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第一次听到这首《童年》，我已经是高一学生了，当时的大广播喇叭天天播放这首歌，觉得好听，喜欢听，但还有一丝丝的惆怅，自然而然地就联想起我自己的童年。很多事我自己可以想起来，但还有很多事别人不提起来，自己永远也想不起来。如果是当年的小伙伴还能重聚在一起，“众人拾柴火焰高”，你一言我一语的，有可能想起更多的故事，把很多故事给连起来，把故事给讲的稍微圆满些。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回顾自己的过去，过去的事总有遗憾，又是那种难以弥补的遗憾，往往使人内心惆怅不已。我是一个怀旧的人，儿时的痛苦和遗憾，现在已不成其痛苦和遗憾，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儿时的丑陋和不堪，我已改过自新，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儿时的欢乐和幸福，那是我宝贵的财富，我更愿意跟大家分享。记忆总是有缺欠，有时有偏差，甚至可能是误解，已经都无法判断了。不管怎样，我愿意把这些星星点点的记忆串起来，挂在胸前，向大家展示。个人的人生不能重新来过，但人类总是向前，我们总是要跟着前人一起跋涉一段永无目的的路，当前人倒下后，我们埋葬前人，坐下来做一缅怀和总结，确定新的方向，再和后人一起继续前行。我曾经作为后浪，欢快地随着前浪涌向高峰，一度还沉到谷底推着前浪向前涌动，一沉一涌，这就是人生。现在我自己已经是前浪了，是想被后浪一直推着，还是也想对后浪做一些引领呢？我在回忆。历史学家许倬云在许知远的《十三邀》里曾说过，“现在很多人只是检索者，不是思考者”，这话说的太对了，我不但要回忆，我还要思考！扯得有点远了，给自己拔高了，咱们书归正传。
我在家里排行老小，老家的叫法是“老疙瘩”。我的姐姐最年长，大我十八岁，打我记事起，我就和我的外甥女一起玩儿了，因为我只比她大三岁。我姐身后是我们四兄弟，我三哥都比我大十岁。给我算命的说我的命太硬，克死了我身上的两个兄弟，因为在我和三哥之间还有两个兄弟都夭折了。我的童年在家里往往没有适龄玩伴，导致我天性向往远方。我小时候的很多故事不是我自己记住的，是家里人讲给我听的。比如，我很小的时候，往往是一个人在户外玩耍。我妈给我做了一副白白的小套袖，这样很容易远远地辨识到我的动向，但也有我脱离我妈视线的时候。有一次，我一直向东，越过了一座矮小光秃秃的东山，家里人还浑然不知，最后是由邻居大叔把我给抱回来了，家里人有些后怕，根本想不到我一个三岁小孩会走那么远。这事我完全不记得。
又比如，我一个那么小的孩子居然能抽烟，还是那种东北老头老太太抽的大旱烟。老人们也一定好奇，这小孩能抽烟？试一试他。他们就把大烟袋嘴递过来让我吸，我也不辱使命，大口吸烟，大口吐烟，居然不咳嗽，都把自己抽醉了。所谓的醉倒，我想只不过是吸烟过量中毒罢了。后来我一个人在家玩，翻出来一小瓶甜甜的小药粒，我生性嗜甜，把这一小瓶药全吃了，结果病了，正赶上二月二包饺子，我也不去面板上搅局了，只静静地躺在那里，一会儿说要拉屎，我妈就递给我一个搪瓷脸盆，让我别出屋，就地解决。结果哪里是拉屎，分明是拉蛔虫，干干的全是蛔虫，都是筷子粗，一点儿也没有夹带小抄，装满了半个脸盆。前面吃药的事情我不记得了，但至今我还记得当时那一堆蛔虫的队形，一条条都不动，不像后来我看到别人吐出的蛔虫还能慢慢地变换身姿。当时农村环境卫生不好，即使看起来表面很干净，但也可能到处是蛔虫卵。我是一个任何东西都可以进嘴吃的人，吃几个虫卵那是分分钟的事。至今还是如此贪嘴，家人说我永远也不会饿死，但有可能被毒死。现在想想，我一个三四岁孩子抽旱烟可能是因为得蛔虫病而造成的“异嗜癖”。自那以后我就不抽旱烟了，改成抽烟卷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完全戒掉，还学会了吐烟圈。