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拾遗之126：天窗下的灰尘

《尘封档案》拾遗之126：天窗下的灰尘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1952年春，天津市发生一起幼稚园儿童集体中毒案件。公安机关围绕着“投毒者是谁”进行了缜密的侦查，拨开重重迷雾，排除几多困难，最后，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一、毒案突发

1952年4月3日，星期四。

这是明丰私立幼稚园的一个黑道凶日，这天，该园发生了一起投毒案件，全园幼童悉数中毒！

明丰幼稚园由抗战胜利那年从英国回津门定居的谢湘漪投资经营并自任园长，分小班、中班、大班三个层次的级别。本案发生时，全园共有三岁至六岁的幼童共67名。

谢湘漪自任园长亲自管理明丰幼稚园，其理念颇多是英国人的那一套。比如，幼稚园从周一到周六每天供应正餐两顿、点心两顿，那是雷打不动的。所有的饭菜、点心，都是她专门聘请的专业厨师烹饪、制作的。厨师不但要制作点心，每周四还要给幼童上一堂点心制作课：把原料拿到教室里，给中班、大班的幼童讲解如何制作，并让每个幼童都动手做点心。每到上这堂课时，谢湘漪园长再忙，也肯定到场和幼童一起做点心。

幼童对上点心制作课的热情最高，在他们的意识中，洗净小手后拿一团发好的面粉根据自己的想象捏成一个什么形状的东西，经厨师拿到厨房去再送回来时，就变成了美味可口的点心，这种有玩有吃的形式，远比玩橡皮泥有趣得多。

这天上午，幼稚园照例上点心课。谢湘漪因为要去区政府教育科参加一个会议，所以没有到场，由保育员小陆代替她和另一保育员小顾一起协助厨师许德荣上这堂课。这天，许德荣教幼童制作的是麻花。每人发了一小块发好的面团，让孩子们学他的样子搓搓捏捏。做成以后，许德荣还要逐个检查评判，当然多是给以表扬鼓励，然后用托盘把孩子们的作品收拢起来后送到厨房去炸。

事后回想起来，这起投毒案是出现过端倪的，只不过没有引起重视罢了。发出预警的是一个四岁女童，她在保育员小陆端着托盘来收作品时，曾说了一句话：“这面团有股怪味儿。”小陆听见了，还把托盘抬起来闻了闻，没有什么感觉。

看来，儿童的嗅觉比成人灵敏，这个四龄童的感觉是准确的，可惜没有引起保育员的重视。四龄童所发出的预警信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一会儿，许德荣把麻花炸好了，由各班的保育员分发给幼童。天津的麻花天下闻名，而许德荣年轻时曾在天津最负盛名的十八街“桂发祥”当过学徒，虽然没有学得制作津门一绝“桂发祥十八街麻花”的核心技艺，但在这小小幼稚园里那肯定是大受欢迎的。他炸出的麻花，香甜酥脆，老少皆宜。当下，幼童拿着分发的麻花大嚼，那个发出过预警的四龄女童已经忘记了自己曾说过“面团有股怪味儿”了，和其他小伙伴一样，很快就把一根小小的麻花吃了下去。

中毒现象，是在大约一刻钟后开始出现的。先是有大约五名幼童同时说“难受”，然后，就有包括这五名在内的十多个幼童开始呕吐并叫“肚子痛”。往下，就全面爆发了，几分钟之内，陆陆续续各班全部幼童都腹痛、呕吐，哭声一片。保育员顿时大惊，手忙脚乱，有两个自己也禁不住哭了起来。厨师许德荣和帮厨的刘妈闻讯赶来，见状也没了主张。

正慌乱间，谢湘漪园长回来了。她是见过世面的人，当下立刻安排保育员联系车辆把全部幼童送往医院救治，然后，她给幼稚园所在区的天津市公安局第四分局和管段派出所打电话报警。

