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贵人(08)章熊先生激励我不断前行

古稀之年,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寻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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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人生贵人(08)章熊先生激励我不断前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著名语文教育家章熊先生是北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人教版1982年分编型教材《阅读》的特约编辑。先生每年都在人教社主办的全国分编型教材备课工作会议上,给全体执教老师作报告,主讲现代阅读教学理论和《阅读》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开创了现代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与考试之先河。

章熊先生在北大附中语文教学中,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语言和思维训练,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训练的个案,从实践又上升到理论,写成了专著《语言和思维训练》(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从1983年到1985年,每年暑假先生在会上总是讲“语言和思维”的问题。83年在洛阳会议讲《段的教学》;84年在兰州会议讲《简明·连贯·得体》;85年在青岛讲《语言和思维训练》。     

第一次与章熊先生见面在洛阳。

1983年暑假,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召开的重点中学语文实验教材工作会议,该社《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张定远先生主持大会。我在大会发言后,定远先生约我晚上去他下榻的房间深谈。在他那里见到了章熊和张必琨两位先生。有幸聆听语文教育大家的金句名言,受益匪浅。章先生对我说,趁年轻,努力吧!

 第二次与章熊先生见面在兰州。

1984年暑假,人教社在兰州召开重点中学语文实验教材工作会议。大会组织全体与会专家、学者、编辑和老师们参观刘家峡水电站,泛舟大坝上面的刘家峡水库,我刚好与章熊和张必琨两位先生在一条游船上,当游船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迎着和风细雨前行时,两位先生站在船头引吭高歌。大家都听到他们是在用俄语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五十年代流行歌曲。五十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章熊和张必锟,完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之中了。那充满激情的歌声,不仅感染了他们的同龄人,更让我们晚辈看到了他们是那么多才多艺!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他们那一代清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教育事业的高材生,不仅有深厚的专业功底和非凡的教学艺术,而且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感恩语文教材改革实验,让我有机会零距离受教于前辈大师。章先生亲切地鼓励我说:“初中实验还有一年了,加油!”

 第三次与章熊先生见面在青岛。

 1985年暑假,人教社在青岛召开重点中学初中语文实验教材试教总结大会。我带去的华师一附中初中语文实验班参加当年全国语文高考单科测试的总结材料,章熊先生看了之后非常兴奋。

 特别是他看了我们班学生的答卷后,非常高兴地在青岛大会上 对大家说,我们现在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套实验教材了。

1985年6月28日中考结束后,华中师大一附中初中语文实验班学生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由湖北省教研室组织他们,参加1985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语文单科测试,与当年高考学生同时考试,试卷交华中师范大学语文高考阅卷点的教师评改。考试结果为人平61分,比当年高考湖北考生人平59.46分高出1.54分。

1985年高考语文命题组副组长章熊先生看了我们的对比分析报告后,在华中师大《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说:

 李培永同志提供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数字,但仅有数字而缺乏具体分析,还不能说明问题,只能引出一些想法。

所谓“缺乏具体分析”,主要是指缺乏这批学生入学时的情况介绍,没有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很难估计他们进步的幅度以及取得进步的原因。                   

但是这些数字表明,这些学生的语文能力已经达到了今年高考学生的平均水平。如果扣除三、四、六这三题的相比数字,可以说他们巳超过了平均水平。再从总分情况看,70分以上者三人,最高分71分,60分以上者12人,50分以上者13人,其中59分5人,50分以下的1人,分布比较平均,可见这批学生中并没有出类拔萃的“尖子”。那么,可不可以说,我国的青少年,如果能得到较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引导得法,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提前达到今年高考生的平均水平?