我妈说那瓶药叫“七里散”（音名），是打虫药，是我姨父从北京带回来的。如果不是这一瓶打虫药，那些个蛔虫如果在我肚里兴风作浪，造成肠梗阻，这对于一个住在偏僻农村的三四岁孩子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据说我小时候性格很好，不哭不闹不认生，有吃的就行，所以我经常被人抱走藏起来玩。当时生产队里有很多下乡知青来接受我们小队的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都住在队里给他们准备的“青年点”，我经常被带到青年点里藏起来，我妈去找，都谎称没看见我。我有模糊印象的是一个叫“王红美”（音名）的抱我去青年点，我站在炕沿，她和另一个矮个子的女知青喂我吃熬好的东北大白菜。有趣的是过了一段时日之后她们两个不知何故还争吵起来了，进而发展到撕扯起来了，那王红美个子高大，不小心把对方打得口鼻流血。王红美后来和另一个知青小姜结婚，生有两个儿子。很不幸，后来王红美在生产队里的一次塌房事故中遇难。那是“大干社会主义，大批资本主义”的年代，我们生产队搞副业，从外地购进一批废弃的城建用的安全网，把安全网拆掉成单个细绳，再把这些细绳绞成一寸多粗的大绳子，据说是用于火车上捆绑货物的。大家晚上披星戴月地拆安全网，白天就甩开膀子绞大绳。晚上拆安全网时可能是因为粘有水泥比较难拆，就两个人一人抓住一头用力拉扯，如果是一个人，就把绳子绕过一根柱子，然后两只手抓住两端用力拉，结果柱子被拉倒了，房顶塌下来，一个嫁过来刚几个月的小媳妇被砸死了，当时她已经有了身孕。王红美是另一个不幸者，他的丈夫小姜拉着她的双手嚎啕大哭。后来小姜带着两个儿子返回大连市内了。他们家的房子也就一直空着，门上和窗户有些玻璃都没了，黑洞洞的。我小时候一大早天还不亮就上学，他们的空房子是我的必经之地，看到黑洞洞的门窗令人心生恐惧。后来从浙江来的一个摇爆米花的小伙把这个空房子作为据点。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摇高压爆米花，几乎家家都端来一瓢玉米来做爆米花，这个空房子就这么又有了人气。
这次塌房事故以后，我们队里改用碎布条纺绳子了。碎布条是厂家汽车给送来的，一大车捆得紧紧的，卸车以后一散开看起来更多。碎布条先直接堆在户外，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随便翻检，第二天就入库了。碎布条有各种颜色，有的碎布条还挺大的，有些人就用这些五颜六色的碎布缝成一个布兜，有的用来缝成鞋垫，还有的缝成一尺见方的抹布，商店（当时我们都叫货社）收购一块抹布八分钱。里面还有可能是用来制雨衣的布，一面是布，另一面是橡胶的，我们男孩子就把橡胶的一面小心翼翼地撕下来，再缠起来做成一个橡胶皮球，实心的，但仍然有弹性，可以朝墙上投掷再用手接球玩，也可以在地上滚动当球踢，还有的当毽子踢，一脚能踢出老远。
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每年早春和晚秋换季时节我都会病倒，发着高烧，可我不能吃当时的退烧大药片叫安乃近，一吃就呕吐，所以我就那么烧着，主要是靠喝冰凉的水井里的水来降体温。有一年春天还很冷，我发着烧，就吃房檐下冻成的冰棍来降温。我一般是发烧一周后就自动痊愈了。待我能下地走动了，街上遇见一个本家大叔，问候我“好了？”我说“好了！”“你要不好对不起你老爹，趴在井台给你凿冰棍”。我这才知道我吃的冰棍是我爹从水井口弄来的，不是来自我家的房檐下。我发烧一周的后果就是流鼻血，一般是发生在我在户外散步的时候，家里人都不知道。我也不止血，就低着头让他流，观看着血的颜色，一开始是暗红的，再变成鲜红的，最后是樱桃红，大约持续十多分钟，渐渐地就不流了，也就损失大约50 毫升血吧。但我会觉得虚弱，走动多了会冒虚汗。但总归是会逐渐好转的。但有一年烧了十天还不见好转，家里认为我应该去医院。我爹就带我去公社医院，十几里远，得坐汽车。
