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小芳從北京回上海﹐吃了一碗麵條﹐洗了個澡﹐換了雙鞋﹐拿起一個牛皮紙公文袋﹐就出門上街﹐用足全身力氣擠上一輛公共汽車﹐直奔黃叔倫家。 在車裡﹐小芳簡直氣都喘不過來了。因為她身材略微矮小一點﹐呼吸器官所能面對的空間就正比多數乘客狹隘得多﹔那種人貼人﹐肉擠肉的滋味﹐實在夠嗆。 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前﹐上海人擠公共車輛的本領﹐如果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有這個競賽項目﹐世界冠軍的金牌是可以穩包常包的。——原先已經擠得滿車的男女老少猶如正在新婚蜜月的銷魂時刻般的契合無間﹔停下站來﹐車站上黑壓壓一片等車的乘客爭先恐後地往車上猛鑽﹔經過一番整合﹐像打樁﹐像揉麵﹐車站上還有人幫忙推搡﹔幾聲號子﹐幾陣吆喝﹐車門最終關上﹐車子揚塵駛走﹐車站上一個乘客也不會剩下。 小芳插隊落戶之前﹐因為年幼體小﹐寧願步行也不敢搭乘公共車輛。下鄉幾年﹐不料返回上海﹐那擠車的恐怖慘狀﹐竟加倍酷烈。所以若非事關緊要﹐她很少外出﹐即使出去﹐也以步行為主。 車子到站﹐小芳慌了﹐因為她還沒擠到門口。“下車﹗我要下車﹗”她大聲喊道。因為若非如此﹐售票員關門打鈴吩咐開車是毫不留情的。 乘客已經上畢。幾個人足尖點著階梯﹐單手吊著把手﹐只等氣壓車門把自己強力地包容進去。他們都對小芳怒目而視﹐因為每延遲幾秒﹐這幾個人就有立錐不住掉下車去的危險。 小芳拼命往外鑽擠。外衣的紐釦扯掉了﹐頭髮被無數個人的肩膀前胸揉搓得不成樣子。最重要的是﹐手裡的那個信封差點只剩手心裡緊緊捏牢的那一團了。 售票員倒不著慌。他是一個瘦高個男青年。他安閑地吹起口哨﹐表明自己對此已經熟視無睹。他等她了。已很盡職。 ——“剛睡醒﹖早點在幹什麼﹖” ——“外地人﹖沒乘過公共汽車﹖” ——“飯沒吃飽﹖力氣用到哪裡去啦﹖” 車內的幾個乘客因時間的耽誤而叫罵了。 一個男人陰陽怪氣地說﹐“夜裡床上稍微節省一點精力嘛。何必弄到腳軟﹐夾在裡面出不來﹖” 於是男女老少齊聲大笑﹐車廂裡便充滿了幸災樂禍的歡快。 上海人是很喜歡在這種場合出口傷人﹐也頗欣賞這種忍心的尖刻的。等到自己下車﹐面對相同遭遇時﹐就只好無可奈何地變成別人唇槍舌箭的靶子。在那種年代﹐人們彼此之間毫無同情﹐更不相助﹔心中的怨怒無處發泄﹐就對短兵相接擠在一堆的同胞無情踐踏﹐對一時處於可憐可悲境地的同類冷酷譏嘲。 小芳終於一腳跨下車子。她回過頭去﹐對著車裡喊道﹐“你媽才弄到腳軟﹐生出你這種現世活寶來在公共場所做小丑﹗” 車子裡又一陣哄笑。這次是笑那個現世活寶了。 售票員一邊關門﹐一邊從窗裡探出頭來對小芳豎一下大拇指。 小芳跺跺腳﹐拍拍褲管﹐整整衣衫﹐攏攏頭髮。剛才全身的細胞擠得像壓縮餅乾﹐這下內壓舒張﹐人才復形了。 小芳是不怕這種傢伙的。她哪種傢伙都不怕。在公共汽車裡用下流語言譏嘲受窘女人的人﹐本身就是下三濫。她也不怕有權有勢的人﹐如果他們用權勢來欺人的話。 原先小芳也是一個荏弱的女孩﹐生在受苦受難的家庭﹐從小就沒有了父親﹐但她的母親鄒菊仙在失去丈夫以後突然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一個以亡命之徒的拼死精神在逆境謀生的勇敢女人﹐一個比多數男人還要粗獷無畏的女人﹐這就給小芳樹立了榜樣。