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把故乡作异乡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出国读博的第一代移民，由华人变成了美国绿卡，后来又归化成美国国籍，但那三十六年的国内生活无法忘怀，儿童，少年，青年时代的甜酸苦辣，虽然经过岁月的过滤，都在淡化，绝无当时的切骨之痛，那种困惑迷茫，也不会纠结太多，而儿时简单明了的快乐，倒是分外的鲜明，或许是在美国的平台上，生活内容不同了，视角不同了，没有旧时的环境，回味便不同。于是，虽然外貌变老，三观不同，但对故乡故人旧情的那份怀念，还在心底。一个月夜，一次独处，一张多年前的照片，几个旧物，几本旧书，便将那年的故事，人影拖出，恍如隔世。而手机密码，电脑密码，银行密码，都被那年那个时代的痕迹留住，大学的学号，旧址的区号，上海的国际长途号，都成了密码的一部分。



岁月无痕，也有痕，只是这种痕迹在心里，在皱纹里，难以探寻。

百年难遇的新冠疫情，国内严苛的封控政策，使探亲成为泡影，成为畏途，十年有效签证不可用，非直系亲属病危，死亡，不可探望。而且要核酸检测，要隔离两周，这些独一无二的特色政策，把探亲的途径变为不可及的畏途，即使在世界各地多数国家已解禁，逐步放开的2023年3月15日前，原来至2026年有效的十年签证，还是不可使用，还是要重新申请签证，填上许多页表格，提供高中毕业后，父母的多种情况，不知道这些考量哪一项是为了便民，还是为了权势的威风。

前后八次跑芝加哥办签证时，也难免国民的通病，一方面痛恨衙门官僚作风，一方面又幻想自己的亲朋好友还在哪个高位，可以自己特权一下。但事实胜于幻想，我的前辈早已在天堂，我的同辈即使在高位，有谁能替你说句话？三十多年前的交情，哪里还能找到？只有用自己的脚，迈开自己的路，而2023年3月15日拿到签证时，偏偏原来的十年签证又可以用了。

中国的历朝历代，小民总是贱民草民，总是被权势玩于股掌。鲁迅当年说，“革命前做了专制的奴隶，革命后做了革命的奴隶。”“中国只有做奴隶不得和坐稳了奴隶的两个时代。” 确实透彻。



2023年3月24日上午8:05分，当我站在新锦江饭店的大厅里，前台告诉我，因为太早，房间没有，10点再来查看。而早上4点多出浦东机场验核酸检测码，验行程码的烦恼，美国一路上14个半小时的飞行困顿，一起袭来，恨不得在这里的沙发上蜷上一团，眯一会儿，可是鸡肠如鼓，民以食为天，硬拖着双腿，右转弯向瑞金二路走去。没走多久，迎面是家出售小笼包的小店，虽然旧的印象里全无，但果腹第一，进去一看，果然是家福建人开的，经营了三年多的小笼包店，要了碗豆花，南翔小笼六个，似乎没带来太大的惊喜，不如“鼎泰丰”的入味，或许是食材不够新鲜吧。



朝淮海中路走去，熟悉的街景又在眼前，红房子西菜馆，上海药店，古今，国泰电影院，纷纷排列两边。国内36年的人生，有32年在此渡过了童年，少年，青年，不知这路边的梧桐树，花园饭店，锦江饭店的玉兰树，是否还记得故人，旧时的人物风景，又浮于眼前。老大昌，金龙绸布店，国泰影院隔壁的冷饮店，六一儿童商店，江夏豆皮店，哈尔滨蛋糕厂，公泰水果店，卢湾体育馆，美心酒家，野味香熟菜店，第二食品店，天津馆，合着那年的故事，争先恐后的出现于脑海。淮海浴室，钱家堂，高塔公寓，襄阳公园，又响起赶麻雀的呼喊，炼钢的锣鼓，文革中的口号，带着童年，少年，青年的足迹，喧嚣着雀跃在晨曦中。