第四分局接到电话，当下就由副局长李益严率领五名警员火速赶来幼稚园。李益严一干人抵达时，派出所已经全体出动将幼稚园封锁了。事实上幼稚园此刻只有厨师许德荣和刘妈在，谢湘漪和所有保育员都随车护送病童前往几家医院了。李益严简单问了问情况，便立刻往医院打电话，了解救治情况。几家医院的回答是一致的：从症状看来，这些幼童是食物中毒，所食毒药是什么还不清楚，药性剧烈，但所投剂量可能不大，送医院及时，所以病童看来是没有生命危险的，但是否有后遗症目前还不好下结论。

案情很快就报告了市公安局，并上报市委市府，领导当即指令由市局、分局组建专案侦查组，务必以最快速度将该案侦破，抓获案犯，绳之以法！

二、排查疑犯

联合专案侦查组由市局、分局、派出所的10名刑警组成，这在当时警力非常紧张的时候算是比较大的专案组了。第四分局副局长李益严、市局刑侦处大案组组长孟光分别任正、副组长。

专案组立刻投入运转：指示赶来增援的法医提取呕吐物和幼稚园厨房里所有的食品原料作化验；查看现场；向留在幼稚园的许德荣和刘妈了解案子发生的情况；派员前往收治中毒儿童的4家医院跟保育员和园长谢湘漪逐个交谈，了解情况。

侦查员跟许德荣谈话时，发现他不时以手捂腹，脸呈不适神情，便问他怎么了？许德荣说他也吃了一个麻花，现在觉得肚子有点痛，大概也中毒了。原来，许德荣把他给儿童上点心制作课时自己示范制作的那个小麻花顺手也下锅炸炸吃了。侦查员便要送他去医院，他摇头说不必，因为发现出事后他马上弄了点肥皂水喝了下去催吐了。

到了下午，中毒儿童的情况明朗了：经医院救治，所有儿童都已脱离危险，大部分儿童已有家长领回家，小部分病童尚在观察，但当天都可以出院。

保育员小陆向侦查员反映了那位四龄童对她说过的“怪味儿”情况。侦查员立刻去找已被家长领回家的那个小女孩，问下来，女孩说她闻到的那股怪味儿很像姥姥用来杀老鼠的药面的味儿，不过很淡，炸了后就一点气味也没有了。

专案组马上想到了所投毒药可能是老鼠药，正要跟法医联系，法医打来电话了：根据提取的呕吐物化验结果，认定毒药系磷化锌老鼠药。经对提取的制作麻花的所有原料进行化验分析，认定所有原料中均无残留毒药，故毒药是直接被投放于用于制作麻花的面团中的。从所投毒药剂量和预计中毒人数的比例来看，投毒者的犯罪动机很有可能并非要杀人，而不过是出于泄愤或者据此产生影响而导致其所希望出现的后果。

法医的这个结论对于专案组下一步的侦查工作很有启发：既然毒药是投在面团中的，那只要知道何时和的面，何时制作成麻花到下锅炸的这个时间段，然后再把所有在这个时间段内进过幼稚园厨房有条件投毒的人员列出来，案犯肯定在这些人员当中，逐个调查筛选就能找到了。

于是就把厨师许德荣找来，询问麻花的制作过程。许德荣虽然也吃了有毒麻花，但以其成年人的体重，每根麻花中的毒药成分连幼童也没毒倒，他又自己用土方法治过了的，所以没去医院此刻腹痛也止住了。他告诉侦查员：制作麻花需要头天晚上先把适量老面和面粉加水掺和，放在瓦盆里搁一夜让面团发酵，次日再加冰糖等其他配料，最后再拉制成型，下锅炸出。幼稚园儿童学着制作的，实际上是油炸之前的最后一道工序。谢园长说了的，并不是真的要让孩子们学制作点心的手艺长大后靠此谋生，而是想通过这样的劳动，使他们懂得一点生活的基本道理。

