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按：雖然2010年1月8日我的《中國大勢》就指出過??；但是，我還是很喜歡：许小年｜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研究最大的“冤

徐文立按：雖然2010年1月8日我的《中國大勢》就指出過??；但是，我還是很喜歡：许小年｜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研究最大的“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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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8日徐文立《中國大勢》摘錄）

 

   當今的中國大陸社會，已是發生了整體位移的中國大陸社會

 

大位已移，黨權專制還能坐得穩嗎？

 

近一百多年，中國社會發生過兩次大的整體位移。

 

中國大陸高等院校教科書至今不認可、搞得許多中國文化人至今不懂得：遠自二千年前，秦始皇開創郡縣制，廢封建，立郡縣，皇帝一統天下，就終結了氏族和部落首領延續幾千年的“封土建國”的制度——即“封建制”。中國社會自秦朝始，就進入了中央集權的“皇權專制”時代。也就是說，中國社會自秦以降至1911年的兩千多年，就不是什麽封建社會。對此重大歷史斷代，羅建先生《糊塗的“封建”》一文，聯系陳寅恪、胡適、黃仁宇、李慎之和王學泰等先生的學問，有精到的縱論，不在此贅述。中國大陸教科書，囿於中共曾盲目崇信馬克思主義西學和“聯共（布）黨史”所謂的“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論”；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又學位虛高，本無學養，更無人文科學的底蘊，卻集全社會職能於一身，而不能撥亂反正。

 

當然應該承認，1912年之前，這種中央集權式的“皇權專制”雖然有過種種罪惡和不合理，它和中國社會以農耕為主的生產活動方式還是基本相適應的，所以曾創造出幾度恢宏強大的東方帝國。

 

奇特的中國“皇權專制”，在社會底層，居然還保有“士紳宗族自治”（或曰社區自治）的空間，直至蔣介石的“黨權專制”的“民國時代”。這個空間，因1949年前後，毛澤東領導中共進行所謂的“土地改革”，才完全被封死。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國共產黨才用“小腳偵緝隊”去取代“士紳宗族自治”，延用至今，是凡所謂節日遍布大街小巷的“紅袖箍”，讓整個中國大陸社會的品味彌漫著裹腳布的腐臭和低劣，真乃天下奇觀，被世人嗤笑。

 

貌似強大的中國的“皇權專制”二千年後，一旦面對工業革命的新世界，就立即捉襟見肘起來。1840年前後，外國列強的“堅船利炮”壓迫著不思進取的晚清政府被動地結束了閉關鎖國，進行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第一次的“改革開放”，西風東漸，摩登事物層出不窮，公民社會浮出水面，工商行會日漸壯大，私人資本登堂入室，整個社會發生了第一次嚴重位移，表面上依然金碧輝煌的帝國大廈越來越失去了原有的支撐點，所以它“一朝覆亡”就成了早晚的事情。

 

這時候，中國社會“泊”來了一種叫“新聞紙”的東西。中國，自有了這個叫做“大眾傳媒”的東西，才有了“摧枯拉朽”的章太炎和鄒容的“蘇報案”，才有了廣播新思想的最佳路徑。舊制度最怕的是新思想，而不是新兵器。

但是，我徐文立還是很喜歡：许小年｜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研究最大的“冤假错案”

 

 

许小年｜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研究最大的“冤假错案”

从学术界公认的定义可知，既然封建指封土建国，或政权的逐级承包，封建社会必然是政治分权，不可能与中央集权并存。

《人文中國》HUMANITIES CHINA JA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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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过渡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改革。近年来关注工业物联网相关创新与发展。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2009、2010、2011连续三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年度公共知识分子。

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最大“冤假错案”。从秦始皇到清宣统，明明两千年的专制王朝，硬被张冠李戴地定性为封建社会，致使天下以讹传讹，谬误流行至今。适时纠正这一错误，准确判断这两千年的性质，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何以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可以为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何谓封建？由《大英百科全书》可知，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用于描述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各种著作和研究中，这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最宽泛的定义涵盖了西欧中世纪全部的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关系，而最狭义的用法仅指具有贵族身份的封君（Lords）和封臣（Vassals）之间的契约关系。

