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的体育老师

我们的小学创建于上世纪50年代初，位于大学职工宿舍区内，初衷是为了解决职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学校的生源主要是职工子女，少数来自附近居民区；而老师中有不少是大学职工的家属。正因如此，学校氛围具有一定的社区色彩。接下来要讲述的，是两位体育老师的故事。

体育课的C老师是学校的业务骨干，尤其擅长组织学生的课外活动，学生的乒乓球队、游泳队、夏令营活动都由他负责。此外，他还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的职务。每年新队员入队仪式上，他都带领新队员举行入队宣誓。每次少先队的集体活动中，他都会戴上一条丝绸的红领巾，似乎希望以丝绸料子显示自己的特别身份。尽管C老师来自上海郊区的农村，却留着城市中常见的大背头发型，这一油光锃亮的发型让他得到了“C包头”的绰号。为了制止学生背后叫他的绰号，有一次，他破天荒理了个板刷头，并在课堂上公开宣布：“以后谁再叫我‘C包头’，我就叫他来给我剃个头。”一开始，大家以为他会舍弃“包头”的形象。然而没过多久，他又留起了油光锃的大包头。此后，这个绰号一直没有变过。

上小学不久，学校来了位新体育H老师。H老师年约二十，来学校担任代课老师。所谓“代课老师”是指没有正式的编制的职工。H老师是个闲不住的人，经常可以看见他身着运动装，活跃在操场上。在我们这些小学生眼里，他有点的上海人说的“抖五抖六”，也即举止有些轻浮。他和C老师一样，喜欢留大背头，因而被大家称作 “H包头”。一天中午，几个同学在职工食堂吃饭时闲聊，有人提到：“H包头每天都和几个女教师一起出入食堂，一副讨好她们的样子。”另一人说：“等一会我们出他洋相。”饭后，我们躲在食堂外面的小树丛中，当H老师和几个年轻女老师走出食堂时，有同学大声叫道：“H包头！”他在女教师面前丢了面子，恼羞成怒地大声回道：“小赤佬，吃饱啦？！”吓得大家不敢出声。

“C包头”来自上海郊区农村，他的衣着十分朴素，经常穿土布缝制的裤子；而“H包头”是上海市区人，经常穿小裤脚管的裤子和尖头皮鞋。二人的外表和气质完全不同，但却都有同样的发型。在那个提倡革命化的年代，包头发型不仅十分显眼，也与当时的艰苦朴素教育有些格格不入。低年级的一群学生中甚至传出这样的顺口溜：“C包头，H包头，体育老师都包头……”住在宿舍区的老师们从他们的孩子那里了解到包头绰号，以后这两个绰号又在学区中流传开来，他们竟然成了学区里的“名人”。

1966年6月“文革”席卷全国，学校便进入“停课闹革命”的阶段。最初，各班都派代表到后勤室领取白纸、毛笔、墨汁和浆糊，走廊上很快就贴满了标语口号和批判“三家村”的大字报。后来，有几位平时对学生严格的老师也被贴了大字报，写大字报的是一些平时经常受到老师批评的高年级学生。

不久，学校中出现了破坏公物的行为，两位体育老师并没有出面阻止破坏公物行为。他们整天戴着造反队袖章，在学校里组织批斗校领导和部分教师，在发生了两起老教师自杀事件后，激烈行动才有所收敛。

至1966年底，学园里已破败不堪，玻璃窗几乎无一完整，教学用具也损坏殆尽。除了几位被监督劳动的老师每天到校打扫，大多数老师都已不再来学校，学生们也都不用上学。直至1967年初，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老师和学生才又返校。这时，学校已经进驻了工宣队，校内不再设校长职务，由工宣队、原校领导、造反派组成的“三结合”小组领导校务。

“三结合”领导班子中，工宣队成了学校实际上的负责人，大小事都由半文盲的工宣队说了算。而老校长已不再担任校长，经过“文革”的洗礼，她变得比以前更加谨小慎微了。“C包头”造反积极，又是“红五类”出身，当上了革委会的成员。大背头发型也改成了平头。此后几个月中，学校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恢复破烂不堪的校园和构置课桌椅和教学用具。

“H包头”当年对小学教师的工作并不满意。除了因为是临时工、没有正式编制外，小学教师工资收入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文革”初期，他参加了临时工发起的造反活动，要求市里有关部门转正临时工。后来，他离开了学校，去了一家工厂工作，从此便杳无音讯。

“文革”结束后，各单位陆续展开冤假错案的复查工作。在动乱初期，学校有两位老教师含冤去世的事件再次被提及。当年参与批斗老师的造反派自然难辞其咎，其他教师纷纷要求他们对此作出解释。“C包头”意识到自己已难以继续留任，于是主动申请调往家乡的一所郊区农村小学，从此结束了在这所学校的工作。

如果没有那场“文革”，这两位体育教师或许会有更好的未来。他们本可以凭借自己的业务能力赢得应得的尊重和回报，而不是在动荡中迷失自我，最终走向遗憾的结局。这个故事提醒人们：无论何时，做人都要与人为善；如果选择伤害他人，最终自己也难免会付出代价。

202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