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人指出中国社会的某些现象，比如城市拆迁中的强制暴力、公共安全隐患等问题时，小粉红立刻用“美国也有枪击案”“美国无家可归者更多”来反驳，意图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问题上。一个人得了感冒，不能因为邻居得了肺炎，就觉得自己的病不需要治了。以此类推，一个国家的问题，不能因为另一个国家的问题更严重，就被掩盖。
“小粉红”的思维基于怪异的心理平衡：如果所有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显得正常甚至无害，特别是美国。这种“普世化”逻辑，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用来减轻面对批评时的心理压力。 “小粉红”在回应社会批评时，常将一切不满视作对中国的攻击，认为是“抹黑中国”“崇洋媚外”。在他们看来，爱国的方式不是承认并解决问题，而是捍卫“国家形象”不受“境外反动势力”冒犯。
阿Q精神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只要能找到“美国也有”的例子，“小粉红”便可以在比较中，赢得一场“精神胜利”。这种思维并不是为了探讨问题，而是为了解决自身的不安。他们的潜台词是：既然你批评的问题在美国也存在，那你就没有资格批评我们。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无济于事，会让人们习惯于用精神胜利法回避实际问题。
“小粉红”的心态处于自卑与自大的循环中。一方面，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先进制度和社会成果，羡慕嫉妒恨；另一方面，他们又因这种差距而感到自卑，于是通过贬低对方来重建自尊。“美国也有”就是这种矛盾心态的产物：既承认了问题的存在，又通过贬低对方来达到心理平衡。“小粉红”对于任何批评中国的声音，都极度敏感，不允许国家形象受到任何挑战，于是通过攻击批评者、转移话题、对比他国等方式来掩盖内心的不安。这种玻璃心，不仅让他们无法理性面对问题，也让社会对话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的基础教育长期强调“成绩与荣耀”，缺乏对问题的反思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学生从小就被灌输“祖国强大”“祖国无可挑剔”的观念。对于这些人来说，国家的问题被视为“污点”，指出问题的人则被当作“刁民”。这导致“小粉红”无法区分批评与攻击，进而对批评产生强烈的抵触。
近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国家对“爱国主义”的定义变得更加狭隘。一些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宣传，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也有”这种思维模式，让“小粉红”觉得自己捍卫国家形象的行为，是“伟大的”“光荣的”和“正确的”，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让“小粉红”失去了对问题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的反应，更多是一种被动的情绪表达，而非真正的理性判断。
“小粉红”在面对批评时表现出的激烈情绪，也与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焦虑感、挫败感有关。很多“小粉红”自身的生活条件并不理想，但他们缺乏直接表达对社会不满的渠道，于是将情绪投射到外部世界。当有人批评中国时，他们会感到不安，因为这戳中了他们内心的痛点。于是，他们通过攻击批评者来缓解这种不安。
“美国也有”这种逻辑，让公众误以为社会问题是“普遍存在、无法避免”的。例如，当有人提出贫富差距时，“美国也有贫富差距”的说法，让人们忽视本国的制度性原因，对贫困现象习以为常。“小粉红”的抵触情绪，让许多原本可能有建设性意义的社会讨论，变成了无谓的争吵。他们的攻击性回应，让批评者不得不花费精力去解释，而不是聚焦于如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种氛围，不仅浪费了公共讨论的资源，也削弱了社会的反思能力。“美国也有”的思维，不仅让“小粉红”对他国问题产生片面的认知，还会强化他们对外界的敌意。在他们看来，所有的批评都是“不怀好意”，所有的外国问题，都可以用来证明“中国更好”。这种狭隘的视角，进一步加深了中外之间的偏见与隔阂。
令人感到可悲的是，除了不少的“小粉红”，还有更多的“老粉红”。让人不禁感叹，这个世界，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