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爷爷奶奶早已经不在人世，距离上一次2008年冬天回国回温州也已经近十六年了。十六年里与温州叔叔姑姑们的联系也一日日疏远，偶尔逢年过节去群里发一声问候，回应的也寥寥无几。远离故土，乡情人情皆淡去，唯有留在我记忆深处的温州会浮浮沉沉--爷爷家门前的石板路，马路对面的老字号松糕店，老屋背后瓯江上停泊的大轮船和江面上的海鸥。。。爷爷的祖屋两年多前（2022年初）被拆了，随之承载的也好像渐渐地被时光掩埋。于我，一个并非在那里出生长大的人，记忆是呈片段，是零碎的，如老屋里那个老旧的楼梯，偶尔会咿咿呀呀不连续地发出声响一般。今日我沿着记忆的小巷，再次走进那条老街胡同，断断续续地记下那里的人和事，和那一片片细碎的时光。（因为断断续续写了很久，所以很凌乱）
爷爷很久以前是开粮油店的，父亲上大学前还在店里打过工。后来公私合营，店没了不说，还把爷爷家的房子一划为二，一个好好的有院子三层面街老屋，住进了另外一户人家。邻里间有矛盾，互不说话。印象中，去温州，偶尔会听母亲在跟爷爷说房子一事，私下里也听母亲在嘀咕，爷爷一家人太老实，若是她在温州工作，说什么也要问政府拿回来。老房子里的另一半直到拆迁也没有拿回来。
爷爷家是个大家庭，五个儿子两个女儿。父亲是长子，下面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四个儿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分别是东、南、西、北，平日里称呼起来就是简单的阿东，阿南，阿西，阿北。等第五个儿子出生，东南西北用完了，倒也没用“中”字。七个兄弟姐妹里只有我父亲和阿南叔叔考上大学离开了家乡，其他的兄弟姐妹一辈子生活在温州。阿西叔叔虽然中文功底很强，古诗词修养颇深，也写得一手好字，只是时运不济，赶上了上山下乡插队，一去就是八年。估计窝着一肚子的火，还把墙上贴的毛主席画像上打了个叉叉，因此还被关进去几天。
阿南叔叔的字 （留了个“南”字：））
奶奶是我见过脾气最温和的奶奶，从来没见她跟爷爷有过争执或红过脸。奶奶除了有点驼背，真可谓是我眼中的温婉贤淑的大美人。她镶着一口牙，皮肤特别白嫩，配上高高的鼻梁，很洋气。只是她不是我的亲奶奶。我的亲奶奶据说在父亲年幼时就去世了，父亲自己都没有什么印象。2019年春节回家过年，父亲拿出了亲奶奶的照片给我看，说这是他舅舅最近几年才给他的。照片上的奶奶跟父亲一点也不像，而父亲活脱脱就是爷爷的模样。不过，幸而有照片，至少父亲知道生母的长相。
爷爷天生话很少， 脑子却很清楚。改革开放后有一次去温州，听叔叔说起爷爷一个人在江边倒卖外汇黄牛的事。他比奶奶早些年离世，走之前把奶奶养老的钱留的足足的，交给两个姑姑共同管理。直到奶奶离世，爷爷留下的钱都还没有用完，最后姑姑们做主，把剩余的钱打做金戒指每家一只，母亲也由此得到一只结婚时都未曾得到过的戒指。
小时候见过爷爷写给爸爸的家信，大概也就是短短的半张纸，字很端正，只是中间没有任何标点符号。因为是长子，父亲工作后，还接济过阿南叔叔读大学，每个月五块钱。最小的小姑姑成家前后，搞到了自行车购物劵，还写信问父亲资助。七个兄弟姐妹，除了阿西和阿北叔叔年轻时因为挤在老屋里难免磕磕碰碰（后来也早早和解了），大家相处得都很愉快。每次我们去温州，只听叔叔婶婶姑姑们“大哥、大嫂”亲热地叫着我的父母，待我和弟弟自然也是好。
弟弟两三岁时被送到温州爷爷奶奶家抚养，据说每天早晨喝的是马奶。我不知道这马奶是人送上门的还是现场新鲜挤的，而我的脑海总是凭空想象出这样一个画面，在门口的石板路上，踢踏踢踏地牵来一匹母马，奶奶拿着大碗，捏着钱，让人挤下一碗，回身进门再煮给弟弟喝。只是，爷爷奶奶尽管宝贝弟弟，弟弟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后，却不幸得了腹膜炎。我幼小而又非常模糊的记忆里似乎有去温州看弟弟时的一幕，弟弟说一口流利的温州话，一张白皙的脸，瘦小的身子，和因病挺起的圆圆的肚子。。。
长大后陆陆续续地去过几次温州。如果过年去，母亲会去市场上买来母鸡，杀好，酱油浸泡几天后挂在阳台风干。多少年后，当记忆开始模糊了，我却始终记着那一只只被冬天的寒风吹得又干又硬酱色的酱鸡。就这样，母亲再买些其他当地特产，拎着六只酱鸡，每家一只，带着我们去温州过年。
爷爷家住望江门朔门街，也叫双门街，是一条古街。有传说，“江门城外雁双双，双共渡江。郎住江南妾江北，为郎望莲窗”。爷爷家是一栋面街背朝瓯江的三层老屋。推门进去是一个小的天井。左手边住着另一户人家，再往里走一些就是一楼的厨房，厨房后面是个小小的洗刷之地。面对厨房门口的是通向二楼的木楼梯。上了楼梯穿过暗乎乎的走道是较宽敞的堂前，可以支起一张大圆桌，够一家人围着吃年夜饭。堂前的右手边住着阿西叔叔一家，左手边是另一户人家。再上三楼，住着阿北叔叔一家，爷爷奶奶则住在边上的小房间里。每逢我们去，阿西叔叔就把二楼的一间房间让出给我们住，自己暂时住到婶婶娘家。
拆迁前的老街和老屋
从上往下看的一方天井
当2008年再度踏上温州，沿着十分陈旧的楼梯进入原先的阿西叔叔一家住的二楼时，却发现我心目中的大世界，小时候住过几夜的卧室原来是那么小那么拥挤不堪。或许是因为自己看过世界，眼光眼界变大了，也或许是房间本来就很小 -- 有幸，那时的我，眼中只有轮船，只有海鸥，只有美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城乡差距大，从老家到温州，虽然距离不过150公里，然而温州城市毕竟大些，发展也早些。我们见到了江面上巨大的轮船和飞翔其上的白色海鸥。每当汽笛声响起，我和弟弟会跑到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上，趴在边上的一个小洞口，看着洞孔中的巨轮慢慢移动，启航。虽然那时没有坐过大轮船，然而却有枕着汽笛声入眠的奢侈。