那么，幼稚园晚上是否有人值班呢？

值班？我就睡在幼稚园啊！

又询问了帮厨刘妈，了解到这天早上她是第一个到的幼稚园，第二个到的是谢园长。往下的第三第四个及之后的，侦查员也就不问了，因为其他保育员是从来不进厨房的，这是谢园长的规定。刘妈的工作岗位就在厨房，整天基本上就是待在厨房里忙碌；厨师许德荣那就更不必说；谢湘漪的工作岗位是在园长室，但她一天之中也得进厨房数次，检查卫生，查看饭菜质量什么的。当天，她也是7点一到幼稚园就去了厨房。后来，去区政府开会前还进了一趟厨房。

这样，专案组就基本认定投毒对象就在谢、许、刘三人之中。

明丰幼稚园出了这么大的事，别说中毒的儿童还需要进行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恢复，就是不需要恢复，也不可能次日马上就接着上课的，区政府早就将一纸盖着大红印章的告示张贴在大门口了，没有说原因，只称“因故停课，何时恢复，等候通知”。这样，幼稚园就成为专案组的驻地。专案组决定：小陆等八名保育员和这天没有来园上班的兼管财务的园长助理罗增轸在家待命，随叫随到；谢湘漪、许德荣、刘妈留在幼稚园协助调查——其实就是隔离审查。

侦查员分别跟谢、许、刘三人进行了谈话，然后专案组举行会议汇总谈话内容，据此进行分析梳理。

首先认为应被排除的嫌疑对象是园长谢湘漪，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推测她的作案动机都是站不住脚的：幼稚园并未购买保险(那时也没有此类保险可以购买)，发生这等事故，损失是谢湘漪本人的，她家尽管有钱，但实在没有必要硬要把钱钞花在自己故意制造的赔偿上，况且还要承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她跟所有入园儿童的家长也没有任何过节，不可能起意作该案而达到报复的目的。另外，据向许德荣和刘妈调查，谢湘漪当天上午虽然两次进入过厨房，但她并没有接近过盛放面团的那个瓦盆，旁边有两双眼睛注视着她，就是想下毒也没有机会。

谢湘漪被排除后，专案组就开始分析刘妈。从作案时间和机会来看，她是有条件下手的。厨房就她和许德荣两人在，许德荣尽管有她这个帮厨当下手，但自己还是要干许多活儿的。他干活的时候，不可能把眼光一直盯着刘妈——也没有必要盯着。但是，刘妈同样缺乏作案动机。她是三河县人，抗战胜利那年丧夫守寡，次年儿子又病亡，族里认为她是“丧门星”，就把她赶了出来。她被迫沦为乞丐，在天津行乞时正好遇到在四处奔波筹建幼稚园的谢湘漪。谢湘漪买了包子给已经饿得几乎站不住的刘妈吃，交谈之下了解其境况后生出一份同情心，于是就决定把她收留下来，在马上要开张的幼稚园打一份工。1950年，谢湘漪又张罗着替刘妈介绍了一个码头工人重新成了家，住房还是谢湘漪提供的。所以，谢湘漪应该是刘妈的恩人，刘妈没有理由投毒。而且，如果幼稚园出了这等大事，那关门看来是逃不了的，关了门她就失业了。放着一份好好的工作不做而偏偏要谋求失业，脑子进水了？

这样，疑点就集中到厨师许德荣身上了。

三、函件举报

跟谢湘漪、刘妈相比，许德荣的情况正好相反，他的作案条件和动机居多：单身汉，住在幼稚园，制作麻花的面团又是亲手揉的，可以说，从开始和面一直到把发酵后的面团切成坯子发给孩子，这长达十几个小时里他随时有机会下手，刘妈根本不会发现。况且，许德荣是一个既会制作点心又能烹饪菜肴的两栖炊事技术人才，当初谢湘漪办这家幼稚园时，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从“春风得意楼”挖过来，跟他的合同一签就是十年。如果明丰幼稚园出事关门的话，他根本不必像刘妈那样担心失业。许德荣也不缺作案动机：出事前五天，他曾为伙房账目不清的事遭到谢湘漪的指责而当众发泄了一通。事后，他曾至少三次分别向刘妈和几个保育员扬言：神气什么？大不了大家散伙！

