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嗅觉正常的人感到舆论场上的臭烘烘的，以嘴代菊的喷粪群体隐隐已成气候，中国民族到了最不卫生的时候了。这帮以粪做旗的混混，泼粪莫言、抹臭农夫山泉，顺带还熏一下清华大学，以至有人惊呼“屎位升高”了。
江河湖泊的水位在汛期才会升高，水位线是防汛或抗旱的重要指标，而“屎位线”是舆论环境是否健康安全的警戒线。当屎位线淹没莫言冲刷农夫山泉时，意味着社会的排污管爆裂，言论的化粪池爆盖，人们都泡在粪水里。水灾过水位警戒线后，有个行洪过程，等洪峰过后重建家园；粪灾来临时，却不知“粪峰”行秽何时结束，屎位线怎么降低。洪水是天灾，粪水是人祸，水灾是季节性的，粪灾是却伴随四季，抗粪救灾比抗洪抢险更艰难。
后发国家发展的硬指标是GDP，软指标是化粪池，温饱很重要，排泄处理更重要，饭是铁，粪是钢，所谓暖饱知礼节，抓好代谢循环才是文明社会的综合指标，屎位线比贫困线更准确地描述一个社会的总体贫困程度。像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游客不会研究人均GDP确定其发达与否，而是从满街污水横流，排泄物未经处理散发出来的原汁原味来判断他的文明程度。前现代国家进入现代门槛才初步解决了吃饭问题，不但从“吃饱”向“吃好”发展，而且在穿、住、行方面有所追求。但吃饱饭以后的排泄物处理，也是一道门槛，管头不顾腚，早晚会溅粪沾身。现在想泡臭莫言农夫山泉的群体就是社会排泄物，排污处理没搞好，必是一个臭烘烘的世界。
在化肥问世前的农耕时候，“庄家一朵花全靠粪当家”，吃与排形成原始的内循环，每个人都是能行走的造肥机。要在自家土地上拉撒，“肥水不流他人田”是最朴素的产权意识。胶东大地主牟家对讨饭的穷人很慷慨，因为牟家方圆几十万亩地，讨饭的肥料也会留在牟家田地里。当时的懒汉就幻想着成为一种“造肥永动机”——屙的肥料卖出好价钱，足够买烧饼，人可以靠肥料剩余价值养活自己。这理想由麝香猫实现了，它靠排泄出的咖啡豆制成的“猫屎咖啡”，养活了自己和主人。科幻大片《沙丘2》可能受“造肥永动机”的启发，各星际都在争夺一种奇异的香料“美琅脂”，就是沙虫的排泄物。排泄物可以变废为宝，无限夸大只能是科幻了。庚子闹拳匪时，老佛爷不知动了哪根玄幻弦，明知拳匪只是社会底层排泄物，却病急乱投医，把义和团当“人中黄”给大清治郁积，以为“民愤（粪）可用，民气（屁）涤肠”，结果，大清被沤在粪里了，朝廷屁滚尿流。老佛爷被熏醒了，下旨意与洋人联手除污清粪。慈禧的意识太超前了，国人虽然是一盘散沙貌似沙虫，但没有“沙虫”的特异排泄功能，排不出“美琅脂”那么迷幻的屎。老佛爷放粪出坑升高屎位，淹了国本，不可逆转地走向覆没，追根溯源，大清是被义和团这滩屎撑死的。有件事很有象征意义，大清帝都直到闹义和团时还没一间公厕，更没有公共卫生概念，八国联军进京后，开始管理公共卫生，建了公厕，从此皇城根下的人们逐渐告别了随地大小便的奔放生活，开始系统地管理排泄物了，才有“首善之区”的赞誉。
人们回忆过去贫困日子，“那时连垃圾都不多”，旱厕都被农民划分了势力范围，不能越界扒肥，大粪仿佛是战略资源。化肥普及后，排污设施、化粪池管理成了文明城市的重要指标。改开以后，国际贸易上进出口两旺，生理上吃喝与排泄通畅，捡垃圾的贫民也能吃饱饭了，治理环境污染引向纵深，在跟雾霾、海水污染、达标排放、碳排放做斗争了。蓦然回首，舆论场的屎位却急剧升高，排污治理、达标排泄、化粪池管理等问题依然严峻。“战马行动”“毛星火”这些蛆爬出粪池，“化粪池满蛆先知”，说明中华民族到了该讲卫生的时候了。
老胡、司马夹子金灿荣、张张维为等被坊间誉为“养蛊”家，其实是高估了他们，因为“妙方易得良材难求”，蛆虫很难练蛊，凭他们那点手艺，只能粗制滥造些“粪制品”，梦想着“以臭克敌”。但看这些“粪制品”的实战试验，反呛制粪者是一大亟待解决的副作用，老胡都给呛出眼泪来了。屎位线升高后，必须克服“屎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卡脖子的难题。老佛爷当年没玩转的，还看今朝吧。
2024.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