其次,可以看出这些学生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高考属于选拔考试,它不同于结业考试,为了扩大区分度,每届试题中都要有一些难题,对一个初中生来说,答不出这些难题是正常的。然而就第五题的第五小题来看,这道题要求学生在一定语言环境中根据上下文判断概念的特殊意义,是比较难的。这些学生的成绩却大大超过一般高中毕业生,可见他们受过较好的阅读训练。此外,从前面谈过的总分分布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出学生的基本功情况。

最后还想说一点,我和一些同志都有这样的看法:语文高考不需要特别复习,尤其不要搞题海战术;考生上场,凭的应该是平时培养起来的基本能力。李培永同志的学生临场表现,证实了我们的想法。这批孩子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应该说,它是李培永同志训练的成果。

章熊老师在分析了实验班学生的卷面分数分布情况之后提出:“我国的青少年,如果能得到较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引导得法,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提前达到今年高考生的平均水平?”

章老师在这里提出了三个问题:教学条件;教学方法;教学效率。而这三个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解决语文教学的“序”。

  1985年暑假在青岛,人教版初中《阅读》和《作文·汉语》试教三年总结大会结束之后,章熊先生对我执教的实验班取得的成果高度肯定,盛情邀请我会后去北京他家里长谈。



 8月20日上午,在北大中关园家章先生家,聆听先生语文教学新观念新方法,先生还特别给我讲了他主持高考命题的故事,后来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详细写道:

  “1984年我接手高考命题,就推出了‘现代文阅读’栏目。一时全国哗然,‘超纲’的攻击声四起。不过现在习惯了,而且较那时有所发展,从获取信息性阅读扩展到文学性阅读(由于文学性阅读的多解性,如何命题有些地方还要进一步研究)。现在我要谈的是一件不为外人所知的事请。人们都以为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实不是,我不能贪天之功,应该还历史的真相,把功劳还给朱德熙先生。

大家都知道那年试题的文本取自摩根(Morgan)《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其实细心的人从这本书里却永远找不到相应的章节,那是朱德熙先生从全书中挑选了一些段落组合而成的,天衣无缝。更有甚者,译文里每一个句子都经过朱德熙先生亲手厘定。我至今记忆犹新,真正领略了什么是学者风范!当年朱德熙先生、我和潘兆明(我在全国语文高考命题组的前任),三个人坐在朱先生家的客厅里,朱先生找来了原本和译本,膝上放了Webster大辞典。原文与译文一句一句比对,有觉得不够妥帖的,由朱先生斟酌、确定。不仅如此,最后的定稿也是朱先生亲手抄写,由我带到命题组的。正因为如此,以朱先生的威望,这个石破天惊的项目才得以顺利通过,否则以我当时的地位,恐怕就是另一种局面了。”

 章熊先生讲完高考现代文阅读的命题故事,接着听完我的汇报后,先生充分肯定我总结的“三敢三爱”,即《敢想·多想·会想》、《敢问·多问·会问》、《敢说·多说·会说》;《爱听·多听·会听》、《爱读·多读·会读》、《爱写·多写·会写》。并由此谈到叶圣陶和吕叔湘两位语文教育老前辈关于语文教学的“序”。

谈到叶老所呼唤的“序”就会联想到吕先生提出的“科学化”。两位老人意气相投,私交甚笃,两种提法此呼彼应。虽然所想未必完全一致,然而所表达的是相同的焦虑,是为语文教学效率不高而产生的焦虑,是对我们这些第一线工作者的期待。

章熊先生的思维特别活跃,他从叶老和吕先生的宏观论述,马上联想到他的想法。

章熊先生说:“语言、思维、思想之间的关系有点像我们的太阳系——语言围着思维转,思维围着思想转。就像太阳在宇宙里也是一直围着一个更大的天体运动一样,思想也在不断运动着,它所围绕的更大‘天体’,就是社会(随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变化所形成的社会意识)。

 语言、思维、思想三者的关系中,思维是中介,是最活跃的因素。”那天,先生告诉我,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清华中文系毕业后,到北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教书时,他给那些优秀工农干部讲语法,遇到困惑,曾去请教中国语言学泰斗吕叔湘先生。

 吕先生想了一下,用手比划着说:

 “我们写文章,常常有几层意思,合在一起,成了一个句子。”

又比划了一下,说:

  “修改的时候,觉得句子长了,一拆,成了几个句子。你能不能教学生学会这种本事?”     

