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HUA CHARLES撰文／凯茜编译）
1850年泰奥多尔·夏塞留（Théodore Chassériau）绘制的“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肖像（Alexis de Tocqueville）”。
法国人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他的开创性著作《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的结尾处，提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即民主体制如何能够轻易地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暴政之中。
近两个世纪后，如果说他的“预言”尚未实现的话，似乎每天都越来越接近实现。
他的“预言”以下面这个振振有词的论断开场：
“我曾在美国我所在的州注意到，一个类似美国模式的民主社会国家，可以异常轻松地为专制主义的建立敞开大门……如果在现今的民主国家建立专制主义，它可能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它会表现的更加广泛和友善。尽管不折磨人，但它却会让人堕落。”
在美国人的思想和言论中，自由是一个很正常的概念，以至于我们的制度可以“异常轻松”地变成暴政，这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呢？托克维尔对此做了诠释。
他描述了一个自古以来从未见过的繁荣和奢华的社会。但与此同时，大量的民众“自暴自弃、不安分地寻找那些填满灵魂的琐碎、庸俗的快乐。每一个人几乎都与其他的人完全隔绝。他只存在于自我当中并且只为自己而存在。”托克维尔预言到。
社会隔绝：打勾。
在这隔绝的一大人群之上，存在着“一种巨大的保护力量，只有它在负责照管这群人的享受和看管着他们的命运”。托克维尔把这种权力（政府）描述为一种反向的父权制。父亲们毕竟还是要“培养男子成为男子汉”，但这个政府“只想让他们（公民）永远处于童年状态”。
缺乏成熟度，更加幼稚：打勾。
你看，这个娱乐的社会，其精神核心已消亡。“这个政府希望公民自我享受，而且前提是他们只考虑享乐。”托克维尔宣称。但这里有个问题：“政府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的幸福而努力，却希望成为他们幸福的唯一提供者和判断者。”这个政府提供甚至预测他们的需求，保障他们的快乐，指导他们的行业。托克维尔用刺耳的话语说，它的最终目的是“让他们完全不屑于思考，也免除生活的烦恼”。
智力低下和肤浅：打勾。
最终的结果是，日常选择的自由日复一日地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因为国家“逐渐去除每个公民原本具有的自主权”。
社会充斥着法律、规则和条例，监管着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即使是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也难以突破，托克维尔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这张规章制度的网“虽然没有打垮人们的意志，但它却能弱化、扭曲、控制人们的意志。尽管它不暴虐，但它抑制、压抑、榨取、扼杀、消磨了许多努力，最后使国家沦为由政府作为牧羊人的一群胆小而勤劳的动物而已。”
窒息性的经济法规：打勾。
这样的体制似乎与民主的制度背道而驰。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主原则的本身才催生了这样的体制。“他们从中得到了安慰”，托克维尔观察到这些未来的公民，“他们从被监督中得到了安慰，认为是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监督者。”换句话说，因为表面上他们通过投票选择了政府，所以他们并不害怕政府侵犯了自己的自由。毕竟（这政府）在他们看来是他们选举制造出来的。
但托克维尔的看法恰恰相反。这样的政府不是人民的制造物，倒是政府逐渐让人民成为它的制造物。政府对人民生活方方面面的管制“逐渐抹杀了他们的思想，削弱了他们的精神”。
结果，人民把自己越来越多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下放给了这个体制，他们依赖体制为自己做出决定和供给已远远超越了他们对自己的依赖。
是的，他们保留了投票权。但是，托克维尔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可以说是最有穿透力的发言中指出：
“的确，很难想像，已经完全放弃自治习惯的人，如何能够成功地选择那些管理他们的政府的人。而且没有人会相信，一个自由、充满活力和审慎的政府会从一个仆人国家的投票中脱颖而出。”
换句话说，不能指望一个不再管理自己的个体的民族会明智地选出管理他们的人。他们不再知道什么是自由、良性和明智的决择。因此，保留选票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他们所塑造的政府慢慢地但肯定地开始塑造他们。
日常生活对政府空前的依赖：打勾。
很怪异的是，托克维尔预言了煽动政客的兴起，他们会声称“他们所看到的缺陷与国家宪法的关系远远大于与选民的关系”。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吗？人民被无休止地奉承，宪法却被不断地糟蹋。
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终止点令人不寒而栗：
“执政者的恶习，以及被执政者的无能，很快就会使它走向毁灭，人民厌倦了他们的代表和他们自己，就会建立自由的机构，或者很快就会恢复到对一个主人的俯首称臣。”
这是任何丧失了美德、丧失了对制度的警惕性、他们依附于这个政府却误以为他们控制着这个政府的人们不可避免的结局。
当到了这样的地步时，只剩下两个选择：恢复自由，或者进一步将权力整合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甚至可能是一个人的手中。
