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17)火紅的年代
一 「大躍進」
「每年增產百分之十是躍进，增產百分之二十是大躍進，中國人民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連年增產百分之二十五，這是特大躍進。」老師激昂地告訴我們，大家都相信。
「我國今年(1958)的鋼產量將達到一千零七十萬噸，超過英國，幾年内將趕上美國。」老師興奮地告訴我們，大家都很激動，也都相信。那年我初中二年級。
老師發動學生為大躍進作貢獻，每人都要交廢銅爛鐵，支援煉鋼。我回到家，家裡已經來過一批不相識的人，粗暴地拆除了一樓窗户上的保安欄桿，把窗框和磚都撬壞了，祖母說，強盜一樣衝進來，嚇死了。
我說老師要我們明天必須拿點廢鐵去，否則就是不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第二天我拿了一個平底鍋去學校交差，我的貢獻是最好的，真正美國貨的鋼鐵鍋，其他同學拿去的都是幾隻釘子或舊鐵皮鉛筆盒。
我們學校在上海市區西南角，沿天鑰橋路向南走兩個街口就是郊區，田地裡散佈着很多以前農民的墳墓，全被各學校的高中學生扒開，為的是陪葬的金屬品，但大多除了腐朽棺木上的鐵釘，極少收穫，骨頭就丢在馬路邊，膽大的學生拿了大腿骨揮舞，嚇得大家四散逃開。
淮海路上的高等教育局，原先是盛宣懷的住宅，華麗的雕花大鐵門是法國運來的，堪與凡爾賽宮媲美，在大學生的包圍中，用電桿槍割斷拆除，學生們歡呼着抬去報喜。
我校高年級學生在食堂前的空地壘起一個「小高爐」，把收集來的鐵鍋、鐵釘、鐵皮倒進去，他們稱這叫「煉鋼」。鼓風機吹得嗚嗚響，一會「出鋼」了，爐火映紅了每個人的臉，也映紅了每個人的心。第二天一早，高年級師生把這幾塊牛屎般的鐵疙瘩用紅布包好，敲鑼打鼓送到區委去報喜，五十四中學也煉出了鋼。我心裡想，我家被拆下來的鋼窗，可比這「煉」出來的牛屎好得無比。
二 「人民公社」
高舉「三面红旗」，全國農村辦起人民公社。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被極大地鼓舞，深耕密植，糧食連年豐收，畝產一千斤、五千斤，一萬斤、十萬斤，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新記錄，這叫「放衛星」。《人民日報》報導湖北麻城縣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斤；廣西環江縣放出了全國最大的水稻高產衛星，畝產十三萬四百三十四斤十四兩，居然精確到兩。這都是黨中央《人民日報》說的，大家當然都相信。
中國幾千年没解决的問題——吃飽飯——竟然突然解決了。毛主席發愁了，憂慮地問，糧食多得吃不完怎麼辦？辦法是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家家户户的鍋子爐子都砸掉煉了鋼，人民公社辦起公共食堂，實行共產主義。放開肚子吃飽飯，這是中國人千百年的理想。
1958年9月21日， 上海郊區最大的「七一人民公社」成立，我們學校全體師生去參加慶典，參加勞動。從學校走到漕河涇已經精疲力盡，好不容易到了，先排很長的隊，進一個塑料膜搭建的棚裡參觀一棵棉花樹，足有两米高，結满了棉花蕾，不知以後怎麼採摘。接着我們到了真實的棉田，棉株只及膝蓋高，大家下去採摘了幾朵，算是體驗了農民的辛苦。
那邊在叫「食堂開飯啦」，農民們(正式名稱叫「公社社員」)歡天喜地去排隊，我們也去。一批一批進去吃，農民們開心啊，添了一碗又一碗，比誰吃得多，吃得快，不要錢嘛。正如一首歌唱的，「公社社員個個樂開了花」。輪到我，一個粗陶碗，一碗糙米飯，再一碗水煮青菜，飯是一疙瘩一疙瘩，又硬又冷，别說吃了，我見都没見過這樣的「飯」，吃一口直噁心，勉強塞下去。
