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前，我在一家外资企业担任小职员。我的大老板--销售市场总经理，是当年叱咤三资企业管理界的风云人物。作为中方的代表参与了和国际著名医药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的所有谈判及过程，因为其出色的英语口语及经商才能，被外商看中被挖过去成为了外方的销售总经理，然后经过几次跳槽，到了我们公司担任销售市场总经理，当时年薪1百万人民币。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上海地铁一号线终点梅陇的商品房单价约1000元每平方。按其收入，一年买个几套房是小菜一碟。当年老板给我们开会打鸡血，说好好干，有一天你们也会成为我一样的成功人士。当时傻乎乎的，就信了。但毕竟古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逐渐的，就了解到了很多老板的黑幕。当年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母公司给了大概一千万每年的市场开发及广告宣传费用。结果老板把自己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组织起来，但凡能进公司的，都招进来当了副总或者主任。学历不够，不能招进来的开了一系列的广告公司，策划公司，把总公司的营销预算给贪得十之八九。又在销售业绩上搞小动作，骗公司奖金，后来东窗事发，因为种种原因，公司并未严格的走法律程序，只是让其自己卷铺盖走人。于是他带着赚来的万贯家财，华丽转身到了下家公司，继续相同的操作，继续祸害下家公司。而外商因为这事丧失了对本土人士的信任，再加上几年的投资基本都打了水漂，在几年后最后决定彻底退出中国市场。现在看起来，这种事，在当年，在现在，在国内，在国外，在私企，在政府，都是普遍现象。但对当时小白的我，却是极其震撼，以至于我决定“弃暗投明”，投奔“法纪严明，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
初来驾到的几年，真的感觉太好了，连呼吸的空气中都散发着“法纪严明，民主自由”的味道。但同样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对西方社会文化的了解，随着自己在国外阅历的增加，感觉却越来越不对头。起因是2008年后，在研究次贷危机没在加拿大发生时，对加拿大的银行历史略微做了下研究。在加拿大的金融历史上，曾经是保险公司几家独大，银行的业务及规模跟几个保险公司比都相差甚远，因为历史上银行的业务受到了很多规定的限制。然后有一位加拿大的经济部长minister of finance,做了一系列的骚操作，解除了约束银行业务发展的条条框框，以至于银行规模急速增长，最终超越碾压保险业保险公司，形成了现在五大行的状态。而这位经济部长则功成名就后，低调地去了某个大银行当了董事。而最近保守党领袖poilievre在和土豆就加拿大的食品价格，通胀的撕逼大战中，互相指责对方有现役或退役官员参与了大型零售商Loblaws的业务，从中获利。
这事在南面也是相当普遍。宪法大街，宾州大街上的咨询公司里的雇员，说客或老板里的绝大部分（90%+？）和政府现任或前任官员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但凡看过美剧纸牌屋的应该都很熟悉。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的故事虚构。
早年在天朝经历的是赤裸裸的黑，现在在西方经历的是更隐蔽，更高级，更深层次的黑。天朝讲究的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有钱不拿，人走茶凉。西方讲究的是契约精神，你现在给我权，我将来给你利，你现在给我利，我将来给你返利，都是权和利的游戏里的潜规则。
天下乌鸦终究是一般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