我祈祷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但恐怕我们比想像的要近得多了。
约书亚·查尔斯（Joshua Charles）是前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的白宫演讲撰稿人，《纽约时报》排名第一的畅销书作家，历史学家、撰稿人／代笔人、以及公开演讲者。他曾担任多部纪录片的历史顾问，并出版了一些书籍，主题从开国元勋到以色列，到信仰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再到《圣经》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约书亚·查尔斯还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圣经博物馆2017年出版的《全球性影响圣经》的资深编辑和概念开发者，也是费城信仰与自由探索中心的附属学者。他是Tikvah和Philos研究员，曾在全国各地就历史、政治、信仰和世界观等话题发表演讲。同时他是一位音乐会钢琴家，拥有政府硕士和法律学位。
以独特视角研究美国民主和法国革命
托克维尔，150年后影响中国
刘锋（法学博士） 《 环球人物 》（2013年第1期）
书不在多，传世则名，法国人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便是这样。他一生只写过3本书，但他的思想却在世界各地扎根，包括中国。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曾在他的社会学讲座上饱含忧虑地引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名言；青年学者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开篇就用“托克维尔的那场旅行”为题来讲述她所看重的民主故事；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其著作中，反复运用托克维尔的研究资料。
2012年，这位已逝世150多年的法国思想家，又被中国人隆重提起和纪念。11月30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结束后，王岐山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众多学者纷纷撰文解读托克维尔的思想。为什么一个19世纪的法国贵族，引起中国朝野如此强烈的兴趣？
历经5个政权的贵族
托克维尔，1805年出生在铁血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帝国，贵族血统。他的一生正值法国民主运动波澜起伏、政权频繁更迭的时期——历经了波旁王朝的复辟，七月王朝的专制统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短暂时光，以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专制统治，54岁时去世。托克维尔一生追求自由，思考民主、平等的意义和弊端，只是遇到了大革命的波折和诡秘，他的思考最终沦为一个贵族后代的悲鸣和不甘。
在社会动荡的年代里，托克维尔却练就了冷静理性的思维方式，这源于律师职业的熏陶。在法庭实习时，他认识了检察官古斯塔夫·德·博蒙，并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26岁时，托克维尔与博蒙一起到美国考察刑法和监狱制度，历时9个多月，回来后两人合写了调查报告。显然，托克维尔并不满足于此，他心中还有更大的目标，即写作《论美国的民主》，30岁时，他出版了这部传世名作的上卷，35岁时，下卷出版。这本著作为他赢得了包括法兰西学院院士在内的诸多荣誉。
有了名气的托克维尔在34岁时开始从政，并当选了省议员，其后进入法国众议院，44岁时出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可惜与时任总统拿破仑三世不和，只当了4个月的部长就愤然辞职。45岁时，他开始写作《回忆录》，反思1848年自己所经历的法国革命。46岁时，因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他被逮捕并关押了一段时间后释放。之后，他退出政坛，开始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独树一帜地思考法国大革命的功绩与悖论。
可以说，在世界近代思想史上，托克维尔都是独一无二的：历经5个政权的磨练给了他现实的依据；严谨的法律训练和多国的社会观察给了他思考的资本；12年的从政经历给了他第一手的政治体验；法国大革命后的现实荒诞则给了他承担历史反思的激情和焦虑。
“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
以无数个人头落地为代价的法国大革命，却没有给法国带来应有的民主成果，反而让各种专制者趁机称帝、复辟、建立王朝，为什么会这样？托克维尔从长远的历史视角反复思考这个问题。
他的第一本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其实就是想看看这个新大陆怎么在民主的框架下实现自由与平等。要把美国的成功典范引入欧洲，托克维尔的设想是借鉴美国的制度经验。他认为，保障民众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乡镇自治的法律能让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在民主法制指导下建立的政府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代议制、分权原则、权力制衡原则可以让国家有更多的能力和智慧修补错误。