如果你什麼也不怕了﹐那麼你想做的一切合法合情合理的事就都能做到。媽媽說過﹐“小芳﹐我們母女倆﹐活都不怕﹐還怕死嗎﹖死活不怕﹐還怕什麼﹖”工作權被剝奪後﹐媽媽什麼都做。半夜起來代別人排隊購買憑票供應的黃魚帶魚﹐報酬是一角兩角。清早在菜場替人家免費刮下帶魚的銀鱗﹐因為有地方收購﹐據說是可以提煉咖啡因。上午替三戶人家用手洗衣﹐中午幫一個華僑老太做一份飯菜﹔夏天下午賣冰棒﹐冬天下午撿廢紙﹔運氣好的話﹐菜場僱臨時工剝蝦仁剝橡皮魚她總是一馬當先。只要有機會﹐她也去建築工地用小錘子敲石子﹐用十字鍬挖水泥地裡的廢鋼筋。實在缺錢的話﹐她賣血。不過這是瞞著女兒的。她說﹐“我妓女不做﹐因為不夠無恥﹔奶媽不做﹐因為擠不出奶來。別的什麼都做。”小芳戰戰兢兢地說﹐“媽﹗不要講這種話……”“怕什麼﹖”鄒菊仙冷笑著說﹐“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話嗎﹖”說著﹐她忽然哭了起來。不過從此﹐她再也不說這種嚇人的話了。 幾年的北大荒插隊落戶生活﹐更使小芳得到了真正的錘煉。一個失去一切的人﹐便是徹底的無產階級了。徹底的無產階級怕什麼﹖捉去坐牢倒飯來張口茶來伸手了﹐勞改是跟插隊一樣的事﹐不同的只是名稱而已。綁赴法場一槍斃命﹐連一時之痛都可能來不及有﹐剎那便大解脫了。當然小芳也勤勤勉勉地勞動﹐認認真真地種田﹐但她已經什麼都不怕了。沒有了畏懼感的人就活得很實在﹐不必提心吊膽﹐不用患得患失﹐每天三餐一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管他是隊長書記﹐罵他個狗血淋頭下次見著瞪得他繞道而走。 小芳的唯一精神寄託是她私有的一些好書﹐是她舅舅在華山路老宅對門程家被政府從大房子裡掃地出門﹑任由街坊鄰里自由搬取部份無法帶走的東西時拿回來的。當時他抱了幾個大紙箱回來﹐以為是值錢的家財﹔打開一看﹐全是書本。外婆罵他傻瓜﹐對門貼鄰﹐近水樓臺﹐不拿紅木桌椅瓷器擺飾﹐竟專拿肇禍惹事的舊書。鄒菊仙畢竟解放前讀過初中﹐對文化懷有敬意﹐說﹐“金銀財寶﹐賣錢﹐羊肉當狗肉﹐三錢不值兩文﹔傢俱擺飾﹐放在我們這種人家也不像。而且﹐政府說句話﹐眼睛一眨就統統不是自己的了。有什麼意思﹖這些書﹐我要。看看程家那些人﹐書讀得多﹐到底與眾不同。落難倒霉﹐也有器量風度。小芳愛看書﹐總有一天這些書會對她有益的。”文革時﹐掃四舊掃不到她們的破屋子去﹐抄家也沒人對這母女倆的陋居有什麼興趣﹐那些書本竟奇跡般地保存了下來。小芳插隊﹐帶一部份在身邊﹔有人回滬﹐相託到家調換一批。鄒菊仙細心﹐一概用革命招貼畫把書本包裝得密密實實﹐要不就貼上課本書的封面﹐總之不讓露出“四舊”﹑“反動書籍”的廬山真面目。幸虧插隊地點﹐同學之間﹐都是患 難之交﹐都是精神空虛﹐即使有人發覺真相﹐誰也不會檢舉揭發﹐倒是輾轉傳閱﹐使大家得些精神滋養。小芳就在這幾年裡反反複複吟詠了何其芳﹑卞之琳﹑戴望舒﹑徐之摩﹑聞一多﹑蘇金傘﹑金克木﹐穆 木天﹑林庚﹑袁可嘉﹑陳敬容﹑艾青﹑方令孺﹑王辛笛等等詩人的鏗鏘抑揚之句。說也有趣﹐當年程忘言教授把這些忍痛犧牲的書籍裝箱時﹐竟也像圖書館編目分類似地﹐讓那些中國新文學語體詩歌的典範 人物一起遭受被從象牙之塔放逐出去的命運﹔以至小芳那個力能扛鼎的傻瓜舅舅一抱兩大箱﹐竟把五四以後中國新文學的詩作大全抱回了家去﹐於是若有天意似的在丟棄和撿拾的雙方不經心之間﹐造就了小 芳這樣的一個新一代的女詩人。 小芳本也沒想到過要做詩人。