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锦乾电话上激动的表态虽为干涉供应商公司“内政”的不职业举动却让我不得不重视。看着中国时间尚早，我打给Fortune —— 我要了解他是否已经预先知道了苏锦乾对我解雇Jonathan的立场。Fortune直言他在一个多小时前Jonathan告知苏锦乾自己被解雇不能再为富士康服务后接到过苏锦乾的电话，他在电话上告诉苏锦乾错误的责任全在他自己而Jonathan是替他受过后，苏锦乾明白了决定是我做出的，当时表示要给我打电话，他没想到苏锦乾果真立刻就打了并且还情绪如此强烈。我从Fortune的话中听出了他在向苏锦乾解释时把他自己置于公司管理层之外而与Jonathan一起同为我的决定的承受者。既然如此，而且苏锦乾是他的重要客户，只要他还想做我将提升他的南中国销售总监的职位，他就要尽心地想办法去安抚苏锦乾。何况苏锦乾在我接起他的电话后并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而是在他自己情绪化的表达后就挂断了，我也就不必直接给他打回去。于是我要求Fortune与苏锦乾联系，转告他我不在国内并感谢我对他对公司决定的关心及保证乐波特华南团队对客户服务质量的承诺。
关于中国的责任安排，我与Fortune做过深入的讨论，也分头在电话上与Steve和姜力有过预热式的交流。姜力在加入乐波特后逐渐感到自己的风格与美国公司之间的差异和他仅靠做关系在高技术行业的局限，现在他没有了方达克的加持但头衔却升为“分销总监”，且他的责权范围没有变化并仍旧直接汇报于我，自然没有问题。我心里清楚Steve也会希望接替我在中国的全责，同时他也明白以自己的资历不易让Fortune甚至姜力信服及管理他们两位的难度。况且按照我的计划，他也会把Paul的华北地区与华东一起作为北中国区归于自己的辖下并依然直接向我汇报，我相信Steve能够看清大局顺利地接受我的决定。
通话时，Steve首先表态无论我的决定怎样他都会一如既往地全力配合，但他委婉地提出Fortune同时管理着华南和华西两个销售区还兼职全国营销总监负担过大。他虽然相信Fortune的能力，但为了平衡工作压力也为了兼顾曾对Fortune在一些移往成都的外资企业业务上与华西抢单而颇有微词的Sam的情绪，Steve建议我把华西也归于北中国区从而实现基本上的“划江而治”。其实，我在与方达克讨论中国责任归属时作出的把中国业务“三分天下”的决定就有相当部分是出于照顾Fortune乃至方达克的情绪的考虑，现在又正经历着解雇Jonathan带来的Fortune博文和苏锦乾电话的风波，尽管Steve所言有理且如果我必须把中国完整地交给一个人的话Steve当属最佳人选，我现在也不能再对Fortune的职责做任何新的调整。
果然是平和理性的Steve，他显然也在公司宣布我被提升为副总裁负责亚太后对自己的前景有过全面而且有层次的思考。听我告诉他关于中国的新的责任分配是我和方达克共同讨论并经过杰瑞批准的最终决定后，Steve立刻提出了他的看似备选其实是他真实的要求。Steve说为了能够尽快提高自己以便减轻我的负担，他希望公司能够资助他去读EMBA，为将来给公司多做工作进行能力储备。这是一个无论从乐波特倡导的员工不断学习的道理上还是从我拒绝了他前一个提议的情理上我都只能同意的要求，我心中暗自赞赏着Steve的追求和他向我提出他的希望的策略。于是我当场同意了他的请求，要他去了解与工作相关的EMBA的学校，同时提出了公司可以资助的条件：在保证工作和选择的EMBA项目经过批准的前提下，他必须先自己缴付学费，在取得B以上的考试成绩后由公司报销，且他在取得学位后要为乐波特服务至少五年，否则他必须偿还公司报销的学费 —— 我们当即在电话上达成了协议。
亚洲的周二在美国还是2月14日，我一早先与我太太和孩子们通过电话，祝他们情人节快乐。然后我边用早餐边浏览彭博社的网上新闻，刚好看到日本前日公布了去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数字，证实已被中国超越，首次失去连续保持了四十二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这条消息在我与日本团队见面前及时地提醒了我：尽管我法律上已是美国人，但我无论成长还是工作的经历都会让日本同事联想到我的中国背景，即使他们大多没有像我这样对经济形势敏感，或许普通日本国民也没有像中国民众带着强烈的民族情绪看待GDP，在这个转折的时期我都要对中日国力的变化保持冷静和低调，多表达对日本文化的兴趣和尊敬，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为了欢迎我访问乐波特日本并正式向他的团队介绍我，松本特地把日本公司中通行的每周一早上的“朝礼”在这周推迟了一天。