去温州自然是比在老家吃得好。温州靠海靠江，自然有海鲜。过年前后去温州，会看见婶婶们趁天凉围在一起敲鱼皮，将新鲜的鱼肉洒上芡粉不停地敲，敲得薄薄的，然后凉晒干。记得2008年离开温州前的那日早晨，叔叔婶婶做了面为我们送行，面里就有新鲜敲的鱼肉。那是怎样的一碗面啊，清清爽爽的面汤上飘着葱花，喝一口，那鲜美香浓让我今生无法忘怀。难怪父亲质疑“吃在广州”的说法，坚称，“吃在温州！”
小时候去温州时常常见奶奶嘴里总是含着一颗橄榄，好奇的我一次要来一颗，咬了一口却吐了出来。年少的我不懂回甘之味，不过却也吃过不少温州的美味佳肴。印象最深的是松糕，那切细的各种百果蜜饯一层层铺在雪白松软的米粉上，并常有肥瘦肉镶嵌，咸咸甜甜。另外还有加了桂花的年糕，亦是香香甜甜糯糯。
1984年我高中毕业，高考结束后的那个夏天全家又去了温州。阿西叔叔的婶婶特意买了一条海军蓝的连衣裙送给我，白色的上身，蓝色的裙摆，领口和袖口镶着与裙摆一样的蓝色。就是穿着这一身裙子，阿西叔叔给我和温州的弟弟妹妹们一起拍了几张合影照。四十年沧海桑田，照片上曾经顽皮爬上树的弟弟，和像小萝卜头一样站着的那些弟弟妹妹们，如今也一个个也都为人父母。今年，一个堂弟一个表弟的女儿都参加了高考，六月时还临时抱佛脚，让我帮着辅导她们申请港中深的英文面试。未成。欣慰的是，她们一个被首医录取一个被宁波大学录取。今日再看这张照片，眼里不禁泛起泪花。时光荏苒，星移斗转，物非人非！
当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温州是走在全国前沿的，温州皮鞋风靡一时。虽然后来有假冒伪劣产品影响了温州的声誉，然而““温州模式”，温州人的“敢吃天下苦”还是走进了电视剧，走进了历史。
爷爷一家，被文革耽误了的叔叔姑姑们这次不再错失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虽然最后只有最小的叔叔和小姑父做的生意比较大，其他的兄弟姐妹大都老老实实在企业工厂里打工，但是他们却是生活在浪潮之中的人。文质彬彬的阿西叔叔也搞起了销售，常常要陪人喝酒。勤快的婶婶更是不闲着。记得84年夏天去温州，阿西叔叔的婶婶一边陪着我们聊天，一边手里干着活，只见她一手捏着一把镊子，一手从小盒子里拿出一节节铁制或是不锈钢的表带，动作麻利娴熟地将它们套上装好，这样装一条估计也就是一两毛钱；家中的小姑父后来生意做得很大，但是出门从来不舍得坐飞机，典型的“穿着西装革履，晚上睡地铺”的温州实业家。不过，做眼镜零配件的小叔叔小婶婶倒是出手大方，酒量过人。他们买了地买了厂房，生意越做越大。十几年前退休把厂房卖了，光卖厂房的钱就够他们养老。
只是，两个姑父先后在疫情中去世了。据说，小姑父是那天头疼得厉害，把自己反锁在屋内，要一个人好好睡一觉。家人迟迟不见他出来，撬开门，人已经没了。享年七十岁左右。那日得闻此消息，我感慨小姑父的“有命赚，没命花”的结局。疫情后期，大姑父也走了。
以前每个清明节父亲都会专程回温州去给爷爷上坟，这些年年纪大了，也不再去了。去年父亲大病一场，也一直没有告诉温州的叔叔姑姑。我二月过年回家，温州叔叔姑姑打电话来，我们也不提父亲生病一事。母亲说，生病不是什么好事，再说已经过去了，告诉他们，又要麻烦他们过来探望，我们也要接待，索性就不告诉了。
我想，父亲现在最亲的亲人是母亲，一个没有血缘关系却在岁月长河里凝结了比血更浓的亲情。随着父亲年迈，他变得不愿意外出，一两个小时高铁动车之外的故土温州也不愿意再走动。温州已离他渐渐远去。
于我更是如此。九月十二日，在温州群里看见他们又在开始讨论春节的团圆饭。我知道我这个爷爷的长孙女已是局外人。望着家族中下一代一张张陌生的新面孔，我已经叫不出名。记得16年前，我尚努力拿着本子想记下大家庭里下一代孩子们的名字，如今的我不再苛求自己。
人总喜欢回望回放被无情的岁月带走的最好年华。温州，一个承载了我短暂童年少年时光的城市，亦曾缤纷过我的青春岁月。特此记之。愿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故人新人一切安好！
A mention of Wenzhou would bring forth fond memories to Em, whose father is a native of the city. Though Em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 small backwater town 150 kilometers north of Wenzhou, and at the time it took six or seven hours bus to reach, her childhood was punctuated by brief stay there. Her last visit of the city was in the winter of 2008 when she, in her 40s, brought her daughter and husband from the states to see her uncles and aunts, and the place that she once called it second home.