经过汾阳路左转，九号，二十一号，四十五号，就是32年的岁月留影处，只是9号，21号的房子更旧，45号是邬达克的杰作，优秀建筑，父亲的办公室对着大草地和复兴中路，已成酒店，读书声，校园的寂静与学生的活力，都是隐藏于记忆中的故事。而对面的上音，56年前是公安部机构，竹篱笆内偷藏着神秘，上音搬入后，立刻大不同了：一早起来，咦啊啊的练声，唢呐，笛子，喇叭，对着汾阳路狠刷存在感，以至于到了美国的音乐学院，一派寂静使我恍然，学生们都在地下室或其它封闭的教室内苦练，没有劳民的杂音。那年，从九弄有条捷径，直通南昌路的，于是走着走着，听到背后的悦耳声音，便是男女生在试声，想必是废寝忘食的力证吧？眼下的音乐学院一侧，除了我离开时就有的琴行，淮海路角多了剧场，淮海路的一边拆了围墙，可以看见附小的房子，旧的礼堂，工会，新的行政办公大楼，只是大学又呈封闭式管理，不对社会开放，或许会像厦门大学那样，成为发财机器，校园参观的黑市票要260一张，新年快乐的特价，由黄牛和内部人士亲手缔造，直接指挥。与哈弗大学，麻省理工，耶鲁大学，唱着革命的反调。



沿着汾阳路一直朝南走去，路边的小店很多，复印店一个，茶社，咖啡店，点心店或许是附近大中学生的去处，原邮局托儿所隔壁的荣毅仁私宅，变成了“榕城饭店”，是牛排西菜馆，与福州还是成都的饮食无关。小时候翻墙进去抓蝌蚪的工艺美术馆相貌依旧，不知道二楼右边的门修好没有。2005年去莫干山度假村，一个客房的门被醉汉踢个大洞，十二天依旧无人修理。有人说，要把许多空置的名人房子出售，但有人说，此举有损国格，帝国主义反动派又要回来了，也像那年要把苏州小破旧的园林出售给海外私人，立刻招来同济大学陈从周先生的反对，写信给邓小平，两周后立刻刹车，好像只有个台湾人，新加坡人买了个私人园林。

经过五官科医院的门口，热闹非凡，仿若集市。1966年7月21日15岁的我，已是狗仔子的我，被红卫兵一棒子打断鼻梁，一块块的血团，咸咸涩涩的，从鼻腔口腔，直涌而出，楼上楼下的邻居跑来拉开，陪我去五官科急诊，急诊医生将一根钢棒，插入我的鼻腔内，吱吱嘎嘎地扳动着我的鼻梁骨，予以复位，医生头上冒着汗水，连连感叹，“你这个小孩真的吃硬，少见少见！”而那一刻的我，能记得的，心里只有恨，如火般燃烧的恨在心中跳动，一滴泪也流不出。即使多年过去了，那份感觉依然清晰，无法忘却，我能够原谅那些人的无知愚昧野蛮，但我无法忍受产生毒瘤恶人的这个社会体系，以整人为乐，以坑人为本的宗旨。

到了汾阳路，东平路，桃江路，岳阳路间的三角花园，普希金的铜像依在，估计不是原件。我记得那年几个革命造反派拖着那颗头颅，铛铛铛的撞击着汾阳路，朝北而去的。汾阳路北的白公馆不是“越友酒家”，变成沪剧团了，上海画院搬去岳阳路南老干部活动中心的南面，京剧院倒是没动，只是传统戏剧不景气的情况，后继乏人的情况，难有改变。

突然间，飘起了细雨，“三月里的小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息。” 但在这小雨的陪伴下，令人寒战，容易感冒，已近早上十点，还是回新锦江饭店去吧。向汾阳路，淮海路，瑞金二路走去时，生疏与熟悉的感觉，又混合着迎来，再看一眼45号的楼房，9号的弄堂，再也听不见当年伙伴的声音，看不见久违的街坊，毕竟都四散了，伴着时代的烽烟，即使是发小，同桌的后代，三十六年不见，就是陌生人，故乡的熟悉感淡泊了，即是无奈，也是必然。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一过不见了，就是人生的规律，一个人的故事，也仅存于他的父母，子女，难超过三代人的，多做好事，让爱心从后代传下去，即是多少代后，无人记得你，那份情，那份爱，还在淡淡的传送，留有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