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LOC 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IPHCC 供稿 美国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庆祝活动联合筹备委员会 Library of Congress > Asian Division Research Report 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武備志》在鄭和研究上的價值 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 潘銘燊執筆 簡目 茅元儀這個人 武備志和航海圖 武備志的版本 武備志是否都有鄭和航海圖 鄭和航海圖的内容和繪製法 鄭和航海圖的價值和評價 鄭和航海圖的研究 鄭和航海圖和中國人發現美洲 茅元儀這個人 茅元儀（1594-1640）是中國古代最大部頭的軍事百科全書《武備志》的編輯者。他出身書香門第、富貴人家，但並無紈絝子弟習氣，而是非常關心國計民生的讀書人，十歲時便有散發家藏數萬石榖糧以賑濟飢民的義舉。他自少好學不倦，博覽群書，尤其喜讀兵、農之書。熟悉用兵方略的他，對於國家邊塞要害的攻守事宜，口陳手畫，了如指掌。他是文武雙全的人物，「下帷稱學者，上馬即將軍，並且親身參加抵抗後金入侵的戰役，可惜因爲權臣中傷，未能大用。面對狼煙頻頻，國運衰落的危機卻不能上馬殺敵，他只好寓居南京，潛心研究歷代兵法和當時形勢，傾注十五年的心血，編寫了《武備志》這部綜合性輯評體兵學巨著，於天啓辛酉年（1621）刻印成書，希望以文字救國。崇禎帝繼位（1627）後，他赴京向新皇帝進呈《武備志》，而且陳說東西夷情、閩粵疆事和兵食富強的大計，卻只得到一個待詔的虛職。不久又被中傷而遭放逐。崇禎2年（1628）冬天，後金騎兵進迫京師，他又得到機會參加抗敵，將後金軍隊擊退，解除了京師之危，但功成之後又被解職，甚至充軍福建。崇禎13年（1640），遼東軍情告急，他請求招募死士發兵勤王，遭到權臣阻撓，悲憤縱酒而亡。 這一位軍事天才和軍事百科全書編輯者，與比他早二百年的鄭和下西洋有甚麽關係？關係在於他所編寫的《武備志》的最後一卷（卷240）是鄭和的航海圖。 武備志和鄭和航海圖 《武備志》網羅豐富，條理清晰，體例宏大而統一。全書分類羅列史料，每類之前有序言，大類之下有小類，小類之下根據需要設置細目；文中有夾注，文旁有批點，文上有眉批，可以當得上「體大思精」四字。不過，本文並非為弘揚茅元儀或他的《武備志》而寫，故此單談書末的鄭和航海圖。 鄭和航海圖在《武備志》中叫做〈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蕃圖〉，名字比較累贅，所以一般簡稱〈鄭和航海圖〉。全卷共24葉，包括序文1葉、航海圖20葉、〈過洋牽星圖〉2葉、空白1葉。序文相當簡略，其中有幾句是這樣說的：「……唐起于西，故玉關之外將萬里；明起于東，故文皇帝航海之使不知其幾十萬里。天實啓之，不可強也。當是時，臣為内豎鄭和，亦不辱命焉。其圖列道里國土，詳而不誣，載以昭來世、志武功也。」將鄭和貶稱「内豎」，總結他的功業也只用「不辱命」三字概括，這反映明末士大夫因爲歷朝權閹禍國而對宦官產生偏見。鄭和是偉大人物，當然不應跟魏忠賢等相提並論。不過，茅元儀縱然對宦官抱持偏見，他仍然以鄭和出使西洋宣揚國威而自豪，更以重印鄭和的航海地圖寄托他撫今追昔的悲憤。 沉埋二百年的鄭和航海圖，為甚麽突然出現在《武備志》呢？其可信性有多高呢？ 茅元儀沒有説明航海圖的來歷，根據向達〈整理鄭和航海圖序言〉的考證，明世宗嘉靖26年（1557），胡宗憲為浙江巡撫，為著防禦倭寇，曾請鄭若曾等人蒐集海防材料，編輯《籌海圖編》。茅元儀的祖父茅坤在胡宗憲幕府裏參加過《籌海圖編》的編纂工作，見到一些與海防有關的材料；他又做過兵部的官，也可能見到兵部的檔案。元儀秉承家學，《武備志》裏的〈鄭和航海圖〉，如果不是出自兵部檔案，就是從胡宗憲那裏得來的，淵源有自。也幸虧得到茅元儀的保存，不然的話這項極爲重要的歷史資料很可能就永遠失去了。 有一巧合之事，學者普遍相信鄭和製作航海圖定本是在南京蟄伏6年期間，而茅元儀編寫《武備志》也在南京，或者南京官署仍然藏有鄭和航海圖，而為元儀所得也説不定。 