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真：《人物小传》 夭折的玲子

《人物小传》 夭折的玲子

2016年3月21日

工人家庭出生的玲子一心想嫁入“革命家庭”，结果误入歧途，她在妈妈的鼓励下爱上一个有老革命家庭背景的有妇之夫，结果竹篮打水，枉送了如花似玉的性命。

我爸爸妈妈1958年到1960年在新华社外训班学英语时的班主任，名叫李慎之，李慎之先生说过一句实在话：“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的思想，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国度。” 在讲真话不仅很难达成共识，反而会冒大风险的时代，几句真话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甚至造成出乎意料的惨痛后果。打个比方：在充满瓦斯毒气的空间，真话有可能成为一颗火星，众人唯恐避之不及。德高望重的茅于轼先生说过：“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受的奴隶状态。”我高度认同两位老师的观点，每每看到因说真话遭围攻、被禁言，就能闻到文革的味道。

我的文革回忆写到第24篇已近尾声，下一篇结尾将画上句号，今天记叙我在北大进修班结识的朋友郭玲（玲子是我对她的习惯称呼）的故事。文革时，女孩子找对象，不问有没有钱，也不太看重身高长相，特别注重对方家庭出身、政治面目等外在条件，许多姑娘把找一位党员，或革干、革军等“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作为结婚恋爱对象的首选。因为这种偏见，玲子枉送了自己宝贵的性命。

郭玲生前送给我的一张小照片

1976年5月初，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通知我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参加为期三个月的进修班，因遭遇唐山大地震的原因学期被延长了一个月。报到后才知道，这是针对北京市大中型企业团干部、理论骨干的培训，上方原本设想分期分批让青年骨干轮流到北京大学接受正规、系统的马列理论学习，以鼓励并带动群众紧跟文革领导者。岂料第一期刚结束，四人帮很快就倒台了，这项计划戛然终止。 进修班的学员来自机关、工厂、医院和大企业的团干部，我是以工厂理论小组副组长、车间团支部书记的身份来进修的。同宿舍的三位室友都是单位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年龄相仿。玲子与我来自北京市机械局所属工厂，我俩一见如故。玲子漂亮，银盆大脸肤色白皙，水灵灵的眼睛明亮亮，健康活泼热情直率，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姑娘。同宿舍还有小朴和小李，小朴是朝鲜族姑娘，西苑宾馆的团委书记，小李是北京构建厂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四人白天一起上课，傍晚在未名湖畔一起散步，热络的常常连周末都一起去紫竹院、颐和园游玩。

夏天到了，玲子擅长高台跳水的才艺一下子在北大校园里扬名立万。有一次，我坐在泳池边欣赏跳水者的英姿，当玲子又一次站到高台上时，一个穿泳裤的青年人走到我身边蹲下，向我打听玲子的情况，我不知道玲子是否愿意结交异性朋友，只得语焉不详地对付两句，那人马上识趣地离开。我马上有些后悔，意识到应该热情一些，最好让他等会儿和玲子本人接触一下，没准玲子愿意和他相识呢？事后如实禀告，果然玲子埋怨了我，说：“能认识北大的跳水爱好者不容易啊！”我也觉得刚才那位北大学人素质挺高，一点不肯迁就，转念一想，又有些责怪那个人太爱面子，我不热情不等于玲子不愿意呀，何必迅速撤退呢。 我与玲子结伴去教工食堂吃饭的路上，也遇见有人对她指指点点“跳水的姿势美极了……”玲子从小在市体校接受专业训练，成绩优异，要不是文革爆发后北京市少年跳水训练班解散，她十有八九能顺利进入国家跳水队，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呢。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同学们都很惋惜，凑在一起热议当年春季天安门四五事件的见闻，周总理走了，朱委员长也走了，毛伟人身患重病，如此严峻的时局揪紧了人心。我们这批正在攻读国际共运史的热血青年们更是对祖国的前途忧心忡忡。