我家附近有一条大官道，就是公路，公路两侧有参天大白杨树，我两手合拢都抱不过来，夏天非常阴凉，风一吹，树叶沙沙的响声有时会让人凉得起鸡皮疙瘩。我曾经一个人一棵一棵地手摸着白杨树干沿着公路一直走到公社所在地。但这次病后虚弱，走不了那么远。每天上午几乎同一时间定点有公共汽车，是从瓦房店方向到交流岛方向的，中途路过公社医院。下午公共汽车返回。我每天都看到红色的公共汽车开过，我们小孩子们有时还跟着汽车跑一小段，目的是闻那香香的汽油味，可我从来没坐过汽车，不知里面是什么样子，很想往，我曾经不止一次梦见我坐上了汽车。这次可终于坐上汽车了。人很多，只能站着，但并不拥挤，我爹提醒我扶着一个横杆站稳了。我向后看了一眼，车的内部结构什么也没看见，满眼都是人。不一会儿就到了，啥体会也没有。最后医生检查结果是肺炎，我得住院治疗，每天注射青链霉素。链霉素不是很痛，但青霉素是真疼呀，那痛是从屁股沿着大腿，下行到后腿弯，最后一直到脚后跟，趴在病床上好一会儿不能动弹，每天都要挨一针青霉素一针链霉素，如果是同一护士，左侧屁股和右侧屁股交替着注射，换个新护士就从右侧开始，如果是临时换班的，那也是打右侧。总之，右侧挨的针更多，三周后出院时，右腿还有点瘸。后来休学一个学期。我这场病花掉我家65块钱，当时我不知道家里有没有东挪西借，即使没借钱，但我想也是到了极限了。我身高比我的几个哥哥都矮，我总觉得是蛔虫和反复多次生病发烧流鼻血影响了我的发育。我家里人也说我小时候很聪明，结果越长越回旋，越来越不如小时候。
有一年病后恢复期，我妈给我找点事做，就是放鹅。那一年我家自己孵出一群小鹅仔，每天要剁很多青菜来喂它们。放鹅就不用每天剁菜了。我就每天赶着这群小鹅到有鲜嫩青草的地方。小鹅捣着脑袋急急忙忙地薅着青草，我眼见小鹅的脖子从一侧底部鼓起来了，然后这一侧脖子的鼓包越来越往上，直达脑袋，这种现象我们叫 “阻脖”了，就再也吃不动了，然后把它们赶回家。后来的那个暑假我就放鹅。我的发小们那年夏天则放猪，我放完鹅就跑去看他们怎么放猪。他们往往是几个人联手将他们几家的猪聚到一起组成团。有的猪很聪明，又淘气，它们趁着人们不注意，就倏的一下钻进了玉米地里。这些小伙伴们就得分工，两个继续看着猪群，其余的钻进庄稼地里去赶猪。猪在庄稼地里是如鱼得水，小伙伴们是跑不过它的。这猪就像逗孩子们玩似的，在庄稼地里饶了一圈又原地返回，看小伙伴们还没出来，它左看看，右瞧瞧，又侧着耳朵一动不动地听一会儿，忽然 “哼”地叫了一声又一头钻进庄稼地里去了。小伙伴们从庄稼地钻回来，“出来了吗？”“出来了，又钻进去了”，他们就又得钻进去找猪。第二天，他们就把这只淘气的猪的后腿拴上一根绳子，右手牵着。我休学那年曾经给生产队放猪。生产队的猪比较好管理，几头老母猪带着它们的少年猪，都兢兢业业地在那拱食土里的东西或吃青草，吃完之后还会躺在一个朝阳的地方晒太阳，当你走到它们身边，它们还会“哼，哼”地连叫两声，似乎跟你说，“再躺会儿，再躺会儿”。
当时还有一个叫二狗子的在放牛，经常跟我们放猪的走到同一个场地。这二狗子有人说他“彪”，彪有好几层意思，在这里就是说他傻。可有人觉得他也没那么傻，就说他是“半彪子”。我很喜欢牛，就和二狗子商量跟他换一下，我放他的牛，他来和猪倌一起放猪。只放了两天牛就又换回去了，因为猪倌认为二狗子太彪，不愿意跟他合作放猪。改革开放后农村包产到户，各自家里都有牛了。我就放我们自家的牛。我特别娇惯我的牛。一般我都是牵着牛到田间地头让牛吃鲜嫩而又干净的草，我还喜欢让我的牛吃庄稼地里地垄沟里的草。牛从田头顺着垄沟吃嫩草，边吃边往里走，当牛已经进入半个身位的时候，我轻轻地抖一下缰绳，牛就停止吃草，先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某处，似乎有点发懵，在琢磨我是什么意思，待明白了我的意图以后，就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退回来，很明显它是防止自己毁坏了庄稼。