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毛路线之争 首先从大的当时气候讲，宁都会议是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和“山沟里”的毛泽东土地革命路线这套理论和办法碰撞的结果。结果就是地方领导和中央、和国际路线冲突，所以受批的当然就是毛泽东，所以就发生了后来的一系列的事情。 赣南会议 １９３１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中央苏区。任弼时的三人团先整项英，后整毛泽东。据陈伯钧回忆，整毛的时候，任弼时是头儿，王稼祥是摇鹅毛扇的，顾作霖则是打冲锋的。中央代表团认为，苏区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扩大根据地，乘胜夺取中心城市，毛泽东认为，这是行不通的。毛泽东坚持“从容不迫地去打土围子”，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脑后”。因为双方意见的不一致，１９３１年１１月苏区中央局召开了赣南会议。还有一点：这之前，中央代表团对毛泽东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书，就觉得不妥。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到的本本，是指中共“六大”决议。所以这次会议，他们对毛泽东提出了三条批评：一是从思想上批评狭隘经验论；二是军事上的批评游击习气；三是土地革命上批评富农路线，因为他的按人口平均分配，遵守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与中央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相违背。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强调贯彻四中全会路线，集中火力反右倾，并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毛泽东关于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虽然没有被撤，但会议确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仅仅是个委员。中革军委成立之后，就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总政委被取消了。 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并没有撤但批评他是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９３２年５月１１日苏区中央局的决议讲的) 。 周恩来的背景 周恩来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由地下交通线秘密潜入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他之所以在这时离开上海，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红军和根据地在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二是当时处于地下的中共中央由于内外一连串的打击，在上海越来越难于存身；三是在此之前，周恩来本人刚刚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大的打击。起因是他在和瞿秋白一道主持纠正中共党内立三路线的错误时过于温和，不合莫斯科的胃口而被戴上“调和主义”的帽子，处境狼狈。 叶坪会议 １９３２年１月上旬，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讨论贯彻执行临时中央要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和反对主要危险右倾的决议。毛泽东不同意执行临时中央进攻路线。叶坪会议是１９３２年１月中旬开的。会议中途，因毛泽东“太右”，另选了主持人并丢了中央局代理书记。会后不久，毛泽东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到瑞金郊外东华山休养去了。这件事与项英到上海临时中央汇报工作有关。他汇报了中央代表团对一些问题的处置和赣南会议情况，同时认为反右倾还不够。４月５日一封信，４月１４日又一封信，这些信要求苏区党组织领导军民“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强调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毛泽东于５月初复电苏区中央局，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改组后的苏区中央局于５月１１日开会讨论，否定和批评了毛泽东的意见，表示同意和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和批评，当时毛泽东在漳州，未出席这次会议。临时中央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评得还不够。６月１７日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中央５月２０日电示，承认中央的批评是正确的，这就预示着王明“左”倾路线要对毛泽东进行更严厉的批判和斗争了。 ９月２６日毛泽东、朱德又正好发了一个红一方面军的训令。这个训令不是积极寻找敌人作战，而是就地发动群众，准备反“围剿”战场。中央局却立即致电说，这个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对这种离开原则的观点，要“给以无情的打击”。中央局命令前线暂时停止行动他们立即到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并把中央指示电转发给前方。因此就有了１０月上旬的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 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次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是在宁都县的小源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后方的有任弼时、项英、邓发和顾作霖，刘伯承参加。会议由中央书记周恩来主持，“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向的斗争” 。会议开始时，前后方的意见并不一致，周恩来说前方的行动是符合中央“进攻路线”的，毛泽东坚持关于部队分散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是正确的，是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符合前线的客观情况。但是临时中央关于军事行动方针指示电不是这样的，所以后方的同志认为，前方同志的表现是对革命胜利和红军力量估计不足的表现，是等待主义，所谓“诱敌深入”，是守株待兔，是不合中央精神的。因为是中央的精神，所以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承认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并温和地批评了毛泽东，同时也指正了后方同志对毛泽东的过分批评。毛泽东坚决地坚持了自己原则立场，所以会议对他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批评，算了老帐：比如打赣州问题，发展战略问题。他在一次给项英的信中提到发展偏僻区域。在宁都会议上项英公开揭发了此信，所以毛泽东被指责为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当然这次会议对后方的同志也有批评，批评他们“对于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因之对于动员的准备缺乏注意”，但与会的多数同志认为，“集中重要火力反对等待观念是对的”。由于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不承认错误，与会者多数认为，他“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不尊重党领导机关”；“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所以，会议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后毛泽东立即回后方，在同周恩来话别时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临时中央于１０月６日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的问题，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名字，并提出他“可调回后方作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去电。中共临时中央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休养。苏区中央局立即开会（可说是宁都会议继续）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来电指示，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在宁都会议上不赞成毛泽东回后方的意见也无法坚持了，所以一致确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１０月１２日，中革军委奉苏区中央局之命发布了这个命令。２６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没有出席撤职的中央局会议，是缺席裁判的。会议免去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也就是剥夺了他的军权），由周恩来代理红军总政委职务。周恩来建议毛随军任助理，毛泽东拒绝了，以请病假回到后方。两周后，正式撤消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担任。宁都会议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历史恩怨的根子。毛则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一段日子。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导致事都会议的召开，实由周给后方中央局的一封信而起(主要是讲中央来的人和作战前方人员的分歧)。用毛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周由此铸成大错，用他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毛周两人之间的种种恩怨纠葛莫不根源于此。但举行宁都会议时情况已变化。当时前方军委的周朱毛王观点一致，后方的任项邓顾观点一致，但后来周朱动摇，只有一个王稼祥支持毛。结果毛挨批并被撤职。刘伯承只是列席会议，有发言权无表决权，他是反毛派，写文章批毛的游击习气，结果受到赞赏，荣任总参谋长，叶剑英因为是毛派被替换。 宁反政治错误，不反组织错误，周恩来在此也表现的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