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兒在香港ben1中學讀書，明年下半年就要參加DSE大考了。
最近，她的中文老師給她一個功課，要她看看余華的《第七天》小說，然後寫一個閱讀報告。我女兒跟我聊到此事，要我給她一些想法，說說余華這個人以及《第七天》這部小說。
我算完成女兒交代，就認真看了余華的《第七天》。算是完成女兒的功課，聊聊我對余華等這批海外作家的不成熟的看法。
余華作為中國現代文學比較親西方流派的作家，寫作風格與傳統的中國古典小說相比，可謂大相徑庭，顯示出當代中國文學創作者，深受西方文學寫作流派的影響，才會有這樣的令大部分西方人看得懂，少數中國人看得懂的文學作品。
老實說，他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莫言小說一樣，比如他的《第七天》，在刻畫中國現象的描寫上，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但卻難登中國主旋律文學的大雅之堂。
這算是我完成女兒交代的功課：
一、余華的《第七天》小說，既借鑒了西方文學的荒誕主義的寫作手法，又把中國人對死亡的紀念日，比如“頭七”的傳統說法作為小說的名字，可見余華既是一位骨子裡有著中國傳統文化習俗的鮮明底色，又有著大追求西方文學寫作技巧的複合型作家。
這也許是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打開國門，更多從事文學創作的人，吸收到西方文學的創作手法後，才有的獨特文學現象。
比如早年旅居法國的華裔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的得獎作品《靈山》系列，都能看到中國傳統小說描寫技巧與西方寫作風格完美結合的影子。這無疑反映出中國文學正逐步被世界認可的標誌。
我不知道，與余華的《第七天》相比，同樣是藉古諷今，藉鬼說事，當年的蒲松齡《聊齋誌異》之《畫皮》系列，看待現實社會的角度，兩者呈現的是完全不同的感受。蒲松齡是既看見樹也看見森林，比較客觀溫和；而余華則看見樹就認為森林也是這樣，比較絕對辛辣。
如果說，蒲松齡筆下的鬼的故事，刻畫了現實社會人們的善良以及欺善怕惡的思想情緒；那麼，余華的人物描寫和故事，基本揭示出當代中國社會眾多充耳不聞的潛規則現象，以及無可奈何的一種悲鳴。看完《第七天》以後，感覺有點今不如昔。
反觀蒲松齡的單一情景式的小說描寫，今天的人，也許覺得不夠深刻，西方人或覺得乏味；但余華的多線條的人物故事，可能滿足到西方人的閱讀習慣，以及對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問題的極大興趣，才有了小說的“由外而內”的轟動效應。
準確來說，《第七天》更受西方人的喜愛。這也許是余華對中國小說寫作進入世界的一個貢獻。
二、余華的《第七天》小說，說出了一個人類的共同問題，即是人性的普遍弱點：任何時候，人類都是考慮自我第一，然後才是大家。
我記得，美國學者卡耐基曾經寫過一部很轟動的著作《人性的弱點》，幫到很多人在現實的世界，學會打拼，戰勝自我，成功做上了人上人。
這與中國老祖宗的智慧，比如“個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以及“對人且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還有成語“熟視無睹”的忠告，其實沒有什麼兩樣。
看了《第七天》也是一樣。現實中的等級生活令人無奈，到了陰間還是如此，還是有著各種不平等，人們早已習以為常，熟視無睹，以至於“死無葬身之地”。感覺陽間和陰間都活得很累，這是為什麼？
我覺得，余華是想通過“後死亡”（李怡評語）的荒誕無稽寫作手法，向一個暫時無法用更好的武器打敗的現實社會，表達自己的一份呼籲，應該是希望人們警醒起來，做回自我，找回自己的權利，而事實上做不到的。
原因很簡單：
我們這個漢民族幾千年來，就是一個趨利避害的民族，每個人都考慮自己，考慮家庭，考慮孩子，如果這三樣得到了，一般人是不會考慮社會是怎麼回事的。
余華的《第七天》小說，也許很形象地讓西方社會，看明白了中國是怎麼回事，中國人是怎麼回事。
進一步說，東方社會的“只在乎個人家庭和子女的利益不受侵犯，其他的一概不管”，與西方社會的“在乎自我主體價值與社會公平和正義”，形成巨大的反差，這也許是東西方社會最大的不同點。
所以，我相信《第七天》小說的發表，在西方社會一定引起人們對中國的廣泛思考，而不大可能令中國人有什麼思想觸動。這是否就是所謂的“墻裡開花墻外香”的意思。
三、余華的《第七天》小說，作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一個現象，說明當代的中國文學創作者，已經不再100%繼承前輩的中國傳統文學創作手法，而是中西合璧，洋為中用，就像小說《第七天》裡的多線條描寫，如“我”與“我的女人”，以及“社會形形色色之人”的各種衝突，頗有電影蒙太奇的畫面式手法。
看得出，作者很想把中國的問題以西方人看得明白，聽得清楚，展示給全球各種膚色的人群，一如她的電影、繪畫和民間工藝，呈現出極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這無疑是中國文學和藝術的一種進步，也是無法阻擋的中國人天生的崇洋媚外的倔強特性，以及希望打破“玻璃心”的一股潮流。
余華之路雖然坎坷，但余華作品在海外的轟動，還是給了墻內人很多的振奮，這倒是真的。
我感覺得到：只要中國開放，中國文學就有機會。早晚或被世界認可和欣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