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让我开始相信“群体记忆”。“从来都不曾想起，永远也不能忘记”，说不定只是因为还有人在为我保存这份记忆。记得有位网友曾说每年都要为这个日子写点什么，这令我不免惭愧，为着自己没有同样的坚持。时隔数年，或许我们的想法都已改变，我对“坚持”的看法也在改变。人生本是对某种信念的坚持。或者坚持着过去的理念，或者坚持着改变，坚持清醒或坚持糊涂，坚持躺平或坚持抗争。。。重要的是了解坚持的意义所在。我不大认同的一种坚持是这样的：有人为了证明自己早慧而宣称，我从小学二年级就这样想。被我生生咽下去的疑问是，那你这把年纪活到哪里去了？
当年听一个讲座，一位官员说，我们很早就开始加入WTO的谈判，因为“六四”的发生，这个进程被打断，我们国家将不得不为加入WTO作出很大的让步。台下一片唏嘘，因为众人皆知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意义。听众几乎都是我这个年龄的人，旁观或亲历了“六四”的全过程。这时历经几年的社会磨练，几乎淡忘了最初的震惊和失望，只顾着紧赶慢赶让自己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拨人。毕竟，我们这一代人从未尝过自由的滋味，却深深了解贫穷的滋味。在那一刻，台上台下曾经对峙的双方，终于就“六四”达成了暂时的和解：年轻人的天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水至清则无鱼，何苦为反腐大动干戈伤及国本。。。
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的理想不再是共产主义而是美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说的不就是美国吗？雾里看她，貌美如花。待得他年距离拉近，不免大为郁闷：老大不小的，居然又上了天真的当。我自己就对人吐槽无数：没完没了的内耗，毫无底线的两党之争，步步高的医保费用，对中产的挤压，低下的效率，合法的腐败，泛滥的枪支。。另一面再去观摩因“六四”躺枪的老大哥的苦况，四分五裂家道中落，更没了曾与美帝争高下的夺人气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里记录了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里普通人的感受，的确有不少人特别是年纪偏大的人，合情合理地怀念着旧日好时光。左顾右盼间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免暗道侥幸：死XXX人（数据不详），换来二十年发展，换来世界老二的强大国力，换来东方巨人的百年梦想一朝成真。决策不要太英明。这时还有多少人会去怀念死去的学生？我们都知道他们绝不是“暴徒”，他们是年轻的代价。。。N年后，当我脱离了那席卷整个中国的“富起来”的浪潮，才开始冷静追问：二十年发展与杀人何干？其中的逻辑线大约是这样的：当年如果当局对学生采取软弱妥协的姿态，党内的反对派必定会站上风，西方敌对势力更会乘虚而入。党将不党，国将不国。中国将可能走上前苏联分崩离析的道路。俄罗斯失去了二十年，一退一进间，和中国足足拉开了四十年的差距。叶利钦的悔恨，普京的愤怒，就是最好的佐证。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能意识到，这套说辞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含着太多的恐惧和想当然，但这并不妨碍它显得合情合理甚至合法合规，并在三十年后被继续沿用。三十年过去，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而在面对学生运动的时候，依旧怀着同样的恐惧，坚持着同样的说辞，并且采取着同样的高压手段。日益庞大的身躯怀揣的还是当年脆弱的心灵。
作为一个经历过“六四”的熟得有些过头的中年人，对于“反送中运动”的结果，掐着脚趾头我都能算出来。我只希望香港学生能以手中的筹码（民意及香港的特殊地位）为香港换取更多有利的政策。“揽炒”是我完全无法理解的行为。与人抗争何以自毁家园？倒是何老师在视频中解答了我的疑问。她说，“反送中运动”和“六四”在性质上有很大不同。“六四”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是国家的孩子，献上的是一片赤子的忠诚。是的，我们不但以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孩子，还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是卓然傲立的“天之娇子”。我们的诉求理应被倾听被重视甚至被满足。一夜之间，“六四”一代从一个荒诞的梦中惊醒，蓦然发现自己既不是为民请愿的侠之大者也不是这个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可以与当权者平起平坐，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求和质询。与其说现实用一盆冰水浇灭了理想主义的热情，不如说理想主义本身需要回归现实，从现实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成长。香港学生没有当年“六四”学生的幻觉，他们的倚仗是“投鼠忌器”--- 你若动粗，我就死给你看。拿回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遗址”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两代学生共有的特点是，他们都低估了对手，低估了权力的傲慢。威权需要强有力的控制才得以维持，没有丝毫妥协退让的余地。
“文革”或“六四”这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似乎离生活的现实越来越远。直到新冠时期的“白卫兵”以及随之而起的白纸运动，才再次提醒人们，世间无新事。“轮回”并非什么玄虚的概念，世界和人生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似非而是。恐惧，曾经是高压政治之下的恐惧，后来是对病毒的恐惧，让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强权得以大行其道，人与人之间的防范对立步步升级。即使最有想象力的剧作家也写不出的一幕幕黑色荒诞剧变着花样在各地上演。连我这样一个局外人，也随着剧情梦回“文革”，那个给一个民族留下伤痛记忆的并不遥远的年代。
如果没有“白纸运动”，我只能叹一声，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了“白纸运动”，那些孩子们依然逃不脱前辈的遭遇。两下相较，奇葩的美国制度在我眼中显出可爱的一面。那些舍近求远舍直取曲的博弈过程慢吞吞的进二退一的行为方式变得不再难以忍受。我甚至想起了家里那一短一长两支枪，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它们可以给人最后的发声权利。这时我再次想到“六四”，想到如果当年允许民意被自由表达合理采纳，监督机 制能够逐步建立完善，也许中国少了举国体制的优势不能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世界工厂，GDP不能翻了一番又一番，但后来习近平也就不至于因着在“击鼓传炸药”的游戏中得了头彩，不得不八方出击疲于应付越演越烈的贪污腐败，悬湖围堤的房地产市场，贻害子孙的环境污染，以及大大小小的豆腐渣工程。你可以夸耀用十年跑完别人需要二十年才能跑完的路，或许你也要默默吞下再用二十年回头去捡拾一路上遗失的东西的苦果。这一切，是否在三十五年前枪声响起坦克进城的那一刻已经种下了因？
追责的人仍在前赴后继地撞向岿然不动的权力高墙，小心度日的普通人也可以有自己的清醒的担当和坚持，直到涓涓细流汇聚成强大的民意。对于三十五年前以生命代价为平民百姓发声的人，如果我们不能以为他们发声为回报，至少还可以严肃地谈论他们，谈论他们到底是值得崇尚的英雄还是幼稚的牺牲品。如果我们不敢谈论他们，至少还可以记住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命运的一部分，也就成了你我命运的一部分。如同风从南边来，风从北边来，每一缕拂过你的风带来的讯息，都在不知不觉间改变着你塑造着你。
愿逝者安息生者无惧。
2024/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