实，但其中也不乏真实的成分。
文革开始以后，姐姐参加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不久一张醒目的大字报贴到了我们家的大门口，标题是打倒杀人凶手某某。贴大字报的人是姐姐的同学姓卞，卞同学与其双胞胎妹妹都有偷别人东西的毛病。一次两个人因为偷东西都被学校的红卫兵抓了起来暴打，打人的男同学姓刘。刘同学是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他打累了就让姐姐在旁边看着她们姊妹俩。后来卞同学的妹妹没有救过来，她在混乱之中记住了姐姐在场。仰仗当时街道办事处的片警韩同志为人正直，没有落井下石借此事给已经身陷困境的父母再添乱。韩同志亲自调查了此事的情况，他把大字报撕了下来，告诉围观的群众事实的真相。刘同学最终被判了刑，关在监狱里很多年。
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刚开始，姐姐就积极报名要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扎根。当时的下乡地点主要是山西和陕西，小道消息传说再往后可能就是内蒙古，甘肃，新疆和云南了。父母与老钱夫妇商量后，决定让两家的女儿一起搭伴儿去山西插队。
老钱叔叔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过解放区的县长，带领民众坚持抗战，据说有一部电影就是以他的故事为素材编写的。文革初期老钱叔叔遭到了批斗，令他不堪忍受。他曾不止一次地在深夜到访我们家，向父亲诉说心中的苦闷。有一次老钱叔叔专门过来索取安眠药，父母担心出事没有给他。次日老钱叔叔在批斗会后服了安眠药企图自杀，幸亏因为药量不足经过及时抢救保住了生命。老钱叔叔大难不死，果然是必有后福。他没有被排挤到干校去劳动，一九七二年就官复原职了。
钱家女儿下乡以后不久，老钱叔叔就通过关系送她参军走了，姐姐则在乡下待了六七年。在这期间姐姐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还轰轰烈烈地谈过一场恋爱。对象是专区文化馆的画工大友，他们是在姐姐被借调到文化馆临时帮忙期间认识的。姐姐和大友彼此之间是相爱的，尤其是姐姐用情更深，她真的打算留在山西不再回北京了。
大友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老家在晋南农村。大友是家里的长子，除了他的双亲之外，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以及好几个弟弟妹妹，全家十来口人都是农民。大友的家人在老家相中了一个农村姑娘，屡次催促他结婚。情急之下，姐姐向父母说出了他们的故事。父母虽然一直盼望姐姐能回北京，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邀请大友到北京来见见。
大友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强调无论如何他在年底之前必须结婚，既没有说明要和谁结婚，也没有回应是否到北京来见面。大友始终都没有到北京来见我的父母，当年的年底他和老家的姑娘结婚了。在浪漫的爱情和实际的需要之间，大友理智地选择了后者，他需要有人走进他的家，替他照顾老老小小，帮他分担养家糊口的重任。
大友一定清楚姐姐根本无法胜任这样的角色，他必须忍痛割爱放弃这段感情。然而他们俩始终都无法彻底忘掉对方，一直保持着联系。大友的妻子到北京来过，姐姐让她住在了自己家里，两个人就像是好朋友似的，毫不忌讳当年的事。多年后得知姐姐病重，大友毫不犹豫地寄了一笔钱，可见他也是挂念姐姐的。
几十年过去了，大友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画工变成了享有一定知名度的职业画家。大友的妻子早已离开农村，四个儿女也都挺有出息。我不禁叹息假如当年姐姐嫁给了大友，她恐怕熬不过最初的艰辛。然而倘若姐姐能与大友白头谐老的话，她晚年的日子肯定会幸福多了。