武備志的版本 研究《武備志》的版本，就等於研究〈鄭和航海圖〉的版本。《武備志》收進《中國兵書集成》（北京解放軍出版社，瀋陽遼瀋書社聯合出版，1989年2月）時，前面有編輯説明，列出以下6種版本： （1） 天啓元年（1621）刻本。是茅元儀初刻本。 （2） 蓮溪草堂本。是錢塘人汪允文將原版修補後的重印本。 （3） 清初刻本。據明本複刻而有改動。 （4） 日本寬文4年（1664）刻本。日本須原尾兵衛據明版複刻，石齋鵜子直訓 點。 （5） 清道光年間木活字本。道光時已開書禁，此本根據清初刻本用活字排印。 （6） 清末湖南刻本。用日本寬文本為底本複刻而成。 由於天啓初刻本「多悖礙字句」，在清代流傳不廣。查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現在只有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暨南大學圖書館藏有這個版本（可能都是不全的本子）。 天啓初刻的版片，後被錢塘人汪允文（室名蓮溪草堂）所收藏。汪允文在清朝初年把這些板片内一些違礙的文字挖改修補，然後重印，因書名頁下印有「蓮溪草堂藏板」，故稱爲蓮溪草堂本。 清人入關初期，朝廷暫時無暇顧及禁書，出現了一種據明本覆刻的版本，由於沒有注明刻書名氏和年代，往往使人誤以爲是明刻本。這個版本為避清諱對序文和正文都略有改動，和原刻有別。此本和蓮溪草堂本未知孰先孰後。 由於茅元儀是抵抗後金侵略、捍衛明廷的英雄；書中許多對女真族和後金的不敬之語，不利於清朝的統治。乾隆年間，《武備志》終於被列入《違礙書目》和《禁書總目》。反而是日本人看到它的價值而重印出來。如果日本是軍事上對壘之國，日本人從這部書獲得許多軍事知識，而這些知識在大清帝國卻禁止流傳，所以禁毀書籍可以說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日本寬文4年的這個版本，根據明本覆刻，一字不易，只增刻日文假名訓點，可以說是保存了明本原貌。 道光年間已開書禁，《武備志》得以公開印行。這個印本是據清初刻本排印的木活字本，有些字詞作了更動。書前增收了〈明史節錄〉和〈茅待詔小傳〉。 清朝末期，湖南重印《武備志》，當時找到與原本最接近的就是日本寬文刻本，於是以這個和刻本為底本，覆刻了《武備志》。 因此，《武備志》的版本有三個系統：（A）天啓原刻系統（蓮溪草堂修改版屬於這個系統），（B）日本寬文本系統（清末湖南本屬於這個系統），（C）清初刻本系統（道光木活字本屬於這個系統）。在這三個系統的六種版本當中，最有價值的無疑是天啟元年（1621）茅元儀的初刻本，其次是日本寬文本。從印書史角度來看，蓮溪草堂本和清初改刻本都有研究價值，因爲它們反映了書籍禁燬和避諱改版的歷史片段。至於道光年間的木活字本，也讓我們看到大部頭書籍採用活字排印的情況。 這六種版本中，國會圖書館藏有寬文本、清初刻本和道光木活字本，道光木活字本甚至藏有2部，而且除了寬文本有少數缺卷、道光本第2部紙質較爲脆薄外，都保存完好，書品甚佳，可以說在世界範圍内，收藏《武備志》版本最多的圖書館。 〈鄭和航海圖〉隨著天啓本《武備志》的影印，已經不是深藏秘閣的罕見資料，現在任何人都能夠據以研究鄭和的功業。但我們檢視之後，覺得這個影印本追求普及，製作水平不高，文字部分還可接受，插圖尤其是地圖方面不夠清晰，〈鄭和航海圖〉有些地方頗爲模糊。故此需要進行認真研究的話，不免要看原圖。 武備志是否都有鄭和航海圖 研究鄭和航海圖的先驅者之一范文濤（史學家范文瀾的胞妹），1943年出版了《鄭和航海圖考》，書中說：「《武備志》一書就今所知倫敦博物館有四部，俱不全而闕圖。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另有一部，共六十四卷，末卷附圖……」《武備志》從來都是240卷，故64卷之說不確。她指出國會圖書館的版本有圖，勝於倫敦博物館無圖的版本，但未說及別處有無具備〈鄭和航海圖〉的版本，這當然是由於抗戰期間資訊缺乏之故。現在電腦發達，我們還不能確知全世界收藏中國善本的情況，何況60年前？ 臺灣的中西交通史專家徐玉虎為了撰寫《鄭和評傳》(1958年出版)，查得省立臺北圖書館有一部《武備志》，不幸獨缺第240卷，又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獲得一部，所喜尚屬完璧。於是將全圖依其原書的大小描繪下來，並按其次序聯成一幅全圖。