在托克维尔的心中，法国大革命走入歧途，法国上层统治阶级难辞其咎。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十分苛刻地指责法国政坛名人：“国内最有势力最有知识和最有道德的阶级，根本没去寻求驾驭革命的方法，任凭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去支配，使民主就像失去父母照顾、流浪于街头、只知社会的弊端和悲惨、靠自己成长起来的孩子那样，独立壮大起来。”那些名人不仅不去想创造民主的方法，而且还在立法上还阻碍法国民主的健康成长，甚至为了手中的权力、职位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把法国引向了越来越专制、腐败的深渊。
在托克维尔对美国兴致勃勃进行研究时，自己的祖国却越来越动荡。他亲眼看到革命怎样失去它的灵魂，法国旧制度的土壤上如何嫁接出新的专制形式，更加集权的、无所不包的政府被建立，而民众的自由则慢慢被忘记。对此，珍视自由、尊严的托克维尔无比悲痛，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在自己的写作中表明心迹，抒发悲情。他在自己的第二本作品《回忆录》中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尽情地把那些名人的伪善、懦弱、卑鄙、愚蠢揭露了个底朝天。他还表达了自己的爱国心迹：越是在混乱的年代，越是要敢于承担爱国的责任，越是要有道德和斗志。
托克维尔对革命的反思没有停止。退出政坛后，他认真总结了法国革命的独特性究竟在什么地方，从而完成了自己最后一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书里，托克维尔提出了“两个悖论”：一是经济的繁荣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二是在民众感受苛政最轻的地方却率先爆发了革命。对这两点，如今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托克维尔对此似乎也早有预感，他在书出版时写信给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从托克维尔在其3本著作中探讨的主题可以看出，他在寻找以自由与平等为车轮的民主社会前行之路。他眼中的自由，是一种在信仰上帝、法律的前提下，不受政府和他人干涉的言论、行动的快乐；他眼中的平等，是一种追求自由的平等，而不仅仅是追求物质利益和福利的平等；他眼中的民主，就是实现自由与平等的社会。
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
托克维尔绝对想不到，他会在21世纪的中国成为一个话题人物。而事实上，托克维尔的真知灼见对当今中国来讲，正是一本极好的思想教材。
除了“两个悖论”外，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着重论述的另外两点对今天的中国尤其有借鉴意义。一是他对当时法国农民阶层的观察。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18世纪的法国，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当时的法国，旧贵族虽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获得了丰厚的补偿；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独农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
二是托克维尔对财富的高速增长，保有高度的警惕。“金钱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
脱胎于革命潮流中的今日中国人，在社会心理和情绪气质上，或多或少地与当年的法国民众有一些相似。对平等的长久性期待，对民主的长久性努力，对自由的长久性渴望，对革命的长久性习惯应用，都集聚在今日中国人的心理上。对此，执政者不能不警醒，不能不从世界文明史中去寻找一些更具智慧的改革手段。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曾在他的社会学讲座上饱含忧虑地引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名言；青年学者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开篇就用“托克维尔的那场旅行”为题来讲述她所看重的民主故事；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其著作中，反复运用托克维尔的研究资料。
2012年，这位已逝世150多年的法国思想家，又被中国人隆重提起和纪念。11月30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结束后，王岐山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众多学者纷纷撰文解读托克维尔的思想。为什么一个19世纪的法国贵族，引起中国朝野如此强烈的兴趣？
历经5个政权的贵族
托克维尔，1805年出生在铁血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帝国，贵族血统。他的一生正值法国民主运动波澜起伏、政权频繁更迭的时期——历经了波旁王朝的复辟，七月王朝的专制统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短暂时光，以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专制统治，54岁时去世。托克维尔一生追求自由，思考民主、平等的意义和弊端，只是遇到了大革命的波折和诡秘，他的思考最终沦为一个贵族后代的悲鸣和不甘。
在社会动荡的年代里，托克维尔却练就了冷静理性的思维方式，这源于律师职业的熏陶。在法庭实习时，他认识了检察官古斯塔夫·德·博蒙，并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26岁时，托克维尔与博蒙一起到美国考察刑法和监狱制度，历时9个多月，回来后两人合写了调查报告。显然，托克维尔并不满足于此，他心中还有更大的目标，即写作《论美国的民主》，30岁时，他出版了这部传世名作的上卷，35岁时，下卷出版。这本著作为他赢得了包括法兰西学院院士在内的诸多荣誉。
