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春晚是在1984年。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就是为了看春晚买的。
那时候我们住的那排家属院只有杨广德和张建峰家有电视机，他们两家就成了家属院的公共放映室，《上海滩》、《霍元甲》……令我们这帮孩子趋之若鹜，电视银屏前一群小伙伴眼似金刚，不动不摇，在教室里哪里会有这等表现！
张建峰两口子都是老师，又是和父母一个学校的，还是我们的邻居，于是我和弟弟晚饭一扒拉下肚，拔腿就进了隔壁，不用主人让，自己搬个凳子，在电视机前坐定了，一坐几小时，目光依然炯炯。但除夕那晚例外，父母明令我们不能去，合家团圆了，要吃年夜饭了，这时候还串门子，那也太不把自己当外人啦。
1983年央视第一届春晚播出，张老师夫妻俩都是音乐老师，他们对春晚的感受就愈加生动，正月串门，他们的复述也恰如一场表演，我们更加眼馋，啥时候我们也能看到正版的春晚呢？可，就是我这个不当家的，也知道父母要供养我们四个孩子，还要赡养爷爷奶奶，还得接济舅舅……父母每月的几张大团结就现在的用项分配起来已是一道复杂的数学题，电视机想挤进来分一杯羹，难啊！
我和弟弟照旧每天去张老师家看电视，回家后还念念不忘，抢着讲剧情，我们没有提出让父母买电视机，但我们一说到电视，眼睛里迸发的熠熠光辉亮得父母不忍多看……
眼看到了年底，大人们置办起年货，他们一下子花钱大气了，平时省吃俭用好像就为了过年花的，这也是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天天过大年的原因。一天晚饭后，父母叫住了又要跑出去看电视的我们，很郑重地说要开一个家庭会议。我和弟弟刹住了脚步，这可是父母第一次让我们参与家庭事务的重要决定啊。当父亲说出要在年前买电视机的提案，立刻全票通过，我和弟弟举双手赞成。但我们高兴得太早啦，真正的议题在后面呢。父亲说，买电视机还差200元，他已经和五金门市部的经理谈过了，经理答应父亲先把电视机抱回家，余款一年内分期还清。这样，家庭的每个成员都要定一个省钱计划……家长就是家长，父亲从散发烟草味的上衣兜里掏出一包烟拍在桌子上，粗糙的手指摩挲过劣质烟盒，刺啦啦地摩擦过我的耳膜，就听他宣布：“我戒烟了！”这句宣言真如一声春雷！他缓缓松开烟盒，因长年吸烟熏黄的食指和中指灼烧着我的眼睛，眼前变得雾蒙蒙的，好像父亲又在饭后点燃了香烟，悠然地吐出一个个烟圈……父亲的烟瘾很大，每天要抽两包香烟。
父亲一星期要讲四十节课，咽喉的超负荷运动让他患上慢性咽炎，母亲曾在他咽炎发作时多次劝他戒烟，可他炎症一下去烟瘾又上来了。父亲的带头表态鼓舞着我，我一激动，也表态：“那过年时，我不要新裤子了，妈妈的咔叽布裤子翻新，改一改也像新的。”母亲笑了。
抱回电视机那天，我们家就像提前过年似的。张老师当仁不让成了技术指导。因为父亲在县里是有名的好老师，五金门市部经理让我父亲抱回了两台不同品牌的14英寸黑白电视机，让我们试看，哪台效果好就留下哪台。张老师和其他几个邻居帮忙在房前的院子里竖起了一根高高的杨木，上面架上天线，张老师在房顶调试天线的方向，我们跑出跑进报告电视画面的效果，出现最佳画面时，张老师才固定住天线。
选择也难啊。两台电视机的效果差不多，我记得一台是江苏无锡产的红梅牌电视机，一台是内蒙古电视机厂产的天鹅牌电视机。由于张老师经常鼓捣录音机、手风琴，还会弹钢琴，我们就认定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最后还是张老师拍板：“就买‘天鹅’吧。这是贵重东西，万一出了毛病，‘天鹅’的厂子就在咱们内蒙古首府，离咱们县也不远。好修。”
这年春节时，我们家真的如同飞来了一只天鹅，我和弟弟在小伙伴面前也趾高气扬的，好像自己也成了天鹅。1984年的春晚如期而至：相声《宇宙牌香烟》，歌曲《请到天涯海角来》、《回娘家》、《阿里山的姑娘》、《我的中国心》，小品《吃面条》……
第一次看春晚的记忆就这样刻录在了记忆里。
发表于2014年2月10日《内蒙古日报》，原题目为
《春节飞来的天鹅》；2016年第4期《盲人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