1959年，中共上海市委機關辦事處遷到學校西邊的康平路165號(康辦)，五十四中學變成上海的高幹子弟學校。
學校隔壁的一大片荒地康平路100弄，原要興建上海腫瘤醫院。59年終於開工了，造起幾十棟當時非常高級的五層住宅，那是中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高級幹部住房。我們去參加搬運，鋼窗、地板、浴室用具，全是進口的。戴了墨鏡的市委書記魏文伯來視察，見到我們學生，說同學們來勞動很好呵，好好向工人伯伯學習。
我們除了每學期到郊區人民公社勞動半個月外﹐每週還有一天集體勞動。高中一年級我們去徐家匯藏書樓勞動，工作人員搬來一箱箱，全是三四十年代的舊雜志，要我們分類，同學們好興奮，老師慌了，說這都是反動黃色雜志不許翻看裡面，但光看封面已傻了眼，只去了兩次就叫停了。改去康平路宛平路轉角的上海市委機關刊物《支部生活》雜志社，還是做分類。這次一箱一箱是基層黨員同志們的來信，他們肯定想不到，自己向黨組織表忠心的信件，竟由我們這班高一學生拆開，按内容分在幾個大箱子裡。
後來還去過順昌鎖厰、第二染織厰，工廠勞動辛苦得多，分分鐘等午飯鈴、下班鈴響。午飯是自已帶飯盒去，在食堂蒸好，一般同學的午餐多是鹹菜青菜，我走到遠遠的角落才敢打開飯盒，因爲裡面總有兩根香腸一個荷包蛋。
三 「除四害」
開心但無聊的事第一要數打麻雀，因為麻雀吃農民伯伯辛苦種出來的麥子，所以毛主席下命令消滅它，不止麻雀，還有蒼蠅蚊子和老鼠，一共四個壞東西，轟轟烈烈的「除四害」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
蒼蠅蚊子老鼠人人喊打，麻雀會飛怎麼打，全國人民組織起來，打一場「人民戰爭」。老師分配我們三人一組，爬上各棟房子的樓頂，人手一個臉盆鍋蓋之類，又敲打又吶喊，嚇得麻雀不敢落地，最後累得摔下來死了(據說是這樣) 。我們去戰鬥過兩三次，黃昏時卡車來收戰利品，車上有幾個人敲鑼打鼓，車前用鐵絲把死麻雀掛起來，我記得有七八隻，幾千人一下午消滅了那麼多壞麻雀。
第二年麻雀少了，農田裡害蟲大量滋生，農民伯伯辛苦種出來的麥子損失更大了，於是毛主席又說了，不要打麻雀了改為臭虫，于是繼續「除四害」。
這年頭這樣的事很多，沒人覺得領袖有病，大家都非常熱愛毛主席和周總理。
四 「自然災害」
「躍進，大躍進，特大躍進」了一年，「吃飯不要錢，共產主義」了半年，社會上開始出現一種叫作「浮腫病」。連我家這樣的富裕家庭都開始感覺吃不飽，買什麼都要票，糧票、油票、肉票、布票、糖票、餅乾票、肥皂票……反正你能想到的一切生活物資都要票。老師的解釋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物資生產出現了供不應求的暫時現象，是正常的，所以要憑票供應。看看資本主義社會，表面上物資很豐富，實際上勞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買不起。」老師這樣教導我們，我不知大家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也許也有人像我一樣不信，於是學校團支部書記作報告，告訴我們，我國遭受了「特大自然災害」，又被蘇聯逼債，我們的糧食豬肉蘋果，都被蘇聯拿去了，但中國人民有志氣，我們不屈服！我們要「發憤圖強，艱苦奮鬥」！
不屈也罷，發憤也罷，中國人乾癟了很久的腸胃異常渴望油水和甜潤，這時市面上出現了一種美食，古巴砂糖，那種泥土色的糖又粗又齷齪，裡面有稻草爛泥﹐沖一杯糖水﹐一半是泥漿。
