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的接待站住下后，第二天，我和谢萍跟爸爸的的学生们一起到接待站附近一个专门交换毛像章的街市上闲逛。我们跟着不少人羡慕不已地围着一个穿着军大衣的瘦高个儿男士，他的军大衣右边贴身一面挂着的不同形状和尺寸的毛像章，他不时撩开棉衣露一下他拥有的毛像章，不时紧紧用棉衣裹着身体四处观看那些手里拿着一枚或几枚毛像章的人，看到自己中意的，他会主动询问是否愿意交换，然后亮一下他棉衣内襟上挂满的大大小小的毛像章。我和谢评一直紧紧跟着他，耐心等机会，希望能看清楚他到底有多少毛像章。我们跟着一位与我们一样着迷的爸爸的男学生，他也一直在跟着那个穿着军大衣，有很多毛像章的男士。最后，那个男学生终于壮起胆子问那个穿军大衣的人是否愿意跟他交换，他指着自己挂在胸前的一个粗糙的直径至少一寸的大毛像章，那人撩开衣襟问他想换哪个，他说想换那个红色的最小的闪金光像章。那人十分鄙夷地说：
“想换这个？没门儿！”然后继续向其他人炫耀起来。
爸爸的学生很失望，开始向其他交换像章的人走去。我和谢萍不由自主地跟着他在人群里四处转着，看着。不一会儿有个小个子男人走到爸爸的学生面前，告诉他如果他愿意用自己的大像章加一斤粮票或一块钱他可以换一个闪金光的像章给他。爸爸的学生接受了他的要求，小心地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一斤粮票，取下自己胸前的大像章递给那人，那人把一个红色闪金光的毛像章给了他之后马上快步离开了。
那男士拿到闪金光的毛像章爱不释手，我和谢萍也得以大饱了一阵眼福。我们都很满足，回到接待站，大家都争着看这个男生换到手的闪金光的毛像章。
那时毛像章很热，从小于一分硬币到巴掌大小，在那青灰色的年代都是很抢眼的装饰品
吃晚饭时，那男生才发现自己放钱和粮票的包没了！他急得四处翻找，还盲目地跑到那个毛像章交易市场询问，没人告诉他任何线索。他失望地回到接待站，急得哭了起来，串联队的所有人都为他难过不已……
那个年代，粮票和钱都是很紧缺的，成年人每个月只有27市斤粮票，串联学生的伙食费由国家按每天3毛钱发给，参加串联的人最多可以领取三个月的粮票和串联费，大家都没有多少可以资助别人的钱粮。爸爸安慰了被盗的男生，告诉他大家可以凑够他回家的钱和粮票，他只能回家了。他没有选择，哭着接受了爸爸的安排。爸爸把学生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为同学捐款捐粮，大家各尽所能，很快凑足了他的回程所需，次日，大家一起送他到火车站，与他挥泪告别了。
在火车站送走那位男生后，我突然感觉没精打彩起来，整天不思吃喝，浑身发软。爸爸带我去看了医生，医生说我感冒了，扁桃体肿大很厉害，给我注射了青霉素，要我好好休息几天，继续注射青霉素，为此，我们只得继续呆在接待站里。这一天是2月8号，是1967年农历的年三十。
那时“过革命化春节”口号已经吹响，各地都没有什么庆祝活动，如果不是接待站特别通知串联学生们，三十夜有加餐，接待站特别为红卫兵小将们提供了一道肉菜。谁都不会注意到这一天是大年夜的。
遗憾我没有食欲，只吃了碗稀饭，这是厨房专门为我煮的病号饭。
连续注射了三天青霉素后，年初三，我感觉完全正常了。一早起来就兴冲冲地去见爸爸，告诉他我们可以步行去北京了，因为我已经完全好了。爸爸问我是否准备好走远路了，我做出大步走的姿势，自信地笑着对爸爸使劲点头，爸爸摸着我的头笑了。当晚，爸爸召集学生们开会，告诉大家明天一早我们继续步行北上。
那时似乎没有全国地图，串联学生们来自四面八方，东西南北四处行走流动，无论在哪里，在那个接待站，从来没见过谁有地图。串联的人们通常是到接待站后，在接待站获取必要的信息以确定下一步行动。接待站通常会在接待处挂一份当地绘制的与周边县市连接情况的简易地图，通过接待站提供的地图可以了解当地与周边地区连接的方向和里程信息，有条件时与不同地方来的串联队交流信息和经验，然后根据了解的信息和自己的串联目的地选择决定下一站的行走路线。
在长沙，爸爸已经了解到的长沙到平江的公路距离为七十多公里，他决定我们到平江县分两天走，到平江县后再决定往北京方向走的下一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