7月27日那天特别闷热，晚饭后，我们宿舍四人先是到颐和园昆明湖畔乘凉，那天日落时分从宽阔的湖面上刮来的风竟然燥热难当，一改往日的清爽。汗水淋漓回到宿舍擦个澡，仍然热得无法入眠。我就到对面宿舍把在同仁医院工作的大李（一位高个儿女同学）叫起来讲故事，她家境不寻常，当我们只有8部样板戏能够观看时，她能坐在家庭小影院观赏许多外国影片。正好她也热得睡不着，起身讲了日本电影《砂器》，大李口才很棒，讲得详细传神，我们听得也很入迷，下半夜我躺在床上久久回味着那些动人的情节。 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半夜时分（后来知道是7月28日3点43分）我被一阵剧烈的晃动惊醒，原本就没睡踏实，我一下就清醒过来，忽地坐起身，看到窗外忽闪着银灰色地震光波，同时听到从大地深处传来隆隆的声音，沉闷而清晰，我明白传说中的大地震发生了，迅速叫喊同屋三人，拉着拽着睡在靠门处的小李跑下楼。楼下人越聚越多，最初的惊恐稍稍平定下来，我发现自己穿有内衣，就把跑出宿舍前随手披在身上的小毛巾被，给了旁边那个抱着双臂、打着赤身的一位女同学。从校园广播中得知，刚才北大至少有两名学生受伤，是慌忙中从上铺跳下地面时造成腿或脚部骨折。 因为地震缘故，我们比原计划多在北大学习了一个月，8月底才结业返回各自原单位。紧跟着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全国人大悲后迎大喜，那一年经历了太多大事件。

北大结业后，我、玲子、小朴、小李延续着姐妹般的友情。因为我父母常年在国外工作，所以我家成了聚会地，特别是玲子时常到我家里或我上班的工厂，与我分享着动荡时期的喜与哀。

 1976年深秋的一天，玲子找到我谈起自己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说自己特别羡慕革命家庭出身的人，希望能结识一位革干、革军的大院子弟做异性朋友。我能理解她，当时女孩子找对象，并不问钱多钱少，也不太看重高矮长相，非常看重对方家庭出身、政治面目等外在条件，找一位党员或革干、革军家庭出身的人，成为不少女孩儿找结婚对象的首选。 我推心置腹地告诉玲子：我家住的新华社宿舍皇亭子大院，以及附近的铁道部羊坊店宿舍、空军大院、海军大院等，无一例外都是女孩儿特别多，多数男孩儿不是当兵在外地，就是在兵团或插队没回城，总之适婚者明显女多男少，所以帮不上她。比如我家只有我哥哥一个男孩儿，当时远在云南部队服役，我家门槛为他简直被踢破，许多姑娘的父母主动找上门要求结亲，有人为此暗中较劲，有人借故把女儿派到我家借宿，还有人上门指责我父母“不看重老战友的关系，不积极促成子女的婚事”。我坦诚相告，自己很纳闷，老话儿说有适婚好女儿的家被踢破门槛，我家好端端的几个大姑娘鲜少有人问津，就一个当兵的男孩子怎么这般吃香呢？玲子明白了这种情况，她表示要靠自己努力嫁入“革命家庭”。 唉，没想到这种文革时尚竟然害了她！没过多久，玲子果然找到“一个有老革命家庭背景的男友”，不料竹篮打水一场空，枉送了自己如花似玉的性命。

从玲子口中，我了解到她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她妈妈很能干，把四个子女照顾得妥妥帖帖，因为嫌弃丈夫窝囊，让自己和家人饱尝了衣食不周社会底层的苦楚，她一心指望孩子们有出息。文革前，玲子妈妈天天接送女儿上体校风雨无阻，老师的夸奖给予妈妈莫大的期望，结果少年跳水队解散了。玲子告诉我不敢对妈妈说的话是，“庆幸我不用再受那份非人折磨了”，妈妈却从此失去了欢颜。玲子过了22岁后，妈妈经常提醒她“你条件这么好，一定找个革命家庭的对象，以后咱们就不会再受欺负了。” 我用亲身感受，对玲子的恋爱观表示不认同：“上个月我父母回国述职，偷看我的日记，得知我的心事后，先齐心协力将我与那位右派的儿子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恋情连根斩断，让我烧掉自己认真写的那本日记，然后一个扮白脸、一个唱红脸，妈妈表现出对我满怀焦虑，好像我再不找对象她连觉都睡不着似的，从亲情上逼我认真交往在机关或部队的对象，早些把自己嫁出去；爸爸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诫我：别那么挑剔，找个能共度一生的人就行，如果组建家庭只图虚荣，小心我打断你的腿！”妈妈给我的压力我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我天真地认为自己刚24岁，离当时提倡的晚恋晚婚还有几年呢，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们兄妹，他只是警告而已。既然父母斩钉截铁否定了我因对方多才多艺与高颜值而产生的恋情，那我索性再耗几年。受挫后我心里依然认为，找对象就要找自己顺眼顺心的，家里地位高容易自以为是，我还不稀罕呢。玲子听了又是摇头又是苦笑，说“你是没受过欺负，你轻视的东西在现实中太重要了。”我俩谁也没能说服谁。