下乡后没多久姐姐就患上了风湿热，回京看病住在亲戚朋友家里。母亲从干校给姐姐寄了五百元钱，让她好好治病和补充营养。可是姐姐从未认真地看病吃药，她不会休息，只要能爬起来就到处玩。更糟糕的是在别人的怂恿下，姐姐每天都带着这些人到有名的饭馆去吃饭。五百元很快地就花光了，姐姐擅自做主找到父母的朋友又借了五百元，在一个月之内竟然花掉了一千元钱。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一千元钱，超过了普通老百姓人家一年的收入，也是母亲长年勤俭持家积攒下来的。
一九七一年哥哥去干校探亲时，特地绕道山西去看望姐姐，把自己省吃俭用存下的一百元钱交给了她。那时候哥哥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十二元钱，他从未向家里要过钱，两次去干校探亲也都是自费。姐姐控制不住自己花钱的欲望，不几天就把钱花掉了。其实没有钱的时候姐姐是很能吃苦的，粗茶淡饭的日子反倒是平安无事。
姐姐在农村生活了六七年，在历次招工招生中，她都没有被用人单位相中。逐渐地知青们都通过各种渠道进城了，最后在村里只剩下了姐姐和另外一个知青。一九七四年初听说有些知青通过办理病退回到了北京，父母希望姐姐能够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农村。姐姐也同意着手办理相应的手续，可是到了夏天她的事仍然迟迟没有进展。父母十分着急，决定派我去山西帮助姐姐办理此事。
抵达太原市时姐姐委托了一个人接待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大家都管她叫馒头。馒头比较胖，又圆又白的脸上带着谦卑的微笑。馒头也是北京知青，原先和姐姐在同一个村里插队，幸运地是她早就被招进了太原市的一家工厂。
馒头是个老实巴交的本分人，话语不多。因为离开农村较早，村里的知青觉得馒头好像是占了大家的便宜似的。每每有人路过太原或有事相求，馒头都不敢怠慢。馒头耐着性子带我去了一趟她曾经去过无数次的晋祠，我们俩还一起吃了刀削面。为了报答馒头的招待，我主动付了所有的的费用，对此她十分感激。馒头说除了我之外，每次招待客人都是她花钱。在太原逗留了一天以后，我乘坐支线铁路的火车去见姐姐。
姐姐带着我先去了县城火车站附近一家煤厂，那里有一个她的知青朋友，外号叫大个儿。大个儿的个子的确很高，她的身高大约在一米八左右。大个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乐观爽朗，很会为人处世。大个儿也是和姐姐在一个村里插队的北京知青，因为嘴甜会来事，她把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处得很好。村里第一次来人招工时，运气好的大个儿就被选中了。
大个儿在煤厂负责开票收钱，下班以后就住在厂里的一间小平房里。我把从北京带来的挂面和肉末炒咸菜拿出来，我们三个人就在大个儿的宿舍里共进了午餐。吃饭的时候，大个儿给姐姐讲了许多人情世故，她还指点姐姐应该如何笼络大队干部。大个儿的精辟见解使我加深了对她的好感，相信她是知青中的佼佼者。
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几年之后，大个儿竟然自杀身亡了。人们传说她穿戴整齐地躺在床上，身边歪放着分别装过敌敌畏和桔子汁的瓶子。当地警察确认大个儿不是被人谋杀的，但她自己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大家猜测大个儿可能是因为看到绝大多数的知青都返回了北京，相比之下她觉得自己反倒变成了最不幸的一个人。至今我仍旧百思不得其解，像大个儿这样一位精明豁达的人，怎么就会走上自绝的道路呢。
姐姐插队的晋北农村是盐碱地，白花花的一望无际，土地十分贫瘠，主要农作物是荞麦和高粱。当地人很少能吃到鱼和肉，新鲜的蔬菜也是稀贵的。村子距离县城大约五六公里地，当时觉得挺远的，姐姐骑着借来的自行车驮着我到村里。途中路过了一条河，河水很浅，推着车子步行就能趟过去。姐姐住在村里专门为知青盖的一排平房里，屋子不算小，除了床和箱子以外，没有任何家具。屋子里很乱，地上到处都是零零散散的东西。姐姐每天用一个小煤油炉子煮挂面，拌上从北京带去的肉酱或肉末咸菜。北京带去的东西吃完了，姐姐就吃当地能买到的干面条和咸菜。