散伙？他是随口说说还是真心吐露？专案组决定调查。

调查结果是：许德荣的一个族兄最近正在筹备开一家饭馆，已经三次向许德荣发出加盟邀请。据那位族兄对侦查员说，由于他开出的薪水比幼稚园高，而且还许诺给其干股，所以许德荣是愿意加盟的。第三次他对许德荣说这事儿时，许德荣说我是想跳到你那里去的，在幼稚园过得不咋样，薪水多年不提，园长对厨房又管得过严过细，还不让喝酒，说怕影响孩子，我早就有了想离开的念头。但是，事情可能不大好办，因为当初谢园长把我从“春风得意楼”挖到幼稚园时，跟我签了一份为期十年的合同，规定我必须在幼稚园干满十年才有选择是否离开的权利。族兄说别理她，那是解放前的合同，不认了的。不信，你去问问律师。上周一中午，许德荣还真的去问了律师，是族兄陪他一起去的，律师看了那份合同，说从合同内容来看，双方的约定应该是有效的，由于不涉及到政治，跟什么“剥削、压迫”也没有关系，另一方的身份也是守法群众，所以这份合同属于纯民事性质的合同，其约定是可以延续到解放后的，你是不好解除的。

专案组据此进行了分析推断：许德荣会不会因为不能解除合同另攀高枝，从而就产生了制造一起投毒案件而让幼稚园倒闭从而达到自然离开的目的？

于是，专案组决定将许德荣留置，对其进行专门审查。但是，许德荣面对着侦查员的讯问，态度强硬，矢口否认自己跟投毒案有关。

盘查陷入了僵持的当儿，专案组长李益严收到了一封信。

这是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明丰幼稚园投毒案系一个22岁的年轻姑娘所作。这个姑娘名叫薛娜丽，是幼稚园园长谢湘漪的亲生女儿。举报信称，案发当日上午8点多，薛娜丽曾去过幼稚园！单单去过幼稚园还不能说明问题，举报信接着继续爆料：薛娜丽与谢湘漪这对母女间为女儿的婚恋已经闹得不可开交，薛娜丽想脱离母女关系，为此专门跑过报馆、法院，都未被受理。为此，她曾当面指着母亲的鼻子发出过威胁，称“要你好看”。

这封举报信理所当然引起了专案组的重视，当即决定立刻对此内容进行外围秘查。

经查，获得情况如下——

薛娜丽出生于英国，15岁那年随父母回国定居，进了天津的一所教会办的护士学校。1948年从护校毕业后，进了益严纱厂，在厂医务室工作。姑娘开朗活泼，单纯天真，俏丽洋气，又有着一份很好的家庭背景，所以还在护校时就已经大受追捧，踏上工作岗位后盯在她后面的小伙子更是成班成排。那个时代，没有“早恋早婚”之说，解放前是想什么年龄段结婚就可以结婚的，1950年有了《婚姻法》，年满18岁就可以合法结婚了。所以，薛娜丽也接触过几个对象，但都是蜻蜓点水般的一接触就拜拜了，直到一年前认识了潘耀。潘耀是大学毕业生，地下团员，解放后做了一段政工工作，去年分派到益严纱厂来做工会工作。薛娜丽是医务室的工会组长，两人接触多了就恋爱了。

谢湘漪夫妇得知女儿选择了潘耀后，跟小伙子见了几次面，还托人对其家庭情况进行了了解。对小伙子的家庭不大满意，还不大能够接受其性格中的大部分成分，夫妇俩经过商议，就投了反对票。这样，薛娜丽就跟父母闹上了，她是非潘耀不嫁，而且非要在父母赞同下嫁。谢湘漪的丈夫是大学教授，一个标准的好好先生，经不住女儿的轮番轰炸，只得改投赞成票。但谢湘漪坚决不让步，为此，母女俩几次三番吵得不可开交。薛娜丽知道母亲好面子，为了迫其让步，甚至还跑到幼稚园来吵过。