那幾年，我們學校常常全體師生去市中心人民廣場參加幾十萬人的集會，支持埃及人民反帝鬥爭，支持古巴人民革命，1959年1月2日菲德爾·卡斯特羅上校和切·格瓦拉少校的部隊進入哈瓦那﹐革命政權成為社會主義陣營最新的成員。「古巴西，楊基諾！」，老師說是要古巴不要美國佬的意思。幾乎和古巴同時，伊拉克也革命了﹐伊拉克共產黨推翻了國王費賽爾二世，退出英美帝國主義的巴格達條約，於是我們又去人民廣場集會喊口號。革命形勢大好，美英帝國主義日子難過，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一整天不用上課，大家很開心。
黨和國家特地從這些受帝國主義制裁的國家運來了他們賣不出去的東西﹐互通有無，於是又多了一種革命的美食。著名的伊拉克蜜棗，很甜﹐比我們社會主義「甜蜜的生活」還要甜﹐不過和古巴砂糖一樣很齷齪﹐一半是爛泥。我們從報紙上知道，我們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大哥，「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後來上海爆發了肝炎﹐據說就是伊拉克蜜棗惹的禍。
1960年中秋﹐徐家匯第六百貨商店前圍了大群人，櫥窗玻璃被打碎，一個農民坐在裡面大吃陳列的月餅，那月餅餡不是蓮蓉，不是豆沙，而是鹹菜的﹐當警察把饑餓的農民抓出來時，他滿嘴的鹹菜。
生活在上海的我們，完全不知道在安徽、江西、河南，此時已易子相食，廣大中國農村，餓莩遍野。1959至61年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近四千萬農民被活活餓死。
盡管當局有效地阻止消息傳入城市，嚴防災民進入上海，但還是有少數人出現在上海街頭。我家弄堂裡放了一個大缸，居委會要求大家把淘米水、殘菜剩羹都倒在缸裡，讓郊區農民挑去餵豬。大熱天，缸裡發出濃烈的酸臭味，四周蒼蠅飛舞，我們走過都趕快掩鼻跑過。
一天，我看見一個衣服襤褸到無法再破的農民，衣褲幾乎全部成了布條，一條條掛在身上，露出骯髒的大腿胳膊，他彎下身，用手在缸底裡撈取稠厚一點的食物渣，撈一把就往嘴裡塞，吃得喉嚨咕嚕咕嚕的響，我不敢在他身邊走過，回家告訴祖母。祖母叫老傭人義媽出去一看，回來說真有一個叫花子在撈餿物吃。祖母說，你去叫他進來，一會，這個頭髮鬍子都黏在一起、三分像人七分是鬼的飢民進了我家大門，在院子水泥地上坐下，渾身索索顫抖，我從没見過餓得發抖的。
祖母叫義媽盛了一大碗冷飯，泡了開水，再給他一碗昨天的剩菜，他迫不及待地雙手捧起，狼吞虎咽地活倫吞下去。
「慢點，慢點吃。」祖母說，「罪過啊你多少時間没吃飯了？」
「謝，謝…… 謝謝太太。我，我……」 他說不上來，我們也聽不明白他說的安徽話或是江西話。
祖母又把家裡所有的剩飯剩菜都倒在他剛才用過的两隻碗裡，讓他用一塊塑料布包起來帶走。叮囑他今天不能再吃了，明天再吃。
他彎着腰退出去。他也是一個人，他有家人嗎? 他們還在世上嗎？
我當時没想這些問題，直到半個世紀後，我們才知道，在那火紅的年代，三面紅旗嘩啦嘩啦迎風招展的年代，革命形勢大好的年代，中國曾經有過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大饑荒，更可怕的，那不是 「自然災害」，也不是「蘇修逼債」所造成。
【附記】我第一次聽說「自然災害」餓死人，是1964年高中畢業後，支邊去新疆的火車上，老列車員告訴我們，59年60年甘肅鐵路兩邊都是死人，只要一停車，幾百饑民就沖上來把餐車搶光，當時我們完全聽不懂，怎麼會餓死人呢？現在大家都知道，這就是人民公社的偉大功績，但今天的年青人依然還是不相信，他們無法理解共產主義怎樣的地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