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初的“三家村”事件的主角邓拓、吴晗、廖沫沙于今都已作古，我喜欢用一个字来形容他们悲剧的成因和结束。邓拓死于冤，吴晗死于屈，廖沫沙则死于怨。今天，我们先说一说吴晗，何以牵连沈从文呢？只是因为这样可以比较看清楚一些那个时代真实的背影而已。 吴晗是胡适的学生，胡适是吴晗的老师，然而，老师和学生在多年之间极少承认彼此的这个 身份。 一九三0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吴晗写信给胡适，并且附上自己一篇关于两汉的论文，胡适读后对人说，我又为历史发现了一个学生。胡适把吴晗推荐给时任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的蒋廷黻。使得这位数学考了个零蛋的同北大无缘的吴晗就此走进明史的天地，也走入专家的行列。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胡适写给吴晗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对吴晗的提携和奖掖是不言而喻的，胡适一面指挥吴晗如何做好历史研究的功课和基础，另一面，给他指明了 他几乎可以说是人生的方向：胡适赞同蒋廷黻的说法，即让吴晗从秦汉向明史转向，理由嘛 ，胡适说的很清楚，秦汉是久远的历史，如非历史大家或者深厚的考证功底则很难作出大胆 、合理的推论，而没有推论，那么定性的研究就是空谈和无力的翻版，相反，明史因为史料 相对充足，可以给初学者提供更多的驰骋的空间。吴晗被二位先生的教导所激发，此后，他 开始专注于明史的研究，一批诸如介绍明代锦衣卫、东西厂以及胡维庸案等论文纷纷面世， 直至写出传世之作《朱元璋传》，可以说，没有胡适、蒋廷黻的点拨，就可能使我们错过了 一位明史专家的诞生，而吴晗本人的命运也可能就此而改写。 一九六二年，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接受《北京日报》记者采访时，谈及胡适和蒋廷黻以及自己的成功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胡适是我的老师不假，但是，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我是基本自学成才的。清华是一所买办学校气息很浓烈的地方，史学系主任蒋廷黻是一个十足的洋奴，他讲课要把英语翻译成汉语，我跟陈先生学了三年隋唐史。”（陈先生是指 陈寅恪）这篇报道如果是有心人，可以在《北京日报》的故纸堆里发现他，也可以在《吴晗自传》中找到它。 一九五四年的吴晗在胡适反动思想言论批判会上，没有一篇发言留下，他对于胡适的感情是 异常复杂的，这就像他对于自己的《朱元璋传》一样，一方面，他不想否认朱元璋是一个暴君，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把朱元璋尽量写的好一点，因为毛泽东有过亲笔批示。胡适呢？此公在撤离大陆之前对他的学生曾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谈话： 胡适说：蒋先生是利用我，当然也可以通过我利用你们（指他的学生），而毛泽东呢？他可以让我做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也可以做中国文史馆的馆长，但是，那是施舍。利用说明我还有价值，而施舍说明我已然潦倒，你们可以自己作出选择。 若干年以后，当我接触到这份宝贵的历史资料的时候，我对吴晗之所以说出那番自学成才的话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相当的一部分的文人都是这副模样，何独吴晗呢？胡适的一番话做了最好的详解。 唐伯虎说：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毛泽东说海瑞好，吴晗开始专门写海瑞，有人说，海瑞可以改编成京剧，身为历史学家的吴晗竟然做起了编剧，吴晗说：只要为党工作，做小学生也愿意。周恩来说吴晗是共产党优秀 的党员，此前则是忠实的朋友。反右的会议上，吴晗为了这句话，显得忙碌极了。然而，等到一九六五年到来时整吴晗的人也一样忙碌极了。 沈从文从报纸上读到姚文元的文章以后，只说一句话：吴晗命在旦夕。毛泽东后来说，革命 有时候也要有牺牲，吴晗的事情也是一种牺牲。但是，这段话直到2001年编写《吴晗传》之时才被披露，我们感觉到的是什么呢？假如吴晗听到这句话，他还会忙碌极了吗？还会要求 做一名小学生吗？ 廖沫沙最后一次见到吴晗时，吴晗已经被疼痛和冤苦代替了语言和表情，他指着伤口一句话 都没有说，只是摇了摇头。数日后，即死亡。 历史曾经无情的打断了人们无数的美好的、善良的祝福，也回报了一些真实的、残忍的内幕 ，作为我们后来者，怎么样去进行截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