我九点准时到达乐波特日本公司，与迎到楼下大堂的松本简单寒暄后跟着他上楼直接进了公司的大会议室，和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几十位东京办公室的员工见面。松本先用日语介绍我的职责和经历，其间他把手伸向我示意并说到“Sui-san”后所有在场几十个人像预先排演过一样几乎同时地向前倾身半鞠躬。在握手感谢过他又专为我能听懂而用英语重述的一遍之后，我对全场说：“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与乐波特最优秀的团队之一在一个令人尊敬并神往（admirable and fascinating）的国家共事，相信我们会一起发扬你们业已取得的成绩，一起为乐波特贡献我们亚太更多的份额。我自己也期待能够学习你们的丰富的传统和优美的文化，并希望能够经常与大家一起用清酒‘kanpai’（干杯）。”
随后，在松本办公室旁的小会议室内，我主持了我的第一次亚太销售例会。由于我还没有正式向中国团队公布新的责任归属，更没有与即将上任的三个销售总监进行工作交接，我在亚太会议上继续直接代表中国向在会上报告中国的销售情况。各国总经理和销售总监都在不久前与我在硅谷见过面，加上中、韩、和新加坡等几个东南亚国家都刚休完长短不等的农历新年假期，会上可以讨论的实质内容不多。我们分头报上了各自负责的销售预测，又简单地讨论过宣传新产品“中子星”的大型公共活动后，大家知道我当时身处东京办公室，于是就纷纷邀请我去与他们的团队见面。拉杰什甚至要借我访印的机会把全印度的代理商都召集到乐波特印度公司所在的班加罗尔与我见面，韩国总经理李柄柱则提出他有一个事关战略调整的重要议题需要与我尽快当面讨论。韩国的状况和李柄柱对我作为他新上级的态度也是我最关心的，而原定的与中国销售总监们的工作交接可以暂缓到下周，于是我当即决定，在东京与松本和他的销售经理们讨论好本季的销售计划后改道直飞首尔。
无论是银座、品川、还是新宿，凡在高楼林立的东京繁华地段，高层的景观（view）就是一种奢华。松本把我与他的管理团队第一次的晚餐安排在了离我住的东京湾洲际酒店乘地铁只需一站的汐留松下大厦41层的“东京鱼行”（Fish Bank Tokyo）。这是一家新式的海鲜餐厅，烹饪以法餐为基础却不受类别框架的约束，并融合日本烹饪的精致细节，由厨师从世界各地精心挑选的时令海鲜以现代风格展现四季的风采。每个包房里落地的大窗又把晚间灯火通明的东京塔完整地呈现在客人的视线中，让客人可以在几乎是东京塔半腰的高度上近距离地观赏东京这个高于埃菲尔铁塔的地标。
松本带着我和在东京的日本财务兼人事总监铃木伸一郎，关东地区经理小岛信昭，及分销经理桥本达彥同乘一部曾享誉中国而后被美产和德产汽车取代的丰田皇冠计程车，到了离乐波特日本分公司所在台场仅两英里的松下大厦与从大阪直接赶来的关西地区经理田中健之在楼下相汇后一同乘电梯上了四十一层。进到定好的包房，我按松本的安排坐在里面左手临窗并面对入口的座位，他自己坐在我对面右手临窗的位置。铃木在松本的示意后坐在我的右手边，而小岛则紧挨松本坐在铃木对面，桥本和田中分别坐在最远离窗子的桌子的另一端。虽与中餐的圆桌排列不同，但正式晚餐上的座次在日本也反映着出席者在公司的资历和地位。松本的这个安排，让我知道铃木在乐波特日本的位置，而关东地区经理小岛则因其负责的业务规模而自然居于三个销售经理之首。
经过了几年国家总经理历练的松本让我体会到了比我第一次在乐波特工作与他相处时更加的严谨和细致。他知道我当晚夜里十二点也就是乐波特总部达拉斯时间的周二早上九点我要参加CEO杰瑞的高层管理例会，就特意选了这家不仅景观无敌且烹饪款式新潮的高端海鲜餐厅。这里餐食是按人一道一道地上菜，从而既给了客人在等菜之间足够的交际时间，又保证了进餐的节奏。松本还向我推荐了一瓶2001年的山梨县甲周产赤霞珠，待服务生把酒拿来开瓶后又执意请我品尝认可。服务生把一瓶红酒分别给我们六个人倒好，大家按松本的提议与我碰杯欢迎我以一个新的身份重访日本。
猜测普遍健康长寿的日本人的年龄并非易事。我感觉在座的这个管理团队中，除了分销经理桥本看着明显年轻，其他几位都应和我相仿。但按照交谈中他们的自我介绍的工作经历推断，铃木、小岛、和田中都比我年长，闲谈中铃木甚至提到了退休和他的小孙女。也许是总经理的工作让他更显成熟，松本反倒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在我上午参加的销售例会上，我与除关西地区经理田中的另外几位都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也在线上听到了田中关于关西销售预测的汇报，我们用共同的第二语言进行业务交流都没有问题。在晚餐上相对随意的谈话中，尤其是谈到涉及日本的文化习俗等内容时遇到我听不懂的词，我们都可以在手机上写下汉字进行“笔谈”，从而体会到我们文化之间的天然的联系。
