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刚刚亮,房间里仍然昏暗。空中的薄雾和地上的积雪构成灰白色的背景,把父亲的剪影映在窗子上。父亲带着老花镜,背佝偻着,嘴唇撅着,专心致志地修理外套的拉锁。他望着父亲瘦削了许多的脸,突然变白的头发和明显迟缓的动作,心里想,从今往后,真是见一面少一面了。他有点儿后悔,没有把大后天的会议从日程上抹去——他只有两天的时间跟父亲在一起。
一个星期以前,从电话里知道父亲患了急性肺炎,住院有好几天了。他把工作安排好,拿到签证,昨天晚上赶到北京,发现父亲已经出院,心里这才松了一口气。
现在,父子俩就这样坐在一起,沉默无语。父亲离休多年,交往的圈子越来越小,话也越来越少。而他自己本来就话不多,这些年的国外生活使他更加沉默寡言。头一天旅途的奔波也让他身心疲惫。他想,是不是我也老了?这次回来,时差反应好像特别厉害。
父亲一早发现他外套的拉锁坏了,就忙活着要把它修好。他说,爸,算了吧,别费劲了,这外套我穿了好几年,该扔了。父亲不抬头,说,修好了你还能穿几年。
他从小跟父亲就不大亲近。记忆当中,父亲很严厉,脾气暴躁,经常打他。记得有一回,他跟几个小伙伴跑到护城河里去捞鱼虫,忘了准备晚饭。天黑后才回到家,屁股挨了一顿狠揍,好几天都不能坐下来。那时,他才八九岁。
最后一次挨打,是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刚从牛棚里放出来,在家养病,脾气糟透了。他记不得原因了,只记得打的是脸。他觉得受到侮辱,跑出家门之前,他对父亲说,我走,再也不回来了!等到母亲连哭带推把他从漫天大雪里拉回家,父亲正在屋里绕着圈子不停地嘟囔说,翅膀硬了,反了。
从那儿以后,父亲再没有打过他。
中学毕业后,插队,工作,上大学,一直很少在家的时候。后来,他出国了。父亲扛着行李送他到机场,不无伤感地说,这回真的走了。
第一次回国是十年以后。他真正意识到时间是多么无情,父亲母亲都是老态龙钟了。不过让他惊喜的是,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一天到晚把刚满周岁的孙儿虫虫扛在肩上,笑逐颜开,看到街坊邻居就介绍说,这是我孙子,从美国来看我的。那个暑假,虫虫跟爷爷混得很熟,常常爬到爷爷的脖子上,拿两只胖胖的小手揪爷爷头发。他对虫虫说,不许那样。父亲却说,揪吧,你小时候就是这样,几十年没人揪了。
可他却从不记得自己和父亲这么亲近过。看着虫虫跟爷爷没大没小地闹,他觉得很开心,又很遗憾——自己为什么跟老爷子总是没话呢。
二
又是十年过去了,又和父亲坐在一起。只有两天的时间。可是他仍然想不出个话题来。
父亲在一个装满破旧零件的盒子里翻来翻去,一边似乎不经意地说,去年虫虫来家的时候,我跟他说,将来上大学,爷爷赞助一万块钱。这回从医院回来,真觉得老啦。明天你走的时候,把钱带给孩子,让他高兴高兴吧。
他说,太早了。您先收着吧,等过几年,虫虫上大学的时候您再给他。
父亲淡淡地说,只怕等不到那一天啦。
他故作轻松地说,您说什么呀,您恢复得这么快,身体还挺硬朗的嘛。其实说实在的,我们不需要您的钱,还不如您自己花了,好好享受享受。
父亲笑了,说,那不一样。这是我和你妈给虫虫的。再说,我们俩都有离休金和医疗保险,比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优越多了,你不用担心。
谈到当今老百姓的景况,父亲话多起来,开始抱怨当局的腐败,社会的道德沦丧,牢骚满腹。
他听着,忍不住评论说,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话一出口就后悔了。父亲对政局的不满和自己的不同。七六年四五运动的时候,他和父亲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以致于好几个星期都互不讲话。他这次专门回来探望父亲,只有两天时间,不能因为政治观点使父亲不愉快。
不过,父亲只是抬起头,从浓密的眉毛和古旧的老花镜之间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你们这些精英啊。
他突然觉得惭愧。这些年,为了融入美国社会,工作之余,他花了不少精力学习美国的文化。读英美原著,谈美国政治,听爵士乐,品葡萄酒,看橄榄球,对中国的事情反倒不太了解,只不过偶尔看一看网上关于中国时事的评论而已。
父亲换了话题说,你那个大个子王大叔,现在正在医院住着呢,肺癌晚期。大个儿对咱们家有恩哪,你出国这二十年,家里有事,大个儿和他的孩子们都来帮忙,跟自己家里人似的。趁着你回来,今儿下午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他吧。
他说,您刚出院,就别出去了,天这么冷。我自己去看大叔吧。
然而,他犟不过父亲。
父亲说从地铁站出去就是医院,可实际上还要走很长一段路呢。那天下午天色阴沉,冷风刺骨。父亲越走越吃力,喘息也越来越沉重。他几次停下来要叫出租汽车,都被父亲拦住了。他搀扶着父亲,不时仔细地把父亲脖子上的围巾围好,这样走了十几分钟,才到了医院。
离开医院的时候,他不顾父亲的反对,叫了一辆出租车。父亲望着车外生疏的街景和拥挤的人群,伤感地说,周围的老人儿们差不多都走光啦。大个儿兄弟是最后一个,比我年轻好几岁呢,看来也不行啦。
他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父亲。
三
他是在晚饭时接到那个一直在担心又似乎一直在等待的电话的。半个地球的那边,母亲哽咽的声音显得很远很模糊,像是在梦里:父亲突然中风,已经失语了。
放下电话,他麻木地走进起居室,双手捧着头,坐在沙发上,心中一片空白。
一双温软的小手抓住他的手,是虫虫。
你怎么了?儿子问。
他深深叹了口气,说,虫虫,跟爸爸出去散散步,好不好?
虫虫点点头,父子俩穿上外衣走进寒冷的夜。偶然地,他的手触到外套的拉锁,锁鼻没有了,代替它的是一段铜丝。
那是父亲为他修的。
可是他当时一回到家,就随手把外套挂在靠近门口的衣橱里,打算捐给慈善机构,并且很快就把它忘掉了。
他眼前出现了父亲窗前的侧影:那佝偻着的背,那撅起的嘴唇,那灰白的长长的眉毛,和那古旧的老花镜。
他想起,在告别的时候,是父亲把修好拉锁的外衣递给他的。那代替断掉的锁鼻的铜丝,既笨拙又寒伧。他记得,父亲缓慢地弯下腰,亲手为他拉上拉锁。当时他强作欢颜,对父亲说,转过年,您就该过八十大寿了。到时候我带虫虫回来给您拜寿!
他再也忍不住,眼泪簌簌地落下来。
清冷的月光在雪地上投下父子俩一大一小相互依偎的身影。他擦了一把泪,搂着儿子细小的肩膀说,虫虫,爸爸想明天再去看爷爷,多待几天。爸爸有好些话要跟爷爷说。
原载于 2005 华夏文摘 cm050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