我会牵着它再吃旁边下一个垄沟里的草，如法炮制，牛和我配合的天衣无缝，很少弄断庄稼。吃饱以后，我就把牛牵到一个开阔地给它自由，我趁机歇息一会儿。当我看它走的有点远，我大喊一声“回来”，牛就立即掉头往回走，就像它能听懂我的话似的。有一次，它发起了牛脾气，径直急匆匆地奔向一片庄稼地，我赶忙大喊一声，“回来”， 这次它没理我，继续往前走， 我就又喊了一声，它还不停，离庄稼地越来越近了，我赶忙抛出手里的棍子，只见棍子还在空中翻着跟头朝牛飞去，牛在地上仍然急匆匆地奔向那片庄稼地，当棍子已经追上牛时，牛已经得手，咔嚓一声一口咬下一个苞米穗子，这时棍子直直地从空中落下，不偏不斜地正砸在它的左眼，它疼得扭头朝向我，嘴含苞米，闭着的左眼似乎还在眨动，鼻孔张的很大，很大声地从鼻孔喷出应该是两股粗气，右前腿在地上跺了两下蹄子。我知道，这是打疼了它，它的右眼眼神似乎在埋怨，“至于嘛，不就是一棵苞米吗？”但它仍然没有吐出苞米，还放肆地仰着头大嚼起来，从两侧嘴角流出两趟黏黏的哈喇子，长长的，还随着嚼苞米时一张一合的嘴一抖一抖的。我也很心疼它，就让它把苞米穗子吃完。夏天的嫩苞米，有浓浓的玉米香味，人爱吃，牛也爱吃，我想它实在是馋的受不了了，才不顾一切地掰来一棵解解馋。后来，它的左眼长出了玻璃花，但好在视力似乎没有受到太多影响。随后的几十年，我多次想起这头牛，跟我那么好，却因为一棵在老家根本就不值钱的一棵苞米穗子，差点被我弄瞎一只眼。每次当脑海中出现了它的影像，昂着头，跺着脚，张大着鼻孔朝我喷着粗气，我眼睛就湿润了。我在敲这段文字时，已经是泪流满面了，不得不暂停下来。
像《童年》里的歌词一样，童趣总是和知了相伴着。不但童年，到了成年我也喜欢捉知了。知了有两种，一种是会“命啊命啊”地叫的知了，是雄性的，还有一种是不叫的哑巴知了，是雌性的。有的刚孵出来，颜色比较淡，运动能力和飞行能力都非常差，这种捉起来就没什么意思了，根本没有成就感。捉雄性知了那才更有成就感。有的叫起来很急促，叫完就立即飞走，这种就很难抓。有的叫的也很急促，但呆在原地不走，叫完一小会儿后又叫，这样的就容易定位，也就更容易捉住它。还有的叫的并不急促，叫的节奏和韵律也和急促叫法的不同，叫的比较不费力但一直持续地叫，往往是一边叫还一边往后退，这样的是最容易抓住的。还有的，它不轻易叫，只是静静地趴在树枝上，看到这样的往往给人一种意外惊喜的感觉。很少见的是雌雄正在闷声交配，发现这样的那就更是惊喜了，这种情况最容易捉住。大多数孩子用长杆来抓知了。在杆的一头用铁丝绕成环状，在铁环上套上一个塑料袋，就把知了套在塑料袋里，知了会大叫，像杀猪一样嚎叫，还扑棱扑棱地在塑料袋里挣扎，这时我们只需保持塑料袋口朝上，把杆收回即可，知了只朝下挣扎，不超上挣扎，一把就抓住了，成功率非常高。还有人用蜘蛛网缠到铁环上来粘知了，最好的蜘蛛网是早晨带有露珠的，粘性最高，最容易粘住知了，但有时知了用力挣扎后也会逃脱，知了的叫声也由杀猪般绝望的嚎叫变成了死里逃生或劫后余生般欢快的叫声，似乎能感受到它们胜利的喜悦。当然了，我们则十分失望。现有的蜘蛛网根本就不够用，有的孩子就捉来一只大蜘蛛，现抽蜘蛛丝，抓住蜘蛛围着铁环转圈，铁环倒是被缠的密密麻麻，可根本不粘。我不喜欢用长杆，我特别喜欢爬树空手捉知了。捉住知了，用拇指和中指轻轻地捏着知了的胸腹部位，任凭知了拼命煽动翅膀，用手心感受翅膀扇动带来的风和震动，那才叫一个爽。很多小伙伴喜欢把捉住的知了掐去翅膀以防止它们飞跑了。我很不喜欢这样，一只没有了翅膀光秃秃的知了再我眼里就不是知了了，我喜欢看知了披着长长的双翅威武地站着。其实被捉住的知了也活不了多久。我很喜欢吃烤熟的知了，很香，不是油香，是蛋白香，香中带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