当时，中日关系经历了2010年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正在回暖，在座的人中除了桥本外又都去过中国，无论是出于对我的中国背景的礼貌还是由于我带领中国团队过往几年取得的业绩，他们开始关注的大多都是与中国相关的话题。期间铃木说到他在2008年曾去北京观看过奥运比赛，盛赞美好记忆后即提起媒体报道中国的GDP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我观察其他人似乎对此事关世界格局转折的新闻尚不知情，但我可以隐约感到他们向我祝贺时内心难以掩饰的失落，我也就一边感谢大家祝贺的同时暗自庆幸我早上已经及时得知了这条历史转折的消息，一边谈到1984年“十一”时我在天安门广场的国庆晚会上与被胡耀邦请到中国的日本青年代表的友好交流和日本对中国三十余年的无偿经济援助，向他们传递着我对日本的友好的感觉。
大家也会对我的职业生涯，特别是一个中国人怎样变成了一个美国人的经历表现出兴趣，由此话题也转入了我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在我与中国团队互动中谈到美国时，除了涉及乐波特或一些与管理和经济形势相关的内容外，我大多会回避谈论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甚至生活。我理解国人对于美国和像我这些与他们原本同宗同种却在改革开放后摇身变成美国人的华裔的纠结，即使在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三十年后，美国在大多数国人心中还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但我在日本同事向我问到美国时，我都会客观、中性，就事论事地回答。毕竟美国对日本无论是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还是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也是另一种特殊的存在，作为美国公司在亚洲的最高领导和他们的上级，我需要他们认同我的美国身份和我所代表的权威，也想在亚太逐渐营造一种淡化国籍而凸显乐波特企业文化和团队目标及成果的氛围，更要避免我观察到的许多我的“fellow Americans”（美国同胞）特别是那些白人“同胞”们在日本、韩国、乃至不少欧洲国家中有意无意表现的那种目空一切舍我其谁的救世主的心态。
松本精心选择的这家怀石料理式的改良法式海鲜餐厅和东京市中心的夜景加上彰显品味的日本特产红酒，让我们的晚餐既不失热烈的气氛又兼顾了大家初次社交的节奏，让我与日本核心团队的第一次交际的效果恰到好处，更保证了我能够清醒地提前回到酒店以便准备参加几个小时后杰瑞的高层管理例会。餐后我谢绝了松本他们要送我去汐留地铁站的好意，而选择了步行回去大约一英里外的东京湾洲际酒店，散步于清凉的晚风中正好让我回顾我与日本团队的一天的互动。松本安排他的核心团队在我上任伊始无论是在办公室的会议上还是晚餐中的交流，和他在与比他年长资深的下属们一起时表现出的轻松随和，都让我看到他的开放心态和成熟自信，让我在与他作为多年互相支持的同僚之后对他从另一个角度有了新的观察，加深了我对他和他代表的日本团队的信任。联想到我开始带领美国团队开发无线通信销售时的忐忑和三年前被空降到中国初期的无助，我感到自己于日本团队见面前的多虑。对其他文化的尊重自然必要，但我要时刻提醒自己有意识地避免被我在中国的三十年间被植入在思维深处的说教的影响，从容地面对更广泛的国际职场和商业环境，才是保证我向我的所有亚太团队代表乐波特公司的关键。我对即将与李柄柱和他的韩国团队的见面充满了期待和自信。
回到酒店后进到邮箱，看到杰瑞的助理Liz不久前群发给杰瑞手下其他“C”字头和VP的邮件，通知原定两个小时后的高层管理会议临时推迟七个小时，改在东京时间次日早晨七点进行，并且议程不似常规的例会而是由杰瑞向高管们提前宣布一个公司的决定，要求所有高管务必准时出席。我心中好奇着杰瑞的决定是什么，但我可以再多一些时间预习我将第一次代表亚太向高管们报告亚太业务，让我感到轻松。我吞下两片褪黑素（melatonin），希望尽快入睡以便早起参加会议，但我无法猜到杰瑞特地选择在几个小时美国股市交易日结束后将向他的最高管理层提前宣布的是一个事关乐波轨迹转折的决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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