 章熊先生用吕先生说的方法教他的学生,成效显著。 

 吕先生说的教语法的方法,看起来很简单,就那样比划两下子,其实并不简单。就是不讲语法术语,从实用讲起。

正如章熊先生所说:

“讲话、写东西,简单比复杂难,通俗比深奥难。燕妮曾经问马克思什么是他最喜欢的词语,马克思的回答是‘简单’。这是哲人哲理哲语。把问题谈得很复杂,表明你认识上还没有把握住关键,而与‘简单’相伴随的则常常是豁然开朗。有时你自以为想得很清楚了,可等到落笔,而且追求表述通俗化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有的地方根本没有想明白。”

 古人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老师自己糊里糊涂,怎么能让学生明白呢?“

后来,我在教学中照章熊先生说的法子去教我的学生,果然效果很好。语法就是研究一句话“通不通”的问题,而学生写作文最常见的毛病就是句子越写越长,句子写长了,各种语病就都来了。照吕先生说的办法,把长句子拆分成短句子,就没病了。

语法、逻辑、修辞,对一句话而言,就是九个字:通不通、对不对、好不好。

 一句话,没有语病,但是不一定对。比如“打扫卫生”,从语法上来分析,动宾结构,是通顺的。但是,从逻辑上来分析,就有问题,既然是卫生的,何须打扫?然而,这句话已然约定俗成,在这里只是作为分析的例子而已。

一句话,没有语病,逻辑上也没有问题,但是,不一定就“好”。

   “好不好”属于修辞的范畴,是锦上添花的事。修辞好的句子,一定是通顺的,没有逻辑问题的。

 诚然,句子是文章的基本单位,一句一句话组织成一段话,一段一段话组织成文章。如果句子出了问题,那么文章就一定有问题。

 一句话是不是有问题,从语法上分析就是通不通的问题,从逻辑上说就是对不对的问题,从修辞上看就是好不好的问题。

我们只要引导学生认识并掌握规律,理解句子中各种成分之间的排列顺序的重要性。为此,我这样强调“语序”问题。

 汉语的语序从古至今基本没有变,都是按主语→谓语→宾语序列延续下来的,定语在主语或宾语前面,状语在谓语前面,补语在谓语后面,而且它们的重要标志就是“的”“地”“得”。

 要理解“语序”,就得多读多思,培养敏锐的“语感”。

 叶圣陶先生说:“要求语感的敏锐,不能单从语言文字上去揣摩,应当把生活经验联系到语言文字上去。”“单靠翻字典,就得不到什么深切的语感。惟有从生活方面去体验,把生活所得的一点一滴积聚起来,积聚得越多,了解越见深切。”从叶老的这段话中,我们也感知到:生活经验与语感积累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叶老提出:“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就是强调抓住词语的理解和感悟。语文是以字词为载体,让学生在语言艺术的宝库中寻幽探胜,含英咀华,通过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有时还特别需要一点灵感思维,去体会语言高手们怎样做到“意能称物,词能逮意”,领悟语言的神韵和妙境,养成对语言的强烈兴趣,磨砺敏锐的语感。

 比如,魏巍写的《我的老师》中,描写蔡芸芝先生有这样一段:“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在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她爱我们,并没存心要打的意思。孩子们是多么善于观察这一点啊。在课外的时候,她教我们跳舞,我现在还记得她把我扮成女孩子表演跳舞的情景。”

其中,“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这个“狡猾”是贬义词呀!该怎么理解它的意思呢?这就得记住叶圣陶先生说的“应当把生活经验联系到语言文字上去。”