1977年初春，玲子有些日子没来找我，突然又打来电话，语调中很兴奋，神秘地告诉我“特别开心，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干部家庭的人就是好。”我猜她找到理想的男友了，她的幸福感染了我，赶紧打电话把好消息告诉小朴、小李，她俩也像自己找到对象那么高兴。 暮春时节，玲子终于又站在我面前，我的喜悦撞上她的愁容马上僵住了，我赶紧把她拉到女更衣室密谈。消息太糟糕了，玲子发现她的男友是个有妻子女儿的男人！听了这话，我的脸彻底阴沉下来，“你上当了，赶紧拉倒！”玲子沉默良久，我在回味她刚才的介绍：那男人是个即将退团的老团员，因为是某老（延安时期四老之一）的亲侄子，加上在工厂里人缘不错，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三个月前玲子热烈地爱上他，两人好得如胶似漆。几天前，玲子提出要与他登记结婚，被逼无奈下他承认已有老婆孩子，“妻子是位副部长的女儿，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好工作，女儿也很可爱”，他说自己和妻子“虽不相爱，有了女儿，短时间离不了婚……” 玲子又对我说：“哎，本来我已下决心离开他，可我妈妈跟我不依不饶，说只要你态度坚决，就能把他抢到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才来找你。”“怎么办？这种脚踩两只船的人能要吗？就算他离婚娶了你，将来难免还会继续欺骗你呀！”玲子说：“你不知道我们俩在一起有多要好，真是左右为难。”见她满面愁容，突然激起我的无名火，“你怎么这么傻？当断不断后患无穷。”玲子满面愁容，啥都没再说，很快就走了。这是我俩第一次不欢而散。 她走后，我又怜悯起玲子，接连给她打了两次电话安慰她“别难过了，没有过不去的独木桥……”20多天后，玲子再一次来找我，面容有枯萎发黄，表情也有些怪异，却与我有说有笑的，那天我俩一起在大北窑路东小饭馆吃了晚饭，一边吃一边回忆着去年在北京大学进修的幸福时光。饭后我俩在大北窑路北1路公交车站分别时，玲子朝我摇着莲花般的小手，笑靥如花。

几天后，玲子自杀的消息传来，我完完全全傻在那里，好久好久才哭出声来……“星期天玲子没有回家，独自一人在工厂集体宿舍喝下一瓶敌敌畏，挣扎后惨死在自己的小床上。” 当时我只听到这么简单的消息，1977年初夏我听了这话，将我持续一年之久对玲子的友爱之情瞬间击成碎末！追悔泛滥着一遍遍冲刷着我痛苦的心，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能伸出有力的双手，也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帮助；在她最绝望的时候，我仍然愚蠢地固守着自己的信条，不恰当地指责可怜无助的朋友。如果我知道她已濒临绝境，我才不管什么世俗的道德准则呢，我应该陪在她的身边顺着她的思路给予必要的宽慰才对。

