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整洁美丽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指每年春季在俄罗斯开展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4月12日星期六,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15名工人在下班后“义务加班”,抢修了3台损坏的机车。随后,该铁路局职工响应苏联共产党号召,为支援前线、保卫苏维埃政权,在星期六从事义务劳动。这一活动很快得到全国工人响应。1920年5月1日星期六,举行了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时任领导人列宁参加了克里姆林宫区域内的清扫工作。之后,这一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前。
指苏俄的工人阶级为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保证国内战争的胜利,积极响应俄共(布)的号召,在每周末进行的自觉的义务劳动。这一群众性运动从1919年5月起在全国展开。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白匪军联合起来,向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发动猖狂的进攻,妄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1919年春天,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集中全力对付苏维埃共和国,他们掩护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等白匪军进攻苏维埃共和国。就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列宁提出:“必须竭尽一切力量来击溃高尔察克”。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提出“一切为东线!”的口号。为响应党和列宁的号召,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派了五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和十分之一的职工会会员到前线去。共青团派了几千名最优秀的青年到东线去。不能到前线去的工人在后方劳动战线上表现了忘我劳动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起初,有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不大,但是,列宁热烈赞扬这一举动。列宁曾在好些讲演和文章中,提到它的重大意义。列宁说:“普通工人起来克服极大的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设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千百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1919年11月,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给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强调说:“应当更经常地、更积极地、更有系统地、更有组织地进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首先是利用这种劳动来解决燃料问题。” 1920年5月1日(星期六),举行了全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了这一运动。从此以后,这个运动在苏联各地蓬勃地开展着,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开端。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也参加了此次活动。他表示:“今天有150多万人参加义务劳动,以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整洁、美丽和舒适。我非常感谢所有参加活动的劳动者。”俄人民演员诺日金称:“我们这些老年人也来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是民族团结互助的象征,有助于提高民族凝聚力。”
除了莫斯科外,在圣彼得堡,20日也开展了义务劳动,约有25万人参加。在普斯科夫市,数十名俄共党员携家带口来到当地的列宁纪念馆,清扫纪念馆及周边卫生。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20]
(1919年12月20日)同志们,代表会议的组织者通知我说,你们要我作一个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问题的报告,并且为了能够充分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主要方面,要我把报告分两部分来谈:第一,莫斯科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况和效果;第二,关于如何进一步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一些具体结论。我只想谈谈一般原则,谈谈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我们党的建设和苏维埃建设中的新事物——使我产生的一些看法。因此,关于具体问题,我只非常简略地谈一下。
刚开始组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还很难判断这样的事能受到人们多大的注意,它能否变成一件大事。我记得,报道这件事的消息第一次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时,那些同工会建设工作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志的最初反应,如果不说是悲观的,至少也是格外审慎的。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根据把星期六义务劳动看成了不起的大事。从那以后,星期六义务劳动有了非常广泛的发展,现在谁也不能否认它在我国建设中的重要性了。
的确,我们经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甚至把它用于我们党的名称。但是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想到,这里除产生了好的一面外,可能还给我们造成了某种危险。我们不得不更改党的名称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尽可能明确地同占统治地位的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自从社会主义运动中绝大多数正式的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通过自己的领袖倒向本国资产阶级方面或本国政府方面以后,我们已经很清楚,旧的社会主义已遭到极其严重的危机和破产。为了最明确表示我们不能把那些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跟着本国政府走的人看作社会主义者,为了指明旧的社会主义已经腐朽、已经死亡,为了这一点,主要是为了这一点,当时才产生了更改我们党的名称的想法。况且,从纯粹理论的观点来看,“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早已不正确了。早在40年代,当这个名称在法国刚开始在政治上广泛使用的时候,它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政党的名称,而不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由此可见,更改我们党的名称(它已成了新国际的名称)的主要动机和原因,是要同旧的社会主义坚决划清界限。
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应当说,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没有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计算、监督和监察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这种规定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留下了诸如分散的劳动、对公共经济的不信任、小业主的各种旧习惯这样一些遗迹和习惯,这些在所有农民国家中都是最常见的。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产主义经济背道而驰的。所谓共产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构,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为普遍现象。自然,在那些为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正在采取最初步骤的人看来,“共产主义”的概念是很遥远的。因此,尽管我们改变党的名称的做法非常正确,尽管这样做好处很大,尽管我们已经完成的事业规模巨大,十分宏伟(现在共产党遍于全世界,共产国际[21]成立虽然还不到一年,但从工人运动的角度来看,它比垂死的老朽的第二国际要强大得多),但如果把“共产党”这个名称解释为似乎现在就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极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乱吹嘘,会带来实际的害处。