在幼小時﹐她的人生最大宏願恐怕就是做個有一份正式工作﹑按月可以領到固定工資的女人了﹔換句話說﹐做一個不再重複媽媽的悲慘命運的女人﹐就很不錯了。儘管這一點也是毫無保障的﹐夠渺茫的。下鄉後﹐小芳完全心死。宏願不是我這種被釘牢在遭受無產階級專政類別裡的孩子應有的奢望。媽媽的命運再壞﹐至少還是城市居民﹔而十八歲的我﹐卻已當了離故鄉故居幾千公里遠的農民﹐而且一開始就講明是定了終身的。因此﹐別人在機會來臨時上下活動﹐城鄉呼應﹐家長奔走﹐本人努力﹐使出渾身解數﹐作出重大犧牲﹐力爭參軍﹑當工農兵大學生﹑上調進工廠﹐等等等等﹐小芳卻不聞不問﹐無動於衷。機會沒有我的門路﹐好處沒有我的福份﹐操那心幹什麼﹖我既沒有當官掌權的親戚長輩﹐也沒有那種去跟不洗澡不刷牙的山村幹部睡覺的胃口﹔況且當農民也不比付那種代價差到哪裡去。小芳於是就很安心。讀詩就使她更安心了。——從零開始﹐從啟蒙開始﹐從節奏音韻開始﹐從神思遐想開始﹔同時﹐從一張白紙空無所有出發﹐從心領神會靈犀相通出發﹐從凝煉遣詞謹慎構句出發﹐從真誠性靈純潔胸懷出發﹔她吟哦背誦﹐靜夜默思﹔她凝神領悟﹐放縱想像﹔小芳在讀詩寫詩這條路上﹐走得比那些名牌大學文學系畢業的高才生近捷有效得多。初始﹐她寫些淺白易懂的短詩﹐使得同命運同遭遇同年齡的朋友們爭相傳頌﹐熱淚盈眶﹔因為她的作品表現了真切的心聲和刺心的痛楚﹔其中不少﹐被有音樂天賦的朋友配上樂曲﹐在落戶知青中廣為流傳﹐被數以萬計的孩子們同聲悲唱。清算四人幫後﹐當地一家省級文學雜誌籌備復刊﹐一位中年女主編下鄉採訪小芳﹐寫了一篇二萬多字的長篇專訪稿登在復刊號的頭條﹐同時選發一組小芳的詩作﹔文壇和讀者就此知道這位未出茅廬的女詩人的淒苦童年﹐她深厚的鑽研功底﹐特殊的天賦氣質以及非凡的寫作技巧。小芳就這樣漸漸有了名氣。 正在該省作家協會找她商談借調省城參加月刊編輯部詩歌組工作時﹐忽然來了政策﹕留在農村未曾結婚未曾進入廠礦企業未曾提為幹部而在原籍城市有家可歸的知青﹐可以回去了。小芳想都沒想就打包回了上海。因為上海有相依為命的唯一親人媽媽。她要回到媽媽身邊去。世上沒有什麼比這對她更重要更熱切更引頸仰望的好運了。\r 小芳的名氣被知青們帶到了許多重要城市。她在全國各地紛紛復刊的文學刊物上不斷發表詩歌作品。她有她的特殊風格﹐她有她的獨異氣質。她與幾個在不同省份差不多同時嶄露頭角的青年詩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她應邀常去北京﹐參加了一份自費自辦的詩歌不定期刊物的編輯寫作工作﹔在外人眼裡﹐她是那個“集團”的一個核心份子。其實她從來沒有成為什麼集團的一員。後來﹐她和她的詩友們的作品不知怎地流傳到了海外﹐有同行把那些迥然不同於解放後發表在官辦報刊上﹑或由官方出版社出書的歌頌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詩作的作品翻譯成了外語精印成為專集。有海外評論家指出﹐中國出現了一批深受西方現代派詩作影響的傑出詩人﹐改變了三十多年千篇一律的對執政當局肉麻歌功頌德的中國詩風﹔是一股清流﹐一陣新鮮空氣﹐是新時代文藝復興的先聲。不知何人﹐把他們的作品冠以“朦朧詩”這樣的一個含義朦朧的稱呼。小芳對此不以為然﹐但她並不公開反駮。她覺得那些議論一點也不確切。因為她深知﹐自己﹐以及那些同年齡同命運的詩友﹐由於年輩和時代的緣故﹐沒有人肚子裡能有多少洋文﹐更看不到也看不懂任何外文詩歌作品﹐也無緣接觸西方現代派詩歌。她﹐他們﹐寫詩就是寫自己的感覺﹐自己的情愫﹐以及現實生活在自己頭腦裡折射出來的意象。