同時臺大中西交通史教授方杰人，亦珍藏一部。但徐教授沒有説明在臺灣的這三部《武備志》屬於那個版本系統。 中國古代，有許多書都是有文有圖的。但是在流傳過程中，往往文存而圖亡。《山海經》原本有圖，所以陶淵明有詩句說「流觀山海圖」，但後代所見的《山海經》都只有經文了。此外，《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也是一個經存圖亡的著名例子。《武備志》有些藏本沒有〈鄭和航海圖〉，符合這個古籍流傳的規律，具體原因待考。 鄭和航海圖的内容和繪製法 航海需圖，以鄭和率領這樣龐大的船隊來説，沒有航海圖是不可思議的。我們甚至可以推想，保存在《武備志》的〈鄭和航海圖〉，只是鄭和船隊使用的其中一份簡圖。鈕仲勛〈《鄭和航海圖》的初步研究〉一文引用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說：「鄭和下西洋時，曾根據歷次航行，撰有《針位編》一書，詳細記錄了航海中羅盤所指的方位……惜該書久已亡佚。」中國古代掌管文獻的官員，和私人藏書家，都輕看技術性的書籍，鄭和《針位編》之不存，良有以也。 〈鄭和航海圖〉原圖應該是長卷，採取像〈長江萬里圖〉的一字展開式而繪製。收進《武備志》時，遷就書本式而改為散葉，但葉葉相連，首尾銜接，黏貼起來又是一幅長卷。 以現代地圖學的觀點來看，會認爲〈鄭和航海圖〉繪製得不夠科學。「紀念偉大航海家鄭和下西洋580周年籌備委員會」和中國航海史研究會聯合編寫的《鄭和下西洋》（1985年出版)說：「當時科學技術水平不高，故不是按照一定座標方位和一定比例尺度繪製的。」鈕仲勛〈《鄭和航海圖》的初步研究〉指出它在方位上的特徵：「中國古代地圖的方位大都是上北下南……《鄭和航海圖》從寶船廠到長江口這一段是上南下北，出了長江口是上北下南，過了孟加拉灣以後，方位基本上是上東下西。」他又指出比例上的特徵：「在地理情況比較熟悉的的地方，畫得很詳細很大，對地理情況知之甚少的地方，則畫得很簡略很小，彼此之間，不成比例。」 《鄭和下西洋》編寫者和鈕仲勛的觀察無疑都是對的。但我們要記得，這些圖的價值在於它們的實用性而非學術性。鄭和的龐大船隊拿著這些航海圖七下西洋，航行數十萬里，「幸不辱命」，證明這些地圖能夠達到它們的功能。此外，還有一個「立足點」的原則：當船員站在甲板上拿著航海圖辨認方向時，「左、右」的重要性高於「東、西、南、北」。我們看到，〈鄭和航海圖〉各幅分圖有共同的一點，就是去程時永遠是上右下左，回程時永遠是上左下右。科學性便體現在這裡。中國古代有些江河航行地圖如《行川必備圖攷》，上水時上北下南，下水時上南下北，也是這種畫法。 至於比例的不夠周密，也應該從實用性去考慮。如果嚴格按照比例去描繪，那麽〈鄭和航海圖〉的大半都是空白的，因爲茫茫大海，沒有甚麽可畫。徐玉虎《明鄭和之研究》(1980年出版)說得中肯：「尤其重要者，於接近航路處，描繪特詳，一若今航行術使用各重要地區之放大海圖，其不重要或不常見者，多加以收縮或簡略之，一若今航行術使用之總圖。」我們認爲，〈鄭和航海圖〉對於大海汪洋則縮小之，對於山陸島嶼則放大之，或收或放，並非熟悉、不熟悉的問題，而是基於實用性的理由，把總圖和放大圖繪在一起。〈鄭和航海圖〉的精髓正在於它的「不成比例」，因爲收放得宜，這樣才能在尺幅之中，蘊藏數十萬里之航程。 對於山陸島嶼的描繪，〈鄭和航海圖〉突出了海岸線、離岸島嶼、港口、江河口、淺灘、礁石、以及陸地上的橋梁、寺廟、寶塔、旗杆等。除了可以作為航行座標之外，港口可供停泊補給，淺灘礁石需要迴避，都是航行中必須留意的。對於岸上山脈，用繪山曲線描繪，有點像山水畫，這是中國古代地圖的一種慣常畫法。航海圖特別注重寫山脈的側面，以供對景航行的參考。 〈鄭和航海圖〉用虛線表示航線，在離岸較遠的航線上注記了針位（航向、方位）和更數（航程、距離），有時還注記出航道深度、航行注意事項；此外根據海區定位的需要，有的圖幅還注記了天體高度。沿岸航行有陸標可作輔助參考，到了大海，基本上靠羅盤指向，輔以天文導航。在大洋區域，陸標少而航線注記多，這也是〈鄭和航海圖〉「不成比例」的緣故。 文獻記載，宋代以後頗多「針經」一類的書，是使用羅盤航行的實用書籍。「針經」大都失傳了，從〈鄭和航海圖〉在大海航線上的注記，我們可以看到「針經」的一些表述方式。 〈鄭和航海圖〉上出現的地名約共五百個，其中域外地名約三百個。這些地名包括自然地理名稱（山名、海域名、港灣名、水道名、島嶼名、岬角名、礁石名等），政區名稱（國名、州衛名、城市名、縣、所、巡檢司的名稱等），地標名稱（宮殿名、城門名、橋梁名、寺廟名、工廠名等）。