按照当地的风俗，女人结婚以后就不再下地干活儿了，专心在家做全职太太。在这些全职太太的打理下，整个村子都显得干净整齐，完全颠覆了以前我对农村脏乱的印象。家家户户都有像样的门楼，门前坐着打扮干净利索的妇女，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和四邻八舍的人聊天儿。因为当地盛行要厚彩礼，男人们都特别怕老婆。万一老婆跟着别人跑了，不光是丢面子的事，而且还损失一大笔钱呢。
队长家的院门更是气派，虽然是农家风格，但无论是院子里还是屋子里，都收拾的井井有条。有一天队长请我们到他家吃饭，队长的相貌挺精神，有几分像《地道战》里的高传宝。他的媳妇更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美人，眉清目秀的且手脚勤快。
队长媳妇做了荞麦面条，忘记了是什么卤，但记得她炒了一大盘子又酸又辣的土豆丝非常好吃。队长媳妇炒菜时，我特地站在旁边观看。一口大灶锅，旁边有个醋缸，她一边炒菜一边烧火，最后用舀子从醋缸里蒯出一瓢醋撒到锅里。在她打开醋缸的时候，她的一个儿子跑过来偷喝了一瓢醋。等孩子喝完，她才轻声地说了一句好像是责备似的。这个孩子喝完醋跑了，过了一会儿又跑回来另一个孩子也是喝醋。队长媳妇解释道醋是自己用柿子酿的，孩子们都爱喝，每年家里要酿好几缸呢。
早就听说山西人爱喝醋，可是见到队长家的孩子像喝水似的喝醋，我还是觉得十分好奇。或许山西人喝醋是由于在盐碱地环境中生活，他们需要吃些酸性的东西来中和身体内过多的碱性吧。
大概就是这醋的缘故，队长家的土豆丝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以后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炒土豆丝。队长媳妇做的荞麦面条也挺好吃的，我和姐姐都吃了不少。这是唯一的一次到姐姐老乡家里吃饭，后来才知道为了这顿饭，姐姐事先送给队长家不少东西呢。
村里剩下的另一个知青是明姐，她比姐姐年长几岁，当时已经年近三旬了。明姐有个表弟，当年追随她一起来到村子里插队。他们表姐弟俩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在生活上是表姐照顾表弟，在其他方面表弟都是服从和照顾表姐的。我没有见过明姐的表弟，听说他长得相貌堂堂，脾气特别好。
明姐的表弟一直都很仰慕她，主动表白希望和表姐结为伉俪。最初碍于近亲的关系，明姐拒绝了其表弟的追求。但她的表弟非常执着，多次放弃了招工机会，坚持留在明姐身边。最后明姐被其表弟的真情打动，两个人不顾两家老人的反对终于走到了一起。明姐在婚后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儿，夫妇二人始终都没有返回北京，他们双双去了公社办的工厂工作。
我和明姐的脾气挺合得来，她也喜欢和我聊天儿。姐姐和明姐每天都待在家里，没有见到她们下地干活儿。姐姐是大队的赤脚医生，但不知道她的医务室在哪里，也没有看到家里有医药箱之类的东西。
一天明姐提议去地里吃瓜，我们三个人走到了几里地以外的瓜地。按照当地的风俗，在瓜地吃籽瓜是免费的。籽瓜是熟透了的瓜，目的是留种子。当地的甜瓜远近驰名，瓜皮上带着各种各样颜色和花纹，有点儿像北京的香瓜，特别好吃。
我们每个人都吃了太多的西瓜和甜瓜，以至于最后撑的都站不起来了。明姐一边笑一边劝我继续吃瓜，她说就是几泡尿的事儿，没等到家就全没有了。果然不假，从瓜地到知青点，一路上我们数次跑到庄稼地里去方便，还没回到知青点就又开始怀念地里的瓜了。
到了村里以后我才发现姐姐压根儿就没有开始办理任何病退的手续，原来她还幻想着入党的事，她希望先解决了这件事以后再办病退。然而我了解到，当地党组织根本就没有打算发展姐姐入党。为了完成父母交代的任务，我不得不违背姐姐的意愿，到处奔跑帮她开始办理相关的事宜。
我和姐姐去了一趟专区县城，在我办事的时候，姐姐曾借机离开过一会儿。我猜姐姐是去文化馆看望大友了，不过我始终都没有戳穿过她，她也没有和我解释过。很多年以后，每当姐姐感觉到自己的婚姻不幸时，就会抱怨我帮她办理病退的事，她说后悔离开山西回到北京。我想姐姐与其说是后悔回到北京，不如说是后悔没有嫁给大友吧。
在我的记忆里，专区县城十分古旧，当时仍保留着当铺和兑换金银首饰的店铺。我对县城主街上历史悠久的老城楼和城门印象很深，感觉有几分像是在电影《小兵张嘎》和《平原游击队》里看到的场景。
