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迎胜办事十分麻利。他让警卫人员告诉县委书记，天亮就吩咐县人民医院开出救护车来接俞静君住院彻底检查治疗，全力设法改善病情，还要指派两名特别护士分班日夜照顾陪护，以便让敏子腾空身子办理搬迁大事。 俞家的祖宅，谢迎胜责成县委即刻腾空、修缮、发还；大婆的坟墓，马上扩建立碑。他同时叮嘱，了解一下五保户俞小毛的背景，如果真有参加革命----哪怕间接支援革命----的经历，即刻给予终身生活补助，由乡政府负担。俞小毛将以看守俞家祖屋的职份搬住俞宅厢房的东头一间。他并请敏子转交两百元人民币给老人，让他添置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 上海方面，市委、统战部以及司法部门和程忘言俞静君的原单位，正在密锣紧鼓地办理撤销原案原判、平反昭雪、恢复职务的工作。这种事情，说难真难，说易也易。如果是受害者本人或家属出面要求、呼吁、申告，哪怕真相早已大白，冤情万分明显，处理错到极点，必是拖拉迁延，阻难重重，没人肯承担责任，没人能解决问题。因为这种积案，牵涉到公安、司法、原单位、户籍部门、房管部门等等机构；替一个人平反，必须由公安司法方面的某个人承认抓错判错，这就已是难事；即使平了反，他的户口早已注销，怎能报入？城市的户籍是控制极严的，除非特殊身份特殊人物，则自有永不熄灭的绿灯，对普通人民来说，多少年来出易进难有出无进，谁会替一个无名小脚色去开那不符通常规定的绿灯？还有房子。一个人落难，常常是一家子倒霉，在大城市一定是渐渐站不住脚，往往不多久这家子就消失在农村或边疆的什么地方了。现在要纠错，要回城，拿什么房子给他及他的家人住？这么多年，建造的房子少，增加的人口多，已经是头痛的老大难问题，够级别够工龄够婚龄够拥挤够困难的人们都分配不过来，哪里有空余的房子给横插进来的当年的落水狗住？至于职务，每个单位都在嚷编制定额不足，你的坑腾了出来就被占了，哪有空着的坑等你回来安置？所以，这种事情，办理起来，说不出有多难。要么是不给回音答覆，要么是百般推诿卸责，要么是空口许诺永不兑现，要么是用强硬的态度把人吓出门去。 然而，如果是上面有什么政治需要而责成下面办理，那就不一样啦。全在领导嘴里一句话嘛。什么撤销原判改判无罪，什么彻底平反予以昭雪，什么追悼大会沉痛吊念，什么恢复职务提升级别，什么补发工资追加利息，什么发还原屋子女回城，统统不在话下，照办无误；因为一切的戴帽权脱帽权、一切的剥夺权归还权、一切的赞誉权污蔑权、一切的杀生权超度权，莫不掌握在执政的共产党人手里，而他们是天不听地不听只听上级领导的吩咐的。程忘言的追悼会开过了，当年的老领导老同事已经绝无仅有，会上宣读的那些悼辞听起来令人头皮发麻，没有一句不是空话假话，程敏子要不是顾全大局，早想拂袖而去了。程之朗却是极为感动，频频拭泪，还以长子身份发表了一篇颇为得体的答谢讲话，对父母所受苦难只字不提，对最英明最仁慈的党和政府则有最由衷最充份的的铭感之情，赢得了普遍的赞赏。俞静君的平反报告由原判法院呈到当时正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韩述之手里，对俞静君这个人他记忆犹新对五十年代这件强加硬安的葫芦案子他一清二楚；当年是暗暗叫苦爱莫能助，如今则顺水推舟大笔一挥就如愿钩销了。俞静君的复职手续也是了无障碍，之朗领来转交给敏子收存的一本俞静君的崭新“退休证”上“革命工龄”栏内填著“二十八年”；她的积年工资全数补足，全额退休工资按时发下，之朗交给敏子，晓阳却对之朗咆哮了：“蠢包！怎么给她？你不是长子吗？你把钱给了她，今后你妈的一切你敢管！” 程之朗这次一反常态，在老婆面前没有以前一贯的窝囊样了，他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这事，请你不要多嘴。好不好？” 晓阳惊呆了。 她像看一幅抽象画似地看着丈夫，“你，对我，这样说话？说这个话？” “不错。晓阳。这事，请你不要多嘴。” “这事？那么，”她是不可能输的，尤其是输给丈夫。“什么事，我是可以多嘴的？” “除了我程家的事，还有我工作上的事。” “你还有什么别的事？” 之朗不理她，迳自走开了。 但是晓阳岂甘就此罢休。 俞静君二十多年的累计工资，一次发下二万几千元人民币，这在七十年代末期，不管在谁眼里都是一笔巨款；以后每月都有的退休工资，由于俞静君被捕在工资改革之前，又由于此案是中央和市委交办的特例，无人敢翻出许多条文来加以七折八扣，竟十分罕见地按原发数字计算，也有百数以上，这对向来每月只拿六、七十元“赤膊工资”加几元可怜的奖金的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生来说，自然是一份鸿运厚福，哪肯白白拱手让人呢。 