中外學者做了不少研究和考證，大部分地名都已經找出現今的對等名稱。向達整理的《鄭和航海圖》（1961年出版）有一個完整的地名索引可供查檢。其中有些，特別是域外的，還存在爭議。至今還不斷有文章考證個別的地名。所以這方面還有許多研究的空間，特別是配合鄭和隨員所寫的書如《瀛涯勝覽》、《星槎勝覽》等，加上外文文獻、各地的文字和口頭資料，應該還有不少真相等待發掘。 鄭和航海圖的價值和評價 關於〈鄭和航海圖〉的價值，前面已經偶然提到，譬如說它實用性很高、保存了「針經」的内容等。朱鑒秋〈《鄭和航海圖》在我國海圖發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爲它是「是能獨立指導航海的地圖……是完整的航海圖」。朱偰《鄭和》(1956年出版)認爲它「是第一部中國地理學上關於海洋地理的世界地圖。」 范文濤《鄭和航海圖考》(1943年出版)指出它反映了鄭和等人「對馬來半島及其鄰海類皆十分熟悉，且圖中之暗礁險灘，亦必有一部份係彼等所發現……自海岸線描繪之形似，航行方向之明晰，及島嶼方位之精確，吾人可推知，雖早在十五世紀，國人已能繪製準確之地圖……」 前述為紀念鄭和下西洋580周年而編寫的《鄭和下西洋》指出〈鄭和航海圖〉「對蘇門答臘島西岸的島嶼繪製的排列竟基本與今圖所繪島嶼的分佈相吻合。……又如對印度西海岸一帶，各城邦的排列也與中外地圖極爲接近。」 上面的引文，都異口同聲稱讚〈鄭和航海圖〉的精確性。更爲難得的是，這樣精確的航海地圖，比起任何西方探險家所繪製的都要早，這是中國人應當引以自豪的。 鄭和航海圖的研究 保存在《武備志》的〈鄭和航海圖〉，現在已經廣為流傳。但是在五、六十年代以前的學者來説，還是難得一見的。梁啓超寫〈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時，並未見到此圖。鄭鶴聲於1944年在重慶北碚國立編譯館寫《鄭和》時，也沒有看到。 注意到〈鄭和航海圖〉的研究價值，似乎還是西方學者首開其端，W. F. Mayers、W. P. Groeneveldt、G. Phillips、J. J. Duyvendak、P. Pelliot等，都有這方面的論文。在中國學界，對〈鄭和航海圖〉有過三次整理：1942年由范文濤從事；1960年由向達進行；到1985年，為紀念鄭和下西洋580周年，北京舉行盛大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並主催了《新編鄭和航海圖集》的編印。 明年（2005）是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意義比起580周年還要重大。現在對〈鄭和航海圖〉和所有關於鄭和及其劃時代航行的研究，應該更爲全面而深入。 鄭和航海圖和「中國人發現美洲」 關於「中國人發現美洲」之說，在〈鄭和航海圖〉找不到支持證據，因爲它記載最遠的地方是北非洲。但這並不表示「中國人發現美洲」之說完全不能成立。航海圖所記載的只是鄭和主體船隊的主要航路，並未涵括所有到過的地方。 根據鄭鶴聲和鄭一鈞的考證，鄭和第七次出使為宣德5至8年（1430-1433），曾分遣其部下由古里國往天方國。天方國（今麥加）為回教聖地，而航海圖中竟無此重要之國，所以他們得出「小部分船只的航線可能從略」的結論。 況且，如果鄭和的部分隨員的確到達美洲，他們也不會大書特書的，他們很可能將之視為芸芸的偏遠群島之一，沒有甚麽特別之處。美洲作爲人類活動的另外半個舞臺的重要性，要在大批西方移民到來開墾之後才彰顯出來的。 做學術研究，應該抱持開放態度，未對所有證據作出全面、客觀的審視之前，不要隨便否定任何理論。這是我們對於「中國人發現美洲」這個提法的觀點角度――如果必須採取一個觀點角度的話。 （6,565字） 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LOC 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IPHCC 供稿 美国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庆祝活动联合筹备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