与玲子相处一年中的往事不停地萦绕在脑海，反反复复闪闪烁烁：在北大学习时，我们一起听课一起完成作业；在校园中心地带的冯友兰先生居住的有大红圆门的院落前，我俩孩子似的追跑打闹；她站在北大游泳馆10米跳台上冲我招手，然后以高难度动作一跃而下的美妙身姿；她到我家十分麻利地收拾黄花鱼，帮我烙饼、炒菜的伶俐模样；我俩一起研究刺绣技巧，你一针我一线地做活时，还曾互相比着谁的兰花指更优雅更耐看…… 几天后，我给小朴、小李（北大我们四人住同一宿舍）打电话，通知了玲子的死讯，小李当时就哽咽起来。小朴的话让我咀嚼好几遍，“什么？她怎么能这样！哎呀，那我们不跟她好了！”哎，是啊，我也只能不跟玲子好了，上哪儿再跟她好呢？ 我和玲子同龄，在工厂都是受工厂师傅们称赞的、好学上进的年轻人，技术好、人品好、作风正。我们都是团干部，积极愉快地把完成各项任务当成分内之事，所以我们有特别多共同的话语。 我曾经以为我俩无话不谈，她离开后，起先我为她因恋爱失败就决然赴死而疑惑了好久，直到一年多以后，玲子生前另一位好友告诉我内情，我才看清楚她的迫不得已。玲子另一位好友与玲子同厂同车间，玲子辞世一年多之后，她成为我同事的嫂子而遇到我，玲子生前跟她说起过我。提起玲子我俩都无限伤感，说了玲子许多可爱之处，然后在我的追问下，她说“玲子死前发现自己怀孕了，就催着那男的离婚，男的终于答应了，可是第二天玲子竟然在工厂大门口撞见那家伙的老婆带着女儿来接那个男的，一家三口说说笑笑很亲热地走远了。玲子的天一下子彻底塌了，没出一个礼拜，玲子就走了。” 接下来的话更让我心碎不已，“玲子走得很艰难，不知是药量不够还是什么原因，现场侦察断定她折腾了很久才咽气，她手表的表蒙子都撞碎了，面貌和身体完全变了形。”“尸检报告验明了玲子已有两个多月的身孕。”我可怜的玲子啊！当我终于理解她最终的选择时，寒彻心骨地体会到她最后几天的哀伤绝望了。 是的，玲子怀孕这件事是她无法对我说出口的，她知道在这方面我相当保守，我曾对她说过婚前要守身如玉，说过单位里屡屡因为团员、青年未婚先孕，甚至仅仅同居或亲热，都要被迫写好书面检讨在车间大会上“严肃认真”的当众宣读才能过关（文革中许多单位都如此），因不堪屈辱而自杀的人死后还会被扣上“生活腐化堕落、自绝于人民”的帽子。那时我不懂这是反人性、极残忍的迫害，一方面天真地要求自己自律，同时对婚前性行为抱有一种轻蔑的敌视。玲子了解我，怎么可能与我探讨这种事啊。当时出了事就整人，不管你的死活。医院的对策是拿不出已婚证明，没有丈夫亲笔签名，休想做人工流产。 玲子是个要面子的人，她发现自己怀孕了，逼迫之下对方仅仅表面应承，根本不可能离婚再娶她。还有妈妈正眼巴巴指望着她嫁入官家，帮助家人从此过上好日子。这一切，她努力了，却骤然成为一场空梦。为保全颜面、免遭尴尬与迫害，她走投无路，咽下屈辱，毅然选择了自杀！

 在随后的许多年里，自杀的玲子一直是我挥之不去的阴影。我曾经假设，如果我那时不那么幼稚，私下里托关系帮她做人流手术，使她保全尊严，待她康复后鼓励她找新的男友，她是可以如同小朴、小李和我后来那样组建一个小家庭，也许几年后恢复高考，她能像我们一些人那样圆了大学梦，然后拥有一份自己理想的工作，到年迈时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聪明伶俐漂亮的玲子，撞上那个红色年代的偏见，在25岁前葬送了自己如花似玉的生命，也留给家人和好友难以平复的创伤。 讲完玲子的故事，我想告诉读者：通过玲子的遭遇，我汲取到一条人生的经验，为日后航程避开漩涡，那就是：珍惜生命！摈弃虚荣！遇到红尘无赖，跟丫死磕！ 我感觉自己欠了玲子一份情。后来我慢慢成熟了，办事也懂得讲策略了。

1987年我在报社的群众来信中，认真回复一位河北沧州女孩的信，迅速与她建立了联系，成功地劝阻了她自杀的念头，帮她联系到北京朝阳医院做了六个半月的妊娠终止术，又通过沧州教育主管人员帮她更换学校，重新回归学生状态。沧州女孩的事多少缓解了我内心深处对玲子的那份歉疚。

1992年3月初，农历龙抬头那天，我应约到石家庄市桥东区为中国少年报通信员培训班讲课后，顺路去两所小学（一所重点校，一所城乡结合部普通校）听学生们说说心里话。 那天，我穿着自己新织好的粗线毛衣，与三年级学生们聊天，突然前排的男孩站起来说“我生怕犯错误，还是经常被批评，被高年级的男学生打骂，老师也批评我。”我对他说“童年特别短暂，每一天都非常宝贵，要努力丢掉胆小怕事的包袱。再有同学欺负你，你别怕，一旦他出手打你，你要一边叫喊不许打人，一边挥拳头反击他，避开头部，出手最好重一点，让他再也不敢欺负你了。因为是他先打你，老师不会过多批评你的。”他听了很开心，乐呵呵地坐下来。

2006年秋天，我在河北省张北县采访一所农村

完小后，与女孩合影。哎，只有老于我笑得轻松，几位农村小姑娘的脸上，各自有沉重与心思。身为贫困地区的农家女，这辈子难轻松啊。 40年前，玲子用她的悲剧点醒我，并帮我解开一道难题：怎样才能获得美满的人生？答案很简单：把握好每一天，在生命每一个进程中，真诚愉快努力地完成那一阶段的任务！

于向真 2016年3月21日初稿 2025年3月15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