姐姐回到北京以后，按照家庭住址归属派出所负责分配工作。知青返城前几乎人人都信誓旦旦地说只要回到北京，干什么都愿意。可是回京以后，每个人还是都向往着能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待业数月，姐姐最终被分配到了一家小无线电厂，该厂是区属大集体单位，是介于全民和街道之间的小企业。因为姐姐在农村当过赤脚医生，按照她自己的愿望被安排在厂医务室工作。
几年后这家小厂被东风电视机厂兼并了，姐姐由集体企业的职工转成了全民企业的职工，同时也失去了在厂医务室的工作，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人。再往后东风电视机厂又被牡丹电视机厂兼并了，姐姐被从流水线上淘汰到了后勤部门。大约在八十年末期姐姐下岗了，未满五十岁就提前办理了退休的手续。
从回到北京开始，亲朋好友们就张罗着给姐姐介绍对象。姐姐的态度始终都是消极的，每次相亲也都是无痛而终。在姐姐三十岁那年，经人介绍她结识了董。他们俩同岁，有着类似的经历。比姐姐幸运的是董在建设兵团学了一门技术，返城后被分配到某大学做电工。根据两个人的经历和条件，他们本人和两家父母都觉得挺合适的。相处不到半年，姐姐就和董结婚了，住进了距离母亲家不远的房子。
婚后不久姐姐怀孕了，妊娠反应非常严重，从开始怀孕一直呕吐到孩子降生。姐姐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为欣。欣出生以后，姐姐与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首先是在经济方面，与姐姐大手大脚地花钱恰巧相反，董是一个非常抠门儿的人，他的口头禅是要把一分钱捻成碎末花。董要求姐姐每个月把工资交给他来掌管，每花一笔钱他都会详细地记帐，精确到一分钱。其次是董希望姐姐做一个贤妻良母，下班以后待在家里洗衣做饭看孩子，而这些姐姐都做不到。
欣小的时候，姐姐经常把她放到母亲家，让年过八旬的姥姥替她照顾孩子，她自己则毫无牵挂地照样出去玩。有一次姐姐把欣丢给姥姥就走了，好几个小时都没回来。姥姥抱着嗷嗷待哺的欣急得团团转，她是母乳喂养的，又哭又闹就是不肯吃牛奶。后来姐姐若无其事地回来了，她居然把喂奶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
或许姐姐与董之间的矛盾根源在于两个人完全不同的性格，他们彼此都是难以包容和改变对方的。过去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姐姐从小生长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而董却是在与五个弟弟妹妹抢东西吃的情况下长大，他的抠门儿和舍不得花钱也是在情理之中。
董的父亲是北京一家国营小厂的厂长，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们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八九口人挤在三间小平房里。姐姐曾带着欣在婆家住过几天，她抱怨婆婆总是让她干活儿，而且家里的条件太差。母亲心疼姐姐，派我去接她回家。走进大杂院时，姐姐正在水池旁择韭菜。遇见她的婆婆数落她，我的处境十分尴尬。
欣三岁时学校分给董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这间小屋是在一个两居室的单元里。姐姐觉得屋子太小，交通也不方便，不愿意搬过去住。母亲不忍姐姐受委屈，让他们继续住在家里。又过了几年，董的小屋换成了一套两居室，地点位于二环路以内。董带着欣搬走了，姐姐却执意留了下来。他们俩从此开始分居，在经济上也彻底分开了。
欣上小学的时候，住家附近有两所小学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所学校条件比较好，但学校要求交纳二百元钱的赞助费。董不舍得花这笔钱，打算把欣送到了另外一所学校。姐姐手里没钱，但希望孩子能到条件较好的学校读书。两个人为此争吵不休，最后是母亲出钱暂时化解了他们的矛盾。
姐姐和董之间的感情越来越疏远，她在母亲面前多次表示想要离婚。母亲没有同意，我也劝她为了孩子着想打消此念。可是在欣十三岁的时候，姐姐和董还是离婚了。本来姐姐不打算要欣的抚养权，她听信别人说的即便不亲自抚养，孩子也知道谁是自己的母亲。在我和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姐姐才答应把孩子留在身边。法院把欣判给了姐姐，规定董每个月给姐姐三十五元的抚养费。