定义无论宽窄，封君和封臣的契约关系为封建社会所特有，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封建社会的实质。封君赐予封臣一份领地或采邑，为封臣提供保护；作为交换，封臣宣誓对领主的忠诚，以及承诺进贡、劳役和兵役等义务。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较为完整的治理权或统治权，主要包括司法、财政和军权。土地与治理权是否结合在一起，封臣是否拥有治理权，这是区分封建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键。

在中文文献中，“封建”一词经常被简化地拆解为封土建国或封爵建藩，建国或建藩准确地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实质——政权的逐级承包。西欧历史上大致有国王-诸侯-骑士的三级承包，日本为幕府-大名-武士，而中国的西周则是周天子-诸侯-大夫三个等级。下级封臣均拥有治理权，诸侯、大夫等封臣不仅形同而且基本上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国王。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封建，立郡县”，由皇帝直接派出郡守，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网系，统治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虽然郡守、县令在辖区内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却与昔日之诸侯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的来源，以及由来源决定的权力性质。

官员经皇帝授权进行统治，而诸侯则以承担义务换取治理权，前者为上下级的单向命令关系，而后者为双向的契约关系。封建社会中的国王得到封臣的忠诚和义务承诺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护封臣的权力，如果国王破坏契约，侵犯封臣的权力，封臣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反抗。专制主义的皇帝则待官员如奴隶，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员不但没有自主的治理权，甚至丧失了生命的权利。简言之，官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封臣的权力来自契约保障的权利。至于历代皇朝所封的王、侯，除了少数几个朝代的初期如西汉、西晋和明朝，大多数仅有爵位和收入，而无实际的地方治理权，与封臣享有的权力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史家称为虚封而非实封，虚就虚在只封爵而不建国。汉高祖刘邦实封同姓九国，结果吴王刘濞造反，汉景帝平乱撤藩，此后所封诸王又回复到虚位上。如此只封不建，岂可称为封建社会？

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是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经济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或庄园经济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庄园中耕作的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农民接受庄园主的保护，对庄园主承担忠诚、劳役等义务，一如封臣之对于封君。中国的自耕农则拥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别人，除了向国家纳税（包括徭役），再无其他义务。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学术界早已有共识，现举数例如下，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冯天瑜教授所著《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周谷城提出，从周武王灭商到秦统一，中国的政治是封建制度，之后变为统治于一尊的郡县制（《中国社会之结构》，1930）。瞿同祖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土地、宗法、阶级和政治制度（《中国封建社会》，1936），认为周武王在全国建立了系统的封建组织，而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封建社会。钱穆在《国史大纲》（1939）的引论中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西汉诸王仅“衣租食税”而已，封邑内的治理，仍由国家委派官吏主持。钱穆又指出，秦以后的土地可自由买卖，地主和农民为经济契约关系，不似封建社会中地主即封君，佃户为依附封君的农奴。梁漱溟也以人身依附关系作为封建制的特征（《中国文化要义》，1949），在他看来，封建制仅存于周朝，秦汉之后，进入地主-自耕农经济和官僚政治。胡适称殷商西周为封建时代，秦汉以下为专制一尊主义时代（《中国哲学史大纲》，1926）。

否定秦至清的封建说，这些学者也指出了产生这一谬误的根源。从方法论上讲，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生搬硬套西欧社会发展阶段论的一家之言，结论不是产生于研究之后，而是先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五阶段模式，再削足适履，裁量修改中国历史，以便与预定模式相契合。国情的特殊性湮没在对普遍规律的信仰之中，对社会的复杂演进过程的研究退化为简单公式的机械套用。