They lived in the hotel for the nights during the trip, and the revisit of Grandpa’s old residence shocked Em. Not that the place was weather-beaten, but that the three storied home was like a “pigeon tower”, squeezed and crowded like what was depicted in the Chinese movie for ordinary Shanghainese dwellings in the old times. She couldn’t imagine that three families once lived inside, under the same roof, elbow to elbow for decades. But never before had it came to Em’s realization that the “big” world she aspired for was as-a-matter-of-factly small, until she saw the real big world outside China.
But that did not eclipse Em’s memories about the city and the family. For a girl living in a secluded town in 1970s and 1980s, Wenzhou was Em’s first window to see the world. Many years later, she still remembered the wide river behind Grandpa’s home, where a moored huge ship stood still, waiting for its departure. When the thundering steam whistles pierced the air, Em and her brother rushed to the stairs and peeked through a hole for a glimpse of the moving ship. And she saw white seagulls alarmed, squawking in circles on the surface.
But what lured Em most was its food. In the era when food was doled out in limited stamps, Wenzhou’s position as a port city made up for the scarcity. Apart from the exquisitely prepared dinners Em and her family were treated to, bags of traditionally home-made cakes and other specialties were packed for Em‘s family to take home. A trip to Wenzhou would always open her eyes, whet her curiosity, and satisfy her taste buds. And if it was New Year, her pocket would be full too, filled with red envelopes.
People in Wenzhou speak the dialect that no one outside the region could understand. Though Em could not speak the dialect, she could tell their accent. One time in a Chinese supermarket in California where Em now lives, she met a meat counter assistant. As he opened his mouth and asked Em what he could help in his standard Chinese, Em knew right away that he was from Wenzhou. She is proud of her sharp senses, but in particular her root in Wenzhou, a city that nurtured and nourished her.
Grandpa's old residence was pulled down almost three years ago, along with the last vestige. But those good times were kept intact in Em’s old memories, clinging hard to ex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