姐姐事先没有与母亲商量，就想把孩子交给母亲抚养。那时候父亲和姥姥都已经去世，母亲因两次中风腿脚也不大利索了。母亲觉得管教孩子的责任重大，她实在没有精力和体力去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看到母亲的态度坚决，姐姐放弃了抚养权，此后欣仍跟着董在一起生活。出国之前，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去母亲家。每次母亲都提前打电话，让欣也过去吃饭。在母亲家很少能见到姐姐，通常是我们走的时候绕道把欣送回董家。
其实姐姐也是疼爱欣的，为了给欣过生日，她曾向我借了三十元钱，带着欣去高级餐馆吃了一顿饭。当时姐姐的工资大约三四十元，我也不过五六十元。姐姐习惯了超前消费，没钱了就先借钱花，然后再想办法还钱，还完钱后再继续借钱。姐姐是不会赖帐的，每笔帐她都记得很清楚，除非人家主动说不用还了，否则她总是会守信用的。
在吃的方面姐姐堪称是与时俱进，绝对不会落伍的。姐姐不仅是麦当劳和肯德鸡最早的顾客之一，而且她还及时品尝到了许多新上市的食品。有一次我从欧洲带回去一些小吃，姐姐一看就说吃过了，眼神里流露出不稀罕的意思。
姐姐对于穿戴毫不讲究，她的很多衣服都是嫂子淘汰下来的。姐姐花钱学过裁剪缝纫，据说结业的成绩优秀，可是她从未动手做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唯一的成果就是给董做了一条短裤。不过姐姐的手非常巧，她会编织，至今我还保留着她送给我的一只编织成的手提包。姐姐还擅长勾织，她勾过许多的窗帘，电视机罩，围巾，毛衣以及拖鞋。
离婚以后姐姐曾交过两个男朋友，凑巧两个人都姓刘。一个是个体户老刘，另一个是无业游民大刘。老刘是个干瘦的老头儿，没有结过婚也没有任何牵挂。他靠给人送货为生，积攒下了一些血汗钱。老刘对姐姐不错，经常亲自下厨给姐姐做些好吃的东西。有段时间姐姐和他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但最终两个人分道扬镳了。
大刘从外表上看好像是一表人才，身高一米八六，文质彬彬的相貌也不错。然而事实上他却是个十足的无赖，到处骗吃骗喝，以至于他的母亲都不待见他。大刘曾经有过一段婚姻，他说前妻带着他们的儿子跟着有钱人跑了。大刘自称是反对四人帮的英雄，他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中被捕入狱。出狱以后大刘一直都没有稳定的工作，与姐姐相识后经常赖在姐姐家里混日子。
大刘不光吃软饭，而且他的脾气还非常暴躁。几句话不对劲儿，他就满嘴胡说八道，甚至还动手打人。姐姐忍无可忍多次提出分手，大刘却总是耍无赖死活都不撒手。一次大刘又撒泼打了姐姐，姐姐半夜三更跑到了母亲家。不一会儿大刘追了过来，在门外拳打脚踢地砸门，惊动了四邻八舍。母亲在万般无奈之中打电话报了警，警察出动才把大刘带走了。在警察的干预下，姐姐最终摆脱掉了大刘的纠缠，总算结束了这段恶梦般的交往。与大刘分手之后，姐姐再不愿意交男朋友了。
大约在九十年代初期，哥哥给了姐姐三千元钱，嘱咐她这笔钱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动用。母亲替姐姐将钱放进了银行，好像是三年的定期存款。此后姐姐便总惦记着这笔钱，没过多长时间，她就忍不住以挂失的方法，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把钱全部取了出来，买了一个高级俱乐部的会员卡。
姐姐心地善良，心计不多，不少人因此喜欢与她结交。在与姐姐交往的人中，吃亏的永远是姐姐，占便宜的人总是别人。姐姐的朋友中有修理家用电器的，有外地进京打工的，还有做小买卖的。姐姐也求过他们帮助干点儿家里的活儿，可是每次她付出的报酬都远远高于正常的交易。工钱一分钱没有少付，还得没完没了地招待他们到家里来噌饭。这样亏本的事连家里的保姆都能看透，姐姐却始终执迷不悟。