要說影響﹐中國本土前輩詩人的影響倒不能說沒有﹐但也要看各人的閱讀機會﹐不是很多青年都有巧機神緣繼承到程忘言教授的大筆遺產的。 不幸的是﹐他們這批詩人的漸漸擴大的國際聲譽﹐變成了他們在國內的頭頂烏雲。 老牌革命詩人﹐因而當然也是文革過後把持文壇的各部門頭頭﹐對這些新詩人的新作品﹐大多沒有好感好評。方小芳回滬後由勞動部門安排了一個臨時的勞動崗位﹐文化界她壓根兒進不去。到後來﹐對這批新詩人的詩作的口誅筆伐的文章開始出現了。行政壓制也繼踵而來。在北京自費印發的詩刊被明令禁止。幾個詩友被各自的單位嚴厲警告﹐管束起來。“朦朧詩”漸漸式微﹐歌德詩重新捲土重來。小芳並不感覺事態的嚴重﹐她想﹐歷史難道還會重演﹖寫幾首“朦朧”的詩歌﹐誰能把它扯上反黨反社會主義﹖ 黃叔倫提醒過她。“小芳﹐要注意了。風聲不大好呢。” “不怕。”小芳還是這句老話。 “不是要你怕。”老黃說﹐“你年紀輕。沒經過多少事。最近不要 寫什麼。也少出門。” “您怕﹖” “我不怕。”黃叔倫說﹐“我不願看到你吃虧。你瞧﹐那劉紀冰多聰明﹗” “別提這人﹗”小芳叫了起來。“我跟他渾身不搭界了﹗” “吹了﹖” “早吹了﹗” “感情……還是觀念﹖” “做人。做人不同﹐觀念當然不同﹐感情當然冷卻。” “唉。怎麼說呢。” “不用說什麼。” “是啊是啊。” “不會又搞文化大革命吧。” “看到巴金的文章了嗎﹖” “新近的﹖” “題目就叫《又來了》。” “《又來了》﹖” “又來了。” “唔。”小芳沉默了一會。“是……他﹐寫的﹖” “是他。” “他也這麼說﹐事情不像假的了。他是挺技巧的。” “不錯。他已經邁過那個坎兒去了。” 小芳側著頭尋思這句話的意思。“我還不太懂其中的奧秘。” “多種因素。一是社會影響。他的影響真的很大。二﹑三十年代以來﹐直到今天﹐誰不知道《家﹑春﹑秋》《霧﹑雨﹑電》﹖有了這樣的文學史地位﹐就難動他了。二是國際聲譽。世界上不少人知道他﹐近年來法國人再捧一捧﹐他的聲譽正好可以用來變成國家和政府的光彩。再說﹐他最近幾年大喊大叫‘講真話’﹐講了一些有界限有選擇的真話﹐對現政權是有益無害的。所以﹐對他﹐如今﹐倒真像趙丹說的﹐給了‘免鬥牌’了。有些話﹐他能說﹐我就不能。” “您倒不能﹖” “不能。我們這裡﹐一向是內比外緊﹐小比大緊。” “什麼內外大小啊﹖” “對內部﹐比對一般民眾緊。對小腳色﹐比對社會名流緊。” 小芳想了一想﹐然後緩緩地點點頭。“政策﹖” “不如說是慣例。” “您﹐聽到什麼﹖” “聽到一種提法﹐叫做‘精神污染’。” “什麼意思﹖”小芳的臉色變難看了。 “就是說﹐跟中央文件﹑領導講話意思不符的思想觀點﹑論調文章﹐都是一種污染。” “污染﹖” “污染。” “污染了啥﹖” “人民。人民的精神。” “誰提的﹖” “中央首長。” “現在的中央首長﹖我不懂。改革開放不是中央提出來的嗎﹖寬鬆﹑寬容﹑寬諒不是現在的中央首長宣揚的嗎﹖思想界的活躍﹐不是對社會的進步發展有利嗎﹖怎麼半路又殺出了這樣一個程咬金來﹖” “可見中共這輛列車﹐很難滑出那條老軌道。他們還是他們﹐不會變成一些另外的人。” “文革的教訓呢﹖” “小芳﹐我想﹐所謂的文革教訓﹐以前我一直認為凡是活著的中國人﹐一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現在才曉得我是錯了﹐太幼稚了。文革文革﹐無非是權力的爭奪鬥爭。社會上的亂象慘象﹐只是砲火硝煙帶來的後果而已﹐跟戰爭一樣。一些人一旦政權到手﹐教訓就不存在了﹐或者說跟他們落在下風頭時所悟到的教訓完全兩樣了。