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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原：吃人的故乡
原叔按：这是我12年前写的一篇专栏。因为提及文革，国内报刊没一家敢发，出版社也拒绝将此文收录进我的书。我18年来写过数百万字的专栏，在尺度拿捏上算是江湖老手，这篇却是我被枪毙的惟一一篇，立此存照。距1966年5月16日那个著名的日子已经过去五十年了，我没忘记那截往事，希望你们也没忘记。
最近闲淡无趣，居然研究起文革来，夜夜下了班后，像胖蛆一样横在床上，研究师东兵的《前所未闻的周恩来》，那里边的史实是熟稔的——我多年前就研读过叶永烈的《历史在这里沉思》，只是写法有些新异和妖诡。
读着便容易恍惚。文革过去几十年了，而我关于这个人世的最早记忆，便是周恩来去世的时候。1976年的隆冬，我被父母从温暖的被窝里拖到操场上，见一群人排着队哭，广播里放着古怪的音乐，我不懂得哭，只是在寒风中吸溜着鼻涕，恐慌地仰头看着他们。那时我不到两岁。有个哲学家说人的最初记忆构成了他的生活基调，所以我一直阴郁、悲观，见到棺材虽不掉泪却会腿软，生理反应类似于一些见血就晕的人。
但我始终躲不过那原罪式的记忆，如同我们这代人躲不过文革。这么多年，文革渐渐被遗忘了，政府不提，民间也不提，如同一截腐烂在田野的麦穗，生活这么欢畅，说那劳什子作甚。
最近看了一段文革期间的史实，里边说了当时如何杀人、吃人，有个生产队队长还介绍人的哪些脏器更为鲜美，他比较推崇的是肝。我冷血，看了只是笑哼。后来脸色却逐渐肃杀起来，因为里面出现了一个地名，那是我的故乡，广西东北部的一个小城。
这是我的故乡么？造反派活埋人，预先挖好了坑，令母子躺下去，还淫亵地逼迫儿子趴在母亲身上。一锹一锹的土扬下去，儿子说：“受不了这样的死。”长身而起。造反派一枝铁梭当胸掷去，连肺生生拽出，儿子立仆。
旁人或不信，我却知道是真的，因为许多年前，我父母跟我讲述过这事。
还有一桩，是造反派攻打矿务所，大胜，擒回一批战俘，有个著名的工程师惨遭灭门。他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凡经他签字的锡矿，出口时都是免检的。父母亦说过此事。
电影《枫》是反思文革的经典电影。但是从官方到民间都保持缄默，鲜少提及这部电影。
我的故乡民风野蛮，地处桂粤湘交界，古时盛产匪徒，文革来了，匪子匪孙们竞相出洞。我家是住在学校里的，学校也有匪。那时有个老师看上了一个女子，女子不从，这老兄便率一帮造反派挥刀呼啸而来，把别人剁成肉酱。老子英雄儿好汉，他的儿子曾将我的一个小伙伴推进河里溺死，不过这父子俩后来都是暴死，想是报应罢。
我中学时的一个老师也是匪。他当时是造反派头目，某日部下捉来一人说是小偷，他说：留只耳朵下来。手下便持杀猪刀依令行事。文革后苦主登门算账，他却依旧死犟拒绝赔偿，其实去市场买只猪耳朵赔也不贵，我不知道他为何这么悭吝。记得我上中学时，他喜欢在皮鞋上加铁掌，走起路来喀嚓喀嚓，仿如党卫军。我们在课堂上正嬉闹，听那达达的蹄声自长廊深处传来，立即鸦雀无声，这师道尊严，让人仰慕得要尿裤子。
文革的惨剧，其实无非是我们这个民族兽性的一次爆发而已，所以我们这代人从降生始就开始对人性抱有狐疑。倾轧、厮杀或者栽赃，在那个时代都是常见的事。
我童年时一个邻居的孩子，因为父母被批斗，便忿然在货车尾上写反标，派出所来查时他竟诬赖是我们兄弟写的，那时我虽是本县著名神童，会写三百汉字，但身高却无法抵达写反标的位置，我哥哥亦一样，而且我当年肥胖如妙龄乳猪，我哥的瘦弱之躯也断不能扛我起来写反标。亏得警察叔叔英明，否则我就成为建国以来最年轻的囚犯了，所以，我从不信什么儿童是最纯洁的之类屁话。
那十年，是国之大殇。我每想起文革就会想起故乡，想起那些哀号的惨叫，所以，竟渐渐地不爱故乡起来。武侠作家梁羽生是我外婆家那一带的人，他父亲是地主，土改时，一日他从桂林的学校里徒步回家，遇见一旧人，那人说：你父亲刚被镇压了，他们正四处捕你。梁羽生魂飞魄散，当即亡命香港，数十年后，据说，他对故乡很是漠然。
《枫》剧照。
顺便说一下，我的故乡唤作钟山，南京的读者看到这地名也许觉得亲切、典雅、旖旎，因为会想起紫金山。而我在那里生活过17年，盘附在记忆中的却只有枯黄的荒野和凄厉的风声。故乡出过那么多吃人的英雄，我想，多年以后，他们应该成为民间的美食家了罢。
（本文写于2004年2月24日）
刘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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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作家、前媒体人，著《丧家犬也有乡愁》、《领先处男半目》、《丢下宝钏走西凉》流氓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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