正因为这样,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也正因为这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见之于实践后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因为就在这种极小的事情中开始出现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们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拿我国目前的经济来看,我们就能看出,这里社会主义的幼芽还很嫩弱,旧的经济形式还占很大的支配地位,这表现在小规模经营占优势,还表现在最厉害最猖獗的投机倒把活动上。可是,当我们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驳我们时说:你们粉碎了大资本主义,而从你们所有的毛孔中冒出来的却是最恶劣的投机性的高利贷性的资本主义,那我们就回答他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能从大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那你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
大资本主义在各个地方,甚至在那些还没有采取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的国家中,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提出的所有这些批评和反驳都是无足轻重的。大资本主义被粉碎以后,当然会开始出现新的、投机性的小资本主义的萌芽来取代它。我们现在正同大资本主义的残余作激烈的斗争,它转入了各种小投机倒把活动,那就更难抓住它,并且它采取的是最恶劣的最没有组织的商业形式。
在战争环境中变得激烈得多的斗争,引起了最疯狂的投机倒把活动,在资本主义规模较大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把革命过渡设想成另一个样子是完全不正确的。从现时的经济来看,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要问苏维埃俄国现时的经济制度是什么,那就应当说,它是在大生产中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是在资本主义以千百万种形式进行最顽强的反抗的情况下改造资本主义旧经济。和我们遭到同样战争灾害的西欧国家,例如奥地利,与我们的唯一区别就是那里资本主义瓦解得更厉害,投机倒把活动更猖獗,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萌芽,没有反击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经济制度中暂时还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时,即出现个人为社会进行的大规模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权力机关和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时,才开始产生。这不是农村中历来就有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把“共产主义”这个词不仅用于党的名称,而且用来专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这样做就更正确。如果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巩固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从社会主义中必然会生长出共产主义来,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来。
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就是如此,它表明这里正在形成和开始产生一种崭新的、与一切旧有的资本主义准则相反的东西,一种比战胜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的东西,即大规模组织起来以满足全国需要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当今年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支援国家的号召[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忍受着极度饥饿极度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起来响应的时候,当某些迹象表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已不是个别现象,已经开始推广并得到群众支持的时候,那就可以说,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有原则意义的事情,我们确实应该在各方面支持这件事,如果我们不愿意做一个仅仅从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原则意义说够格的共产党员。从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不够的。应当说,这种运动其实是可以大规模开展的。我们是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个问题我现在不准备回答,因为关于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那一运动有多大规模,还没有总的综合材料。我只知道一些零碎的情况,在党的报刊上看到星期六义务劳动在许多城市正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发展。彼得格勒的同志说,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彼得格勒开展得比莫斯科广泛得多。至于说到外省,许多实际了解这个运动的同志对我说,他们正在收集有关这种新的社会劳动形式的大量材料。但是,只有在各种报刊和各城市党代表会议反复讨论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得到综合的材料来说明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否已真正成为普遍现象,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已真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管我们是否能很快得到这种完整而又经过核实的材料,但是毫无疑问,从原则上来看,除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外,我们再没有其他的事可以表明,我们不仅称作共产党员,不仅想做共产党员,而且真正在实现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人,都应该拿出全部精力来帮助解释这件事并实际地加以运用。这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因此,每一个党代表会议都必须经常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既从理论方面也从实践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只从理论方面、原则方面来看这件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具有巨大价值,不仅是因为它在实践中实现共产主义。除此以外,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还有双重意义:从国家的角度看,它是对国家真正实际的支援;从党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做党员的不应该忽视这一点),它对清除混到党内来的分子和抵制腐朽资本主义环境对党的影响是有意义的。从经济方面来说,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必要的,它能使苏维埃共和国摆脱经济破坏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