罗晓阳找了一个合适的时机换了一种缓和的口气，对丈夫说，“妈妈虽然身体不好，但命大福大，翻过了身。我们做子女的，头上的‘反动阶级出身’压力消除了，真是全靠党的好政策。我从来也没有 这么高兴过。十几年来，担子落在你妹子一个人头上，青春耽误了，追也追不回来。现在，我们长房长子，要多尽点责任了。” “是呀。”之朗说道。 “房子的事，要加紧。” “怎么加？上面天天在催，已经抓得很紧了。” “你看你，你就是这副袖手旁观的吊儿郎当腔。”晓阳怫然道。 “你怎么这样说？市委统战部、房管局、警备区天天在开会商量解决这件事，我们还能多什么嘴？” “意见总可以表达吧。谁能压制我们当事人的意见？” “你要表达什么意见？” “我说----那个房子我是知道的也去过的。不止一次。春节警备区开舞会，我年年去。那时还没认识你呢。我从来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原来就是你们家的。这房子我是看得中的。” “是我外公和大舅舅的。姓程的是穷人。” “解放前后，不是你们住的吗？” “住是住。产权是大舅的。” “蠢包。你大舅在美国。会回国定居吗？不会，这房子等于是你妈的。” “我还有四个阿姨呢。” “她们有什么资格来分这房子？现在给谁落实政策？房子充公时，她们怎么不来保？不来争？天上掉馅饼了，来抢，看本事吧。我倒要看看谁能从我手里抢得去！” “咦，你说得倒是滑稽。已经成了你的了？” “按名份，你能说我一点边儿也沾不上吗？” “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 “等到八字有了两撇，再谋划就晚了。我是为你着想。” “你，到底有什么意见？”之朗觉得妻子说得也有道理，就问。 “坚持发还原屋。”晓阳目光炯炯神色坚定地说。 “这----”之朗拉长着声音表示着犯难，“看来难了。” “为什么？” “那里已经成了警备区的一个机要部门，周围已经建了很多军用设施，很多年下来了。能叫整个军事部门搬走吗？现实吗？” “你听我说。”晓阳兴致十足地说，“你这是胳膊望外面弯。你替别人想这么多干吗？种种困难，都是他们的，不是咱们的。咱们有的是理。第一，俞佐伯回国探访，党中央有政治上的盘算和政治上的利 益。我们要不要政治第一？局部要不要顾全整体？部门要不要配合中央？下级要不要服从上级？枪要不要受党指挥？第二，俞佐伯回国观光，拿什么去给他观？拿什么来给自己光？他的伯母死在乡下，妹夫 死在戈壁滩，妹妹在农村改造了几十年给改得半死不活成了植物人。房子被政府充了公。现在政府想对俞佐伯说，这一切都是搞错了，真对不起。人死了不能活转来，但房子还在那里，却又不还给他，正合 计着弄个代用品来搪塞他。------你是打算活活气死他还是准备做他的统战工作希望他心向共产党？你程之朗摸着良心说一说，我罗晓阳说的是正理还是歪理？我政治水平低，做不成大干部，但我真不知道 上面那些大官儿动的是什么脑筋。要统战，就要彻底。彻不了底，对不起，就别搞什么统战。人家是三岁小孩还是在美国行乞讨饭？没有利用价值的政治垃圾，我们共产党会朝他赔笑脸？” 程之朗目瞪口呆。过了一会，黯然说，“怎么开口？” “有什么不好开口？要原屋，没商量的。连人家自己的房子都不愿还人家，乾脆别让俞佐伯回来得了。你叫人家回来干什么？根都掘了刨了，还说什么叶落归根？” “那你，你，你跟统战部的同志说去。” “你以为我不敢说？我怕什么？我不是程忘言的大儿媳，俞佐伯的外甥媳妇？” “你看能要回来？” “我不预测结果。我讲理。如果今天还搞那一套，那么把你妈妈送回乡下得了。给四人帮平反得了。这些人不都是正牌儿的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吗？何必逮捕他们？为什么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连这么一件小事都没有勇气解决，还侈谈什么？” “别乱说！”之朗做了个禁声的动作。“说话注意点政治。” “政治？哈！这些年来，我算把政治琢磨透了。” “你的高见难道就是乱说乱动？” “跟你这种人说话实在费劲，”晓阳说，“告诉你吧。政治，就是光说自己一边的十八条理，不管别人有什么理。光说对自己有利的话，不说对别人有利的话。光顾自己的利益，管它别人的死活。这就是 政治。是我从小到大看到听到经到临到的活生生现实教给我的，是共产党教给我的。你这一辈子，学到什么？” “不跟你胡扯了。越扯越不像话了。” “你资格还浅着呢。程之朗同志！大方向，还得由我来把舵。这件事，是程家的事。但把我撇开就奇怪了。我们这个家不也姓程？我不是程之朗的爱人？不是程家两个长房孙儿女的妈妈？你要把我休出门去？” 之朗无话可说，更是驳不倒她。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