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23) 汪公指點江山
1986年8月初我接到徐鵬飛電話，汪道涵要我去一趟，有事交我辦。此時汪已卸任市長，當了市府顧問。同時曾慶紅帶隊的市府考察團，預定8月底到香港，所以我原本就要去上海接受任務。我8月16日到上海，與汪電話約定次日去拜會他。第二天我到康辦103室，汪說他有出訪計劃，先到香港，再赴舊金山、溫哥華。在香港三天他要見中文大學校長馬臨、霍英東、鄧蓮如等十幾個名人，囑我與上述諸公預約排期。其實這種煞有介事的會面談的全是空話，但這是大陸高官的面子。
汪交待了他出訪計劃後，說了一大套「當前形勢」。汪一開口就滔滔不絕，他接觸最高層，內容涵蓋中央大計，也體現他個人的思維邏輯，我回家盡量回憶留下一個歷史記錄：
小平同志今年6月有幾次講話，提出要研究一下政治體制改革，要處理好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關係，處理好黨和政的關係。我國政治體制的一個重要弊病就是領導權力過份集中，決策制度不健全。歷史上一切失誤中，決策的失誤是最大的失誤。「一著不慎，全盤皆輸」，大躍進造成不僅物質財富方面可以計算出來的損失，更有無形的，不可計算的人們精神狀態方面造成的損失尤為嚴重。文革是誤國殃民，至今還不得不化大力氣去消除其惡果和影嚮。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極重要方面是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真正實行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決策失誤導致第一是不正之風範圍擴大了，紀律檢查中反映不少問題；第二是權放不下去，黨內的工作代替了政府和行政，由此又關係到意識形態口號該怎樣提出。提共產主義，太遠了；提社會主義，又如何解釋；提愛國主義，太泛，資產階級、資本主義也有愛國主義，中國的愛國主義是什麼內容。
有認為影嚮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很重要因素是「不正之風」，它究竟是甚麼原因造成的？內因是起決定的因素，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作風的侵入，至多是外因。內因在於封建主義思想殘餘仍然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思想領域有著嚴重的影嚮。最近萬里對現科學有個講話，蘇紹智有篇反對封建主義文章，以及王若水的幾篇文章，談人的作用，人與人性的問題，登在文匯報上，都是從意識形態，政治角度談改革。你們可以看一下。
其次，經濟問題主要是物價，現在物價不合理，要不要調整？有認為形勢不管怎樣，物價相對穩定是好事，因此，物價的調整，特別是生產資料的調整要慎重。另一種看法是生產資料的價格一定要調整，特別是鋼鐵、煤炭、石油的價格太低，影嚮原材料生產的積極性。有兩派，一派說不可以調，否則工業品、農產品價格都會波及，影嚮國計民生；一派說非調不行，否則經濟不能發展，實際上價格已有浮動，很複雜，問題太多，不可不慮及此。
議論之三是文化問題，文化界提出相應有個文化建設。提出了要寬鬆的社會空氣，寬厚的態度，寬容的胸襟，這三寬即文藝作品的題材、風格、流派、樣式應該多樣化。多，指文化藝術的繁榮。最近出了些對國家領導人的漫畫，引起強烈反嚮。有贊成，也有反對。不少人不接受，認為是醜化國家領導人，國外對國家元首的漫畫不少。領袖人物上漫畫，說明領袖人物也是普通人，是在我們週圍生活著的人，不是親近不得的「神」。可是我們認識跟不上，認為是對領袖不尊重，其實是封建思想的反映。要使人們改變一下漫畫欣賞的習慣，有利於發揚民主空氣，密切黨和人民的聯系。要古今中外相容並蓄，要辨別比較，也要引導。
關於上海當前工作，生產上不去，物價壓力大，外資引進難。中央對上海批准三十二億投資，十五至十六億用於城市基礎設施，九至十億用於技術改造，七億用於第三產業，由李肇基和鍾民研究落實。剩下的是幹部問題，幹部是教育，體制是改革，工作講效率。半年來，自從美國 TIME 週刊登了The Man of This Year（指鄧小平上了TIME封面）以來，對上海有批評，關鍵是幹部不適應。我個人看法中國需要外資的基本情況還沒有摸透，一方面我們有不足之處，不是那一個人的問題。工作有不足，一是認識不足，二是政策未解決，三是體制未解決，管的太多，太死，手續太繁瑣，沒有抓住要害，四是幹部不適應。這四方面問題的解決，在我任內僅開了個頭。幹部問題最不足的不僅主任、局長、處長、科長不適應，而且副科長這一級也成了可以卡住你的一個關口。在紀律檢查工作中，對那些熱心改革者查得起勁，而對那些不想改革，對中央方針頂著不辦、工作又鬆勁的幹部卻不去檢查，他們對改革者不是熱情幫助，而是潑冷水，所以對幹部要培訓。引進外資，要善於談判，但我們不懂這一套，就這點水準，要知人善用，小智善於治事，大智善於用人，睿智善於運法。我們現在多的是無智，小智有一點，大智不多，睿智就更難找到了。
汪道涵滔滔不絕兩個多小時，看得出他對很多宏觀局面都有思考，有困惑，但許多方面流于泛泛而論，不着實際，難免有他的局限，畢竟離不開他身處的體制。
汪道涵的前妻是江澤民的入黨介紹人，所以在後來江澤民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汪道涵在中共領導層一直處於「老前輩」地位，但汪沒有進入中央，中央領導在漩渦中心的感受，不是汪能體會的，因此江未必能繼承汪的思想。
筆者與汪道涵市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