現在他們的想法﹐照我看﹐是一點一點朝老毛的想法靠近過去了。所處的位置一樣了嘛。客觀存在決定思想意識嘛。他們怎麼可能跟咱們老百姓想的一樣呢。” “真沒想到。”小芳說。 “是的。”沉默了一會﹐老黃說﹐“沒想到。” 過了一會﹐他又說﹕“不過﹐深入一想﹐就會想通﹐真正的變革﹐徹底的變革﹐是不會在這第一代人手裡發生的。如果華國鋒掌權下去﹐他倒算得上第二代領導人。政權被鄧小平奪過去﹐就是又回到了第一代人手裡。從經歷﹑資歷﹑目標以及作風的慣勢看﹐他跟毛無論如何是同一世代的並肩戰友﹐不同的只是個性習性帶來的某些行事方式。他會作一些改變﹐努力突圍﹐尋求政權的生路活路﹐但不會改變共產黨政權的根本性質。從某種角度看﹐死保住專制極權的統治形態﹐卻又開放部份經濟商貿的自由﹐只會造就一批比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肥胖得多的官僚資產階級﹐因為蔣宋孔陳的控制範圍和深度比共產黨差遠了。你看﹐什麼長城公司﹐康華公司﹐還有數不清的其他公司﹐是什麼性質﹖解放以後﹐普通老百姓﹐除了一份菲薄工資﹐誰有什麼資本﹖那些公司﹐說它們是私有的﹐資本卻從國有資產轉化而來﹔說它們是公有的﹐利潤卻全流進他們自己的腰包。這﹐就是我從當前的中央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的做法中體會出來的。所以也可以說﹐目前的社會﹐本質上比毛時代的社會更惡劣。毛一個人做皇帝﹐把其他十多億人全踩成奴才﹔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是一級二級三級四級大奴才﹔往下﹐一個階層算一級﹐我大概是三百五十級中下奴才﹐你母親是最低級的奴才﹐恐怕要列到第四百多級了。只要奴才們不反這個皇上﹐天下就歌舞昇平。現在呢﹐整個的官僚資產階級在形成。過去毛時代﹐是不允許有和坤之類出現的。他倒是頗愛清官的——當然是不罵皇帝的清官。現在呢﹐‘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這 ‘一部份人’﹐指誰﹖指你﹐指我﹖你一天寫十首詩﹐也富不起來。我呢﹐寫的文章都快沒人敢發了﹐怎麼富﹖那麼想想看﹐誰能先富﹖奧妙就在這裡啊﹗所以我悟到﹐經濟的改革開放越大越快﹐政治體制 的改革就越不可能越不願意。前者讓自己的老婆孩子陞官發財﹐後者則是永保子子孫孫的政權和財富。唉﹐這﹐也是人性﹐人性的表現吧。所以我說﹐國歌裡的這一句﹐現在又適用了﹕‘中華民族﹐到了﹐ 最危險的時候﹗’因為下層民眾﹐經過文革大亂﹐真相全清楚了﹐膽量也出來了。今後﹐社會不公﹑貧富懸殊這樣日益擴大的話﹐要出事就是大事了。” “能比文革更大﹖” “可能。文革看起來很大很亂﹐全在老毛一手掌控之中。今後﹐社會矛盾激化﹐天下大亂起來﹐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面﹐就難說了。” “那麼﹐黃老師﹐我也要勸你一句。記得有位外國作家說過——我忘了是誰了——‘普通人不能體會的感觸﹐我們應當深藏心底。’您太深刻太尖銳了。多數人是不能領悟的。因為他們沒有這樣的高度。 您也少說為佳吧。” 黃叔倫大驚而起。“小芳。我聽你的。別人對我說這話﹐我是不賣賬的。你的話﹐我聽。”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