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君的种类大致是：庸、暗、平、劣。皇帝在封建社会中 是人治的最高集权点，所以，社会舆论对皇帝的要求即使是苛责也不为过。如果一个普通的百姓平庸或者庸碌并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皇帝则不行。 在这四种中，真宗本人至少占了三条，也就是庸、暗、平 ，他前期因为有寇准、毕士安、王旦、李沆这些人辅佐， 尚能够听一些真正的话，而后，王钦若等五鬼上升，最后 居然像丁谓这样的十足小人也居中用事。 宋代女主掌权的现象在历代都是少之又少的，即便是后来的高太后、曹太后、向太后、谢太后、杨太后这些人的威权连西汉的王政君一半的威风都没有，然而，真宗的所谓章圣刘皇后的专权则是有目共睹的。 我前面说过，即使是暴君也很少威权下移，真宗做不到， 这是他庸碌的表现。当然，这也和宋代保持唐朝以来君臣共治的风格有关。然而，不论怎么样说，进退行止、恩出自上这是一定的。否则那就不是皇帝而是议会民主下的总统了。 再有，真宗的天书活动如果认真阅读史料，就不难发现， 规模和秦皇汉武的追求长生不老的行动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记载称：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真宗由庞大的仪卫扈从，亲自去泰山行封禅礼。王旦等随行。十一月，回京都，群臣争颂功德，说是帝王盛事。真宗自编自演的这次所谓“东封”，竟耗费八百余万贯。一○一一年，真宗又奉“天书”出潼关，祭祀汾阴，费钱一百二十万贯。一○一三年，又去亳州太情宫祭老子。真宗在京都修建玉清昭应宫（道观），铸造神像，并安放“天书”，命三司使丁谓为修昭应宫使。丁谓制定的计划规模宏大，需修建十五年，勒令工匠夜以继昼，七年修成。宫中房屋凡二千六百一十间，金碧宏丽。修建中，到南方砍伐木材，期限急迫，工徒辛劳至死，还要诬指为逃亡，收捕妻子。全国各地也都因“天书”降临，修建天庆观。当时就有御史上言，“今费造竞起，远近不胜其扰”。 以上的活动还是在号称宋代政治经济相对开明、发达的早期，在真宗死前，国家的库房已经出现了自太祖、太宗以来少有的“支诸宿藏”的局面。要知道这时候北宋面对的 敌人还只是辽国一家。 真宗是一个身负承上启下责任的皇帝，他本来应该不断的总结和改正太宗以来的弊政，然而，他没有做到，不仅没有做到反而给后代皇帝开了奢侈腐化的风气。在历来素有好评的宋仁宗一朝，仁宗本人以大庆殿为明堂，又举行大享明堂礼（祭天地祖宗），用法驾卤簿（仪仗）达一万多人，一次祭享的用度竟耗费一千二百万贯。比他老子还厉害。仁宗晚年服丹药，沉溺深宫，不问政事。大臣奏事，只是点头敷衍。谏官王陶上疏说：“现在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中书、枢密决定，陛下一无可否，岂是为人主之道。”渑池县主簿苏辙在仁宗策问时答卷说：“听说近年以来，宫中贵姬有几千人。陛下上朝不听议论，便殿不问政事。不要说好色于内不害外事啊！现在海内穷困，生民怨苦，可是宫中赏赐没有限制，要什么给什么。大臣不敢谏，管财政的官也不敢争。国家内有养官养兵的费用，外有给契丹、西夏的奉赠，陛下又自做一个大坑来耗费其余。恐怕陛下要因此受诽谤而不得人心。” 宋英宗即位初年，宋朝的总收入居然亏短达到一千五百多 万，非常支出占总比例的百分之十五之多。 如果把宋代的皇帝单一的拿出来和明清两代的皇帝相比， 宋代的皇帝都比他们平和、仁慈、宽宏，这也是人们一直对宋家皇帝抱有好感的原因，再有，宋代的剥削虽则比较 狠，然而农民起义是历代之中最少的，规模最小的，（方腊也比不了李自成的规模），也因此大家对宋代的政治感觉黑暗还是不强烈的。然而这些自然有它综合因素在内， 也并不能因此来抹杀皇帝的昏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