案发那天上午大约8点多，薛娜丽确实去过幼稚园，得知母亲在厨房，就到厨房去找，但没有找到，就走了。从时间上推算，当时谢湘漪已经离开厨房，从幼稚园的后门出去，开了私家车去区政府参加会议了。那么，当时厨房里是否有其他人呢？许德荣在门外从水井里打水，刘妈在厨房一侧切菜。了解下来，发现刘妈所待的位置正好跟盛放面团的瓦盆形成死角。也就是说，如果薛娜丽要下毒的话，当时是无法发现的。

专案组指派侦查员小黄、小张前去益严纱厂直接向薛娜丽调查。薛娜丽承认她那天去过幼稚园，是接受了父亲的建议想改善跟母亲的关系而去送电影票的。那张电影票是潘耀弄来的，因为幼稚园出了事，没能送到母亲手里，现在还在她这里。至于她那天应当是上班的，怎么大白天就跑出去了的原因，是她奉命去区爱国卫生委员会取一份宣传资料，正好路过幼稚园，于是就顺便拐了进去。

小黄、小张随即又向医务室主任、潘耀和谢湘漪丈夫薛教授作了调查，证实了薛娜丽所述不谬。潘耀和薛教授还提供了薛娜丽没有说的情况：上周，他们三人在外面馆子吃了顿饭，专门商讨了如何做通谢湘漪工作使之赞同这门婚事的问题。

专案组根据上述调查情况进行了讨论，认为怀疑薛娜丽作案的依据严重不足——也就是说，可以初步排除她的作案嫌疑。

四、案情大白

这样，新的问题随之出现了：这封举报信是何人所写？这人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又怎么会对情况如此熟悉？专案组觉得这个情况值得重视，因为可能写信人跟该案有关系呢！

这时，另一路分工抓被留置的许德荣审查工作的侦查员老唐、小邓、小马三人忽然有了新发现。这三位对许德荣的盘问最初弄得很不顺，许德荣的对立情绪严重，除了矢口否认跟投毒案有关系之外，根本不回答任何问题。于是三人改变了方式，跟许德荣聊天样的叙谈案子、幼稚园以外的内容，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侃大山。这样聊了两天，方才把话题好似不经意地扯到案子上，说老许我们看你像个好人，应当不会下毒的吧。许德荣说什么叫“像个好人”，我姓许的一向是个守法的良民，把下毒这样千刀万剐的事儿扯到我头上来，那真叫瞎了眼！老唐说那让我们扯扯看，这事儿总有人干的吧？你没干，刘妈没干，谢园长也没干，那么那毒药是谁投到面团里去的呢？你可以想想看，是否有人在你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偷偷溜进过厨房？

许德荣真的想了，想了整整一夜。次日，他向侦查员说了一个以前没有说到过的内容：案发那天早晨，他起床后到厨房去开始干活的时候，发现灶台上有灰尘，正好这时刘妈来了，他就让刘妈擦掉了，两人议论说会不会是有老鼠了，这让谢园长知道了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儿，得留意一下哩。本来，刘妈中午要去买个夹子准备对付老鼠的，没想到上午就出了事，所以这事就不提了。现在他回想起来，寻思那灶台上方就是厨房的天窗，会不会晚上有人从天窗爬进来下了毒啊？

专案组领导闻讯极为重视，立刻指示老唐三人前往幼稚园调查。一问刘妈，证实确有此事。那就甭废话了，找了架梯子上天窗去瞅瞅吧。这一瞅，瞅到了两只留在天窗窗台上的脚印。另外，还在天窗外屋顶上那根竖立着的连接室内外电线的木杆上发现了绳子拴过的痕迹，天窗玻璃上则有数枚清晰的指印。于是，作出判断：有人曾从室外攀上厨房屋顶，以绳子拴在木杆上下到厨房里，作案后从原路逃离。