冯天瑜教授的专著显示，秦至清封建说的首倡者为陈独秀。陈氏于明治末年多次游学日本，适逢日本思想界批判封建遗毒。陈深受影响，将清廷比作德川幕府，为保守、落后、愚昧和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明治维新推翻幕府，铲除封建制度，陈认为欲使中国现代化，也必须打倒满清，于是提出反封建的口号。清廷的确已成中国发展之障碍，但并非因为封建制，而是压抑和窒息社会活力的集权专制。

郭沫若为主张封建说的另一大将，郭氏着重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中国社会的发展亦遵循“五阶段”模式，商周为奴隶制，秦汉之后则是封建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由于郭一向大胆假设和大胆立论，其观点飘移不定，不能保持首尾一致。

从学术界公认的定义可知，既然封建指封土建国，或政权的逐级承包，封建社会必然是政治分权，不可能与中央集权并存。至于主要矛盾说，暂且不论在人类社会的每一发展阶段上，社会演进是否皆由两大阶级的斗争推动，世界各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国王和诸侯以及诸侯和诸侯之间的矛盾往往主导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农民的作用则极少见诸史册。

以英国为例，自诺曼征服（1066）全面建立封建制后，王室、教会和贵族间的冲突主导了历史的进程，对英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大宪章》（1215），就是国王和贵族斗争的结果，双方达成妥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贵族的权利和义务。英国封建制的衰落与瓦解是个漫长的渐进过程，与王权和法律的扩张、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变动、农民的反抗等多种因素有关，并非主要因农民斗争而崩溃。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群雄并起，激烈的军事与政治竞争迫使秦国进行改革，率先废除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再经秦始皇的兼并战争，推广到全国。可见封建制之消亡，并非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所致。倒是秦统一之后，皇朝的更迭大多通过农民起义完成，农民和官僚地主之间的冲突，反有可能构成集权专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正说明了秦汉以降，中国不是封建社会。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本人并不赞同社会发展遵循普遍规律的命题，反对将西欧模式普适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样的，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斯拉夫形态的所有制、东方专制主义等，资本主义不一定非要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详见冯天瑜《封建考论》，2005）。马克思还批评了“封建”概念的任意延伸和滥用，强调封土封臣、人身依附（包括封臣对封君的依附和农民对领主的依附）作为封建社会的特征，并且明确表示，君主专制和封建主义是不相容的，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制衰落之时，没有巩固而是摧毁了封建社会。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就是集权专制与封建制度不可并存的明证。

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学界曾有中国历史分期的论战，从“五四”运动开始，至今仍未形成共识。尽管参与者众，那场论战的学术价值并不高。在社会发展“五形态”的同一前提下，争论集中于封建社会的起始点，始于春秋，还是战国，抑或秦、西汉……直到魏晋南北，每朝都有一派。无论起点在哪里，各派均以满清为封建社会的终止点。这是因为在“五形态论”的框架下，封建社会只能在清朝结束，如果划断在其他朝代比如宋元，则明清就是资本主义，无法自圆其说。起点百家争鸣，终点高度一致，这论战不显得有些怪诞吗？思维定式之害，于此可见一斑。

就学术而论，可视“五形态论”为探讨西欧文明演化规律的尝试之一，它既不是惟一的，也谈不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社会学的奠基人韦伯就另建体系，将西欧的历史分为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三个阶段。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单一的直线式社会演进模式与历史不符，主张从多线式的和多模式的动态相互作用中理解历史。在“宏观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以经济为主线，在韦伯那里是观念，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以宗教提纲挈领。角度不尽相同，各有自己的道理，复杂的人类文明历史，恐怕也只有从多方面综合考察，才可窥得真相的一二。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这两千年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虽然各家众说纷纭，共同的一点是专制主义。如果此说成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就要换个思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在中国出现，原因不在封建剥削和压迫，而是集权专制。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权利、契约和法治意识在封建社会中并不缺乏，却遭到集权主义的压制和破坏，“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之际的夭折可能不是由于封建社会太长了，而是因为封建社会太短了。

中国封建社会过早地结束于秦统一之时，六百多年之后，日尔曼人方在西欧揭开封建社会的序幕。难怪梁漱溟说，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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