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后，美国主导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建立，为了鼓励战后欧洲、日本以及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复苏，美国愿意接受较低关税水平，而允许其他国家维持较高关税。这种“历史优惠”变成了发展中国家的惯性政策，这些国家自然是“坚决反对”失去这种优势。
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在WTO框架下享有贸易优惠待遇。根据WTO的规则，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较高关税，以保护本国工业。例如：中国加入WTO时关税水平较高。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承诺关税逐步降低，但至今相较于美国的低关税仍然“遥遥领高”；印度等国对工业品和农产品设定较高关税。印度对汽车的进口关税高达60%-100%，而美国的进口汽车关税仅为2.5%。这种体系虽然起初是为了促进全球经济平衡，但也造成了今天的“关税不对等”现象。
美国长期以来维持较低关税，是基于“自由市场”原则和“全球经济领导者”的战略考虑。然而，川普政府认为，这种做法让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吃了亏，为了“纠正”这种不公平现象，因此主张“对等关税”来迫使其他国家降低关税。
川普政府认为，美国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其他国家却在利用关税保护自身产业，导致贸易不平衡。这一问题成为川普推行“对等关税”的关键理由之一。川普的关税政策，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其“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推行“对等关税”有几个核心动机。
首先，川普的核心选民群体主要集中在“铁锈地带”（Rust Belt），即美国中西部的制造业州，如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等。这些地区的制造业，在过去几十年中因全球化而衰退，大量工厂关闭，工人失业。川普试图通过关税壁垒，保护美国制造业，恢复就业，以巩固选民支持。
其次，川普政府认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过大，尤其是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长期高企。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3750亿美元。川普认为，降低贸易逆差的方式之一是通过提高关税，减少进口，促进国内制造业复苏。
最后，是对WTO规则的不满。川普多次批评WTO规则“对美国不公”，认为现有国际贸易体系让美国承受了过多成本。因此，他试图通过单边主义手段，强迫其他国家重新谈判贸易协定，以达到美国的利益最大化。
川普政府主张“对等关税”会使美国受益，但经济学界对此看法不一。关税提高后，部分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美国本土制造商可能迎来短期竞争优势。但是，由于美国很多产品的原材料依赖进口，如钢铁和铝材，关税提高可能导致制造成本上升，最终推高物价。
此外，“对等关税”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例如，2018年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中国也对美国大豆、汽车等产品加征关税，导致美国农民和汽车行业受损。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对等关税违反了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关税上限承诺，这可能导致美国在WTO面临诉讼。
川普通过强硬贸易政策赢得部分选民支持，强化其“美国优先”形象，可在短期内增加政治资本。但长期而言，可能失去盟友支持。许多美国盟友（如欧盟、加拿大、日本）对川普的关税政策表示强烈不满，声称要对美国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
川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几乎遭到了所有主要经济体的反对，因为破坏了现有的全球贸易体系。全球化建立在多边规则之上，单边主义政策会破坏全球贸易秩序；对等关税要求发展中国家降低关税，而这些国家依赖关税保护本国经济，自然是怒火中烧；贸易战还会增加市场不确定性，影响全球经济增长。
川普的“对等关税”政策是一场试图“重塑全球贸易规则”的豪赌。它反映了美国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不满，以及川普政府试图通过强硬手段，重新定义国际贸易秩序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