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亲戚朋友中有不少老三届，即文革前的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今天讲讲那个特殊年代中发生在他们一些人身上的故事。
亲戚A，68届高中生，喜欢写日记。文化大革命时在日记中写了对文革的不满，结果被人偷看并揭发，打成现形反革命。上山下乡开始了，他被学校押解到贵州乡下去插队落户。贵州乡下的人一看来了个现形反革命，吓得要命，坚决不肯接收。他们说，现形反革命我们对付不了，坚决要求将其退回上海。结果A只得由原班人马原路押解回上海。A后来被分在里弄生产组踩缝纫机。
亲戚B，68届高中生，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在三反五反中已经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关入牛棚，家中只有不工作的老母亲一人。上山下乡开始了，B想，象他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到了乡下是不会有出路的，只会永远待在乡下不得翻身，所以根本不想去乡下。但学校和里弄天天要到家里来动员，怎么办？他想想父亲已经进了牛棚被管制，老母亲一人在家，工宣队大概不至于对她怎样，所以决定“躲”。每天一早天还没亮他就离家出走，晚上天黑以后才悄悄地溜回家。这样试了几天后，发现动员的人没对他妈妈怎么样，所以更坚定了他把“躲”进行到底的决心。他这样每天早出晚归躲了不知多长时间，直到没有人再去他家动员为止。再后来B也被分到里弄生产组踩缝纫机了。
朋友的哥哥C，67届高中生，家庭出身资本家。他人很活络，虽然出身不好，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学校里担任造反派头头，叱咤风云。毕业分配时他被分在上海工矿。77年高考开始了，他和其他很多人情况一样，考得高分但落选。C没有等闲视之，他和一大群和他有同样遭遇的老三届高中生每人头颈里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自己的高考分数，天天坐在上海市政府办公地方门前的马路上示威。不知他们到底静坐示威了多少天，后来上海市只得扩大招生，把一大批高分的老三届和其他出身不好的人扩招了进去，包括他，也包括上面提到的我家亲戚B。
以上的几个故事听起来很荒唐，令人无奈。下面的几个故事就很悲惨了。
同学E，68届初中生，家庭出身革命干部。文革初期E的父亲被打成某大学“三家村”中的一员，因为受不了迫害侮辱，同E的母亲一起在文革初期就双双自尽了，留下年幼的E和两个弟弟与年老的祖母相依为命。E的外婆为此哭瞎了眼睛。后来，E认识了来上海串联的新疆大学生，17岁的她远离上海嫁去了新疆，永远地离开了那片伤心之地，以后再也没有迁回上海。
同学F，68届初中生。上山下乡开始后，跟着其在其他学校就读的哥哥一起去江西农村插队落户。他们去的那里是深山老林，非常偏僻，以前是麻疯病人隔离的地方。在那里看病要翻越九座大山才有诊所，在山上看山下的人像火柴盒子里的火柴一般大小。F的哥哥生病发烧没有药，得不到及时治疗，在乡下去世了。他的父母把F从深山老林里领回了上海，而他的哥哥就永远地留在了大山里。F78年考入大学，但他很少参加中学同学聚会，也极少有人知道他家是两个人出去，只有一个人幸存回到了上海。
同学G，68届初中生，家庭出身革命干部。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母亲因为受不了精神上的迫害和压力，诱发了精神病。插队落户一开始时，G只好去下乡插队，后政策改变，他得以回到上海照顾患病的母亲。高考恢复后，G经过努力总算考上了研究生。
EFG的故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个例，但这几位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同班同学。
以上ABCG后来都来了美国，回想起这些荒唐事，没有一个人想回国去(探亲旅游除外)。
唉，中国啊中国，一声叹息!
还有两个很荒唐或很悲哀的故事，因为当事人不愿意曝光或怕当事人见到会不高兴就不写了。唉，虽然他(她)们都已走出国门，留下的是一生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