利用广博的人脉关系，姐姐也如鱼得水般地活跃于商家和买家之间，牵线搭桥倒腾买卖，做点儿小生意，从中赚到过不少钱。手里的钱多了，姐姐花钱的欲望也随之越发难以控制。家里到处堆放着肆意采购回来的蔬菜，水果和点心，冰箱里也塞满了丰富的肉禽和海鲜。很多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吃就过期烂掉了，有的东西不知不觉地被什么人顺走了。
母亲晚年决定回到北京生活，我们三人分工，哥哥和我提供经济援助，姐姐则负责安排母亲的日常生活。我和哥哥定期汇款给姐姐两笔钱，一笔是保姆费，一笔是给姐姐的劳务费。多亏姐姐在母亲身边，否则哥哥和我肯定会是惶惶不可终日。
母亲去世以后姐姐搬进了母亲家，她的生活更加毫无节制了。隔三岔五地，姐姐就外出吃饭，每次都有一些朋友主动陪着。即使是在家里吃饭，许多人也会不请自来，厚着脸皮噌吃噌喝。缺钱的时候，有人怂恿姐姐卖掉母亲的房子，好在母亲生前把房产证交给了哥哥保管。
家里整天车水马龙地不断来人，到处都是乌烟瘴气的。家里不仅人来人往，而且有的人还长期住着不走。住的最长的是大勇，他自称是姐姐的外甥。其实大勇的母亲曾在医院给姐姐当过护工，善良的姐姐答应让初到北京的大勇暂时住在家里。大勇本来是在东北一家农场工作，娶了场长有残疾的女儿为妻，两个人养育了一个小孩。大勇出来打工以后，其妻与他离了婚带着孩子嫁给了别人。
除了大勇之外，玉枝和晓萌也在家里住了好些日子。玉枝是从辽宁抚顺下乡到东北一家林场的知青，因为与林场职工结婚生女而没能返回城市。后来林场倒闭了，他们把分到的树林出租了，靠着低保和租金过日子。玉枝离婚后仍与其前夫住在一起，两个人都到北京来打工。玉枝最初是姐姐找来的住家保姆，没多久她就另谋出路了。姐姐拉不下脸撵人，玉枝和她的前夫就像待在自己家里似的没有搬走。
晓萌是靠编织手工艺品为生的单身女人，她的男朋友在歌厅酒吧唱歌。晓萌和她的男朋友没有固定的居所，经常卡着饭点儿到家里来蹭饭，吃完饭就糗在家里过夜。在一次住院之前姐姐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委托晓萌保管，出院以后晓萌不肯把东西归还给姐姐，她本人也销声匿迹了。
从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姐姐的肢体就出现了变形。姐姐需要靠注射激素来缓解浑身关节的疼痛，她的风湿病也严重地影响到了心脏。姐姐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已经到了需要卧床休息的程度。可是但凡能下床活动，姐姐还是会让保姆搀扶着出去参加聚会，逛逛集市，尤其喜欢到外面去吃饭。
二〇〇九年因姐姐住院，欣开始管理家里的财务。在整理姐姐的东西时，欣发现了总共三十三万的借据。借债的人是吕某，他的前妻是姐姐以前的邻居林某。姐姐解释说曾把钱通过林某借给了吕某，吕某一直拖欠着不还。后来他们俩离婚了，林某又说吕某失联了，这笔钱始终都没有追讨回来。
二〇一一年元旦期间，我给姐姐打电话。姐姐自己的感觉很好，兴致勃勃地和我聊了好长时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通话竟然是我与姐姐的永诀。数日后哥哥再打电话时得知姐姐在三天前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病房，医生已经发出了病危通知。
姐姐在住院前几天就感到不舒服，先后去了两次医院，都没查出什么问题，直到第三次住院以后医生才发现姐姐有越来越明显的心衰和心梗的症状。医生安慰欣说用呼吸机起搏应该可以帮助心脏恢复正常跳动，可是次日凌晨哥哥打来电话说姐姐已经走了。
放下电话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泣不成声地给欣打了电话。欣说姐姐在去世前嘴角动了一下，好像想说话似的，突然间她的头一歪就过去了。欣对姐姐的后事毫无准备，姐姐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走完人生的道路，她没有留下一句话。唯一庆幸的是姐姐是在昏睡中离开人世的，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她都没有承受到太大的痛苦。十二年过去了，不知道在天国的父母是否已经见到了他们最牵挂的女儿，我的亲姐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