有了名气的托克维尔在34岁时开始从政，并当选了省议员，其后进入法国众议院，44岁时出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可惜与时任总统拿破仑三世不和，只当了4个月的部长就愤然辞职。45岁时，他开始写作《回忆录》，反思1848年自己所经历的法国革命。46岁时，因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他被逮捕并关押了一段时间后释放。之后，他退出政坛，开始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独树一帜地思考法国大革命的功绩与悖论。
可以说，在世界近代思想史上，托克维尔都是独一无二的：历经5个政权的磨练给了他现实的依据；严谨的法律训练和多国的社会观察给了他思考的资本；12年的从政经历给了他第一手的政治体验；法国大革命后的现实荒诞则给了他承担历史反思的激情和焦虑。
“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
以无数个人头落地为代价的法国大革命，却没有给法国带来应有的民主成果，反而让各种专制者趁机称帝、复辟、建立王朝，为什么会这样？托克维尔从长远的历史视角反复思考这个问题。
他的第一本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其实就是想看看这个新大陆怎么在民主的框架下实现自由与平等。要把美国的成功典范引入欧洲，托克维尔的设想是借鉴美国的制度经验。他认为，保障民众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乡镇自治的法律能让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在民主法制指导下建立的政府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代议制、分权原则、权力制衡原则可以让国家有更多的能力和智慧修补错误。
在托克维尔的心中，法国大革命走入歧途，法国上层统治阶级难辞其咎。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十分苛刻地指责法国政坛名人：“国内最有势力最有知识和最有道德的阶级，根本没去寻求驾驭革命的方法，任凭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去支配，使民主就像失去父母照顾、流浪于街头、只知社会的弊端和悲惨、靠自己成长起来的孩子那样，独立壮大起来。”那些名人不仅不去想创造民主的方法，而且还在立法上还阻碍法国民主的健康成长，甚至为了手中的权力、职位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把法国引向了越来越专制、腐败的深渊。
在托克维尔对美国兴致勃勃进行研究时，自己的祖国却越来越动荡。他亲眼看到革命怎样失去它的灵魂，法国旧制度的土壤上如何嫁接出新的专制形式，更加集权的、无所不包的政府被建立，而民众的自由则慢慢被忘记。对此，珍视自由、尊严的托克维尔无比悲痛，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在自己的写作中表明心迹，抒发悲情。他在自己的第二本作品《回忆录》中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尽情地把那些名人的伪善、懦弱、卑鄙、愚蠢揭露了个底朝天。他还表达了自己的爱国心迹：越是在混乱的年代，越是要敢于承担爱国的责任，越是要有道德和斗志。
托克维尔对革命的反思没有停止。退出政坛后，他认真总结了法国革命的独特性究竟在什么地方，从而完成了自己最后一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书里，托克维尔提出了“两个悖论”：一是经济的繁荣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二是在民众感受苛政最轻的地方却率先爆发了革命。对这两点，如今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托克维尔对此似乎也早有预感，他在书出版时写信给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从托克维尔在其3本著作中探讨的主题可以看出，他在寻找以自由与平等为车轮的民主社会前行之路。他眼中的自由，是一种在信仰上帝、法律的前提下，不受政府和他人干涉的言论、行动的快乐；他眼中的平等，是一种追求自由的平等，而不仅仅是追求物质利益和福利的平等；他眼中的民主，就是实现自由与平等的社会。
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
托克维尔绝对想不到，他会在21世纪的中国成为一个话题人物。而事实上，托克维尔的真知灼见对当今中国来讲，正是一本极好的思想教材。
除了“两个悖论”外，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着重论述的另外两点对今天的中国尤其有借鉴意义。一是他对当时法国农民阶层的观察。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18世纪的法国，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当时的法国，旧贵族虽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获得了丰厚的补偿；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独农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
二是托克维尔对财富的高速增长，保有高度的警惕。“金钱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
脱胎于革命潮流中的今日中国人，在社会心理和情绪气质上，或多或少地与当年的法国民众有一些相似。对平等的长久性期待，对民主的长久性努力，对自由的长久性渴望，对革命的长久性习惯应用，都集聚在今日中国人的心理上。对此，执政者不能不警醒，不能不从世界文明史中去寻找一些更具智慧的改革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