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5年，重访东京，一切似乎都没有变，一切又似乎都变了。5年前的深秋，我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处处皆荡漾着融融的暖意；这一次来，也是深秋，却透着凉意，我参加的研讨会更背负着一个沉重话题———中日关系及媒体的作用。 两天的会议，吸引了300多人。从大家关切的眼神可以看出，中日关系是个难题。在发言中，我提到，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必须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会后，我去了靖国神社，我要看看靖国神社里到底有些什么。来到靖国神社门前，只见高大的鸟居门旁，一块石碑上赫然4个大字“靖国神社”。神社犹如公园，道路两边的树木郁郁葱葱，一些石碑散立在林间，刻着诸如“田中支队忠魂碑”的字样。沿着道路前行，路过挎刀昂首的神社创始人大村益次郎的雕像和一重再一重的鸟居门，即可看见拜殿。拜殿前低垂着巨幅的白色布幔，上饰4枚皇室菊花徽记，靖国神社与“国家神道”的干系由此可见。殿前，三两个人正双手合十，低头参拜。建立于1869年的靖国神社把明治维新以来在历次战争(其中多为对外侵略战争)中死去的亡灵作为神来祭祀。 这是个普通的星期天，神社里的游人不多也不少，平和宁静，与别的公园似无二致。但你若是中国人，细细看那一树一木，终究意难平：许多好端端的樱树被捆上白纸，上书“铁兵之樱”、“肝樱”等字样，落款是“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连队战友会”、“南支派遣军肝兵团独立步兵第二百二十大队”等，原来这些都是“慰灵”的“献木”！再看一对建于1935年的石塔，塔身共有16块浮雕，描绘日军侵华的“丰功伟绩”，其中一幅绘有日本兵打开天津城门，日本军官持刀趾高气扬鱼贯而入的情景。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赤裸裸“追慕景仰”侵略行为的浮雕居然还能伫立于光天化日之下！ 进入拜殿旁的“游就馆”，你就会真正的怒火中烧：这个战争博物馆不仅展示了日军的各种杀人工具，还用最冷血、最无耻的方式讲述它的侵略战争历史，并将甲级战犯(例如东条英机)的照片高悬于墙，让人顶礼膜拜。一进二楼展厅，即可看见“居必择乡，游必就士”8个大字，周围是一圈军人的照片。这8个字出自中国典籍《荀子·劝学》，意思是君子要选择有利于自己成长的环境居住，要选择可以使自己进步的人交往，但“游就馆”里张扬的“士”与中华文明推崇的“士”哪里有一点点相同？！这就是中日文化比较的诡异之处，明明是相同的字符，相同的渊源，却承载了如此不同的涵义！在中日交往中，似乎总能在不经意间发现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若因而以为我们是相同的，将是巨大的错误。 11个展室，我一间一间走过，看见一场又一场发生在别国土地上的“靖国”战争，其中大多数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解释为什么要“进入”亚洲各国时，解说词列举了日本资源是如何短缺，比如当时日本的石油、铁、铜等只够维持多少天、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多么“无辜”的理由呵！在最后一间展室的几大本留言簿上，我看见一个法国人写道：“是否要在柏林建一个纳粹博物馆呢？别忘了你们杀了那么多人！”一个美国人写道：“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够为战争找到正当的理由。”但一个日本人写道：“我为日本而骄傲！” 这就是靖国神社，没有一丝的反省，没有一丝的忏悔，只有对帝国往昔的“追慕”。这就是靖国神社，恰如本尼迪克特笔下的“菊与刀”，一面呈现着日本风物的静寂之美，一面供奉着铁血武士的夺命利器。 走出靖国神社，置身繁华的东京街头，我有些迷惑：这里是21世纪的日本，一切看来那么先进、文明、有序；而那个神社里，也是21世纪的日本，一切却散发出刺鼻的霉味。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日本？ 晚上，我见到了朋子，她是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同窗一年的好友。在牛津时，我俩是班上仅有的两个非英语国家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分别两年，能在东京相见，我们都很高兴。关于靖国神社的问题，我没有问她，因为我了解她并不同意右翼分子的意见。但我不禁想起在牛津的一个学院内，墙上刻着许多来自不同国家学生的名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为了各自国家兵戎相见、战死沙场，而学院只想提醒后来者，他们曾是坐在一个课堂上的同学。这个例子有些极端，但我希望我和朋子永远不要面对类似的痛苦。 离开日本前的一个晚上，我和几个中日朋友住在一个海边旅馆里。晚饭后，我们坐在榻榻米上，边聊天，边喝酒。酒到微醺，50多岁的坂场先生喃喃说道：“我父母(日本军人)战后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们非常感谢中国，因此我也要为中日友好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