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爱国者”所表达的爱国主义是经过高度抽象的政治符号。对于他们来说，“中国”并非一个具体的生活环境或社会实体，而是一种通过宣传塑造的宏大符号。这种符号化的中国代表着“强大”、“尊严”和“复兴”，并且以“共产党”和“国家”的名义存在。
相比之下，县、乡的政府及其党员干部则是日常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他们不是抽象的象征，而是实实在在的权力机构，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县、乡干部的表现（例如办事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等）往往成为这些“爱国者”发泄不满的对象。
这种二元化的认知结构反映了爱国主义的“象征崇拜”——人们崇拜的是国家的宏观形象，而非其基层组织。这也是为什么“爱国者”会热爱“党中央”，却对地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原因。
“爱国者”与“党中央”的关系是通过媒体和官方宣传建立的，这种关系是间接的。他们看到的是经过筛选和修饰的信息，例如党和政府的“伟大成就”和“光辉形象”。由于这种宣传的单向性和控制性，他们没有机会与高层领导接触，因此对所谓的“党中央”保持一种盲目的崇拜。
但在县、乡一级的生活中，他们能够直接接触到地方官员，面对的是制度的具体运作——包括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以及各种不合理的政策。这使得他们的实际体验和官方宣传产生了巨大落差。因此，他们对地方政府的批评是基于直接感受到的不公和不满，而对“党中央”的崇拜则基于宣传中的幻想。
这种“爱国不爱乡”的心态可以从心理学角度理解为一种心理投射。地方的政府干部由于与人们生活联系紧密，成为了人们不满的替罪羊。而“党中央”因为距离遥远，反而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化对象。换句话说，人们把对生活中具体不满的发泄对象投射到了地方干部身上，而把对美好未来的期望寄托在了看不见、摸不着的“党中央”身上。
这种心理机制也反映了一种“上层迷信”——即认为问题出在基层干部，“党中央”是善良而无辜的。这种迷信不仅延续了中国历史上对“清官”的崇拜，也反映了现代社会中对权力的失衡认知。
许多“爱国者”虽然出生于县、乡，但随着他们来到城市生活(或者到了美国的城市定居)，他们逐渐与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脱节，身份认同也发生了转变。在新的城市生活中，他们更倾向于认同国家的身份，而非家乡的县、乡身份。
这种身份认同的转移使他们在心理上与家乡产生了距离感，甚至鄙视感。他们认为家乡的落后、官僚主义和封闭与自己追求的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对家乡政府和干部的批评不仅是对政治不满的表达，也是一种身份脱离而高高在上的象征。
在中国，公开批评“党中央”往往面临严厉的社会控制和政治风险，但批评地方政府的风险相对较低。由于“党中央”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而地方政府却被默认为可以作为社会不满的“出口”。
这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中一种特殊的“批评许可”现象：人们可以对地方干部和基层政府表达不满，但不得对“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公开批评。这种现象导致了“爱国者”把批评和不满集中在地方政府身上，而不敢指向更高层的权力结构。
许多“爱国者”对“党中央”的盲目信任，与长期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密切相关。通过媒体和教育体系，国家构建了一种政治正确的爱国叙事，将忠于“党中央”与爱国主义紧密绑定。任何对国家层面的批评都被视为“不爱国”或“妄议中央”，因而遭到社会排斥。
而在地方层面，这种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相对较弱。人们的现实经历与宣传不符，使他们更容易对地方政府和干部产生质疑和不满。因此，“爱国者”往往在中央层面表现出高度忠诚，而在地方层面却毫不留情地批评。
“爱国者”不“爱县”不“爱乡”的现象反映了中国社会中爱国主义的象征化、权力认知的分裂、身份认同的转移以及社会控制的结果。这种现象揭示了中国社会中信任和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也反映了在不同层级之间，政治认同和实际体验的巨大差距。中国的爱国主义不仅是一种情感表达，更是社会结构和政治控制的产物。这种对中央和地方的双重态度，既是对现实的不满，也是对理想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