总之,学一点语法常识,在阅读中感悟,在生活中体验,不断增强语感,感受我们汉语的博大精深和无限之美

章熊先生与我长谈,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临分别时,章先生再三嘱咐,一定要坚持语文教材改革实验,坚持三年完成高中实验任务。还赠送一本他翻译的美国教材《提高写作技能》,一本他写的《语言和思维的训练》。又送我一枚他亲手篆刻的“培永藏书”印章。

还记得,1990年我调到海南农垦中学以后,大约1992年吧,教育部决定进行高考改革试点,海南、云南、湖南三省由国家高考命题组另出一套试卷,简称“三南试卷”。远在海南的中学校长和毕业班的老师们不知所措。于是,赖瑞光校长带着我直奔北京中关园章熊先生家。

 那天,陪我们一起去拜访章先生的还有张必锟先生和我华师一附中老校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数学家罗声雄教授。

章先生在谈“三南试卷”时,特别强调这一次高考的命题原则,用当时邓小平说的话,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回到学校后,要求高三的各科老师夯实基础,降低备考测试题难度。果然奏效。

 感谢章先生不吝赐教!

 感谢章先生一直激励我不断前行!

【附录】去中科院数学所请陈景润来海南农垦中学(节录)

九十年代初,中国数学界打算在海南开一次研究会,享誉中华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主人公、著名的陈景润教授也要来参加会议。刚好,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人事处长,是我们华中师大一附中的老校友罗声雄教授。游丽昭老师当年在华师一附中执教数学实验教材改革实验班时,经常去北京参加数学教学科研会议,与罗教授很熟悉,于是就请她打电话罗教授,告诉他,正在北京的我和赖校长要去数学所拜访他。

罗教授非常热情地接待赖校长和我,并陪同我们去拜访陈景润教授。遗憾的是,因没有预约,那天陈教授外出开会了,他的夫人由昆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告诉我们,只要有罗教授陪同,他去哪里我都放心!赖校长马上说,如果能成行,我们非常欢迎你与陈教授一起去海南!

从陈教授家出来,罗教授一定要留我们吃了晚饭再走,我对他说,我们还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也是我们这次来北京的主要目的。他再三挽留,我只有实话实说了。当年教育部实施高考改革,除一份全国统一高考试卷外,还要出一套“三南试卷”(即海南、云南和湖南三省共用一套高考试卷)。我们准备去见时任高考语文命题组长、北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章熊先生。罗教授一听,高兴极了,一定要陪我们一起去章老师家。他也实话实说,儿子要参加当年高考,听听专家的关于高考命题的谈话非常及时啊!

章老师接到我的电话后,又邀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北京市著名语文教师张必琨先生在他家等候我们。当我们赶到时,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赖校长马上请在座的各位专家去附近的酒店,一边吃饭一边聊。



(1992年章熊先生到海南农垦中学讲学时,与我们夫妇合影)

关于“三南试卷”问题,当然不可能在章老师那里得到具体答案。因为参加国家考试的命题人员,每人都有一本国家正式公布并开始实施的《保密法》,如果泄密,必须承担违法的严重后果。但是,章老师讲这一次高考的命题原则,两套试卷的不同特点,既不违规更没有违法。章老师谈到“三南试卷“时,只用了邓小平说的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三南试卷“的命题原则,就让我们明白了回海南后应该采取备考方针是”降低难度,夯实基础“。章老师还接受了去海南农垦中学讲学的邀请。也就在这次饭桌上,张必琨老师欣然接受,退休后去农垦中学担任教育顾问的邀请。罗教授与章老师就北京孩子学语文、考语文必须掌握的方法交谈甚欢。与章熊老师和张必琨老师两位语文教育前辈分别之后,一生从事数学研究工作的罗教授说我们都收获满满,不虚此行。我和赖校长那次的北京之旅,更是成果丰硕。

(章熊先生偕夫人到海南农垦中学讲学后,光临寒舍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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