经鉴定，指印、脚印跟许德荣完全不符。于是，许德荣被解除留置。

那么，脚印和指印是何人留下的呢？这个问题，该由另一路侦查员来解答了。

副组长孟光、侦查员大刘、小黄、小张四人分工调查那个写举报信的人，分析下来，认为写信人对薛娜丽的情况这么熟悉，而且又熟知薛娜丽的行踪，所以初步可以断定这人是薛娜丽的同事。于是他们就决定查摸这个写匿名举报信的人，理了下思路，决定先找医务室主任了解那天他派薛娜丽去区爱委会取宣传资料这事还有谁知道，主任说他先是派另一护士王韵丽去的，小王说她的脚昨天扭了，建议派薛娜丽去，于是就派了薛娜丽，小薛当时很高兴，说她正好有张下午5点半场次的电影票给她妈妈送去。当时小王就在旁边，所以她肯定是知道的。那么，这个小王平时跟薛娜丽的关系怎么样呢？主任说这两人以前好得跟亲姐妹似的，后来为了选派培训医生的事儿闹翻了，关系一下子变得形同水火。

原来，厂部根据纱厂员工不断增加的态势，决定增加医务人员，那时的医生不用什么资格证书，厂医更是没有诸多讲究。厂部就决定从原有的工龄满三年的护士中选拔一人送往医院去培训，回来就是医生了。厂医务室一共有7名护士，够资格的有6名，人人报名，极为踊跃，都是志在必得的架式。因为医生跟护士不但待遇大为不同，名气更是大不一样，有这个机会谁也不肯发扬风格礼让他人。这6人中，薛娜丽、小王和另一个小郭平时表现都是不错的，尤其是薛、王两人，各项条件都合适。薛、王自己也清楚，但是名额只有一个，于是就开始进行恶性竞争。两人先是互相找工作中的差错，把陈谷子烂芝麻都翻了出来，然后就当面争吵，一次甚至差点打起来。医务室主任火了，决定取消这两人的资格，改派小郭去。

这是去年的事，半个月前，由于要筹建分厂，厂部决定再培训一名厂医，仍从护士中择优抽调。这个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薛娜丽、王韵丽都已经找领导谈过，表示了争取意向。

调查进行到这当儿的时候，老唐那一路在幼稚园厨房天窗上有了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发现。专案组当晚开会时把两路所获情况一汇总，顿生猜想：这事会不会跟那个王韵丽有关系呢？脚印、指印当然不用比较的，那是男性的，但如果真是她策划该案，那是可以请人代干的。

于是就盯上了王韵丽，一了解，她有个男朋友，已经订婚了，名叫盖杰，是在银行工作的。侦查触角便悄然伸向盖杰。调查得知：小伙子24岁，出身资本家，自幼喜欢武术，曾专门拜过师傅习练拳术，身手敏捷；其家住第三区顺风街一字巷，巷子口就住着一个走街穿巷兜售老鼠药的汉子。经向那汉子调查，案子发生前两天，盖杰曾从他那里买过磷化锌老鼠药，一下子买了五包。那汉子寻思没这么买法的，别是要用到其他目标上去？正要发问，盖杰已经开口说明了，称是其供职的银行里闹耗子，是领导让他买的。侦查员随即又去了银行，证明这个解释是虚假的。

往下，就是传讯王韵丽、盖杰了。到案后，先提取盖杰的脚印、指纹，小伙子便知不妙。鉴定结论还没出来时，两人就分别交代了作案事实，其动机、过程跟专案组推测的一模一样。接着，技术鉴定结论也出来了，证实现场发现的脚印、指纹确是盖杰所留。

这个案子尽管受害人数众多，但由于案犯策划时并无主观杀人的动机，且犯罪后果并不算严重，两案犯认罪态度也较好，所以法院在判决时充分予以考虑，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