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儿子:提前15年的信 (第二十一封)

在美国,忙忙碌碌地求生存,谋发展,我虽一直想写些什么记下这些年的心路历程,可还真不曾想过要写成一本书。但经过9。11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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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封 小语: 没办法,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钱。 其实,我是最没有资格谈这个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充其量,是小学水平。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除少数人懂一点儿经济,大部分不懂,甚至于不屑于懂,好像不懂是一种纯洁、清高、荣耀。原因很多。一是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传统文化中,“商”的地位很低;“生意人”在士大夫中,是贱称。二是计划经济下的分工体制,很多部门、很多人沾不上钱,不像市场经济,能把各个部门、各界人士都卷进钱的浪潮之中。三是钱的个人运作空间很小,一个月几十元工资,几十年一贯制,只要一份对党养育之恩的感激之情和扳手指头用加减法的数学水平,已足够应付。所以,大脑细胞中和钱搭界的基因极少。 你可能知道,在中国语言中有这么一个词——阿堵。这词的背后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晋朝有一个士大夫王衍,此人清高异常,口不言钱。有几个朋友就和他开了个玩笑,趁他熟睡的时候,把铜钱堆放在他的床前,使他下不得床。他醒来一看,确实为难了。照例应当大喊一声,“来人,把钱给我搬走”;可他口不言钱,怎么办呢?思索再三,他决定不言钱;他喊了一句文诌诌的话:“举却阿堵物!”“阿堵”是俗话“这个”的意思。把他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是,“把这个东西拿走!” 他终于没有说“钱”;但具有讽刺意味儿的是,从此,很多工具书把“阿堵”解释为“钱的同义词”。王衍竟未能逃离“钱”字。 这个很好玩的故事其实颇有象征意义。在一个需要通过交换获得生活资料的世界上,人是避不开钱的。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更是如此。 所以,上个世纪90年代,我深深感到经济知识不足的严重危机。金钱已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经济的无知就是对生活的无知。知识分子必须更新观念、更新知识结构,尤其需要补充经济知识。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 知识分子也无终身制》。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标准在各个时代是不一样的,有不同的内涵。屈原在当时自然是大知识分子,如果他活到今天,知识结构原封不动,他还不如一个儿童,岂能是一个知识分子。今天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可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一个知识分子没有危机感,没有更新知识结构的自觉和行动,必将远离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并且,其速度之快可让你“瞠目结舌”。因此,我希望不要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就以为自己一辈子都是知识分子了。不依赖终身制的知识分子,才可能是长久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名不副实、名存实亡者,有之! 文章出来之后,有叫好的,强烈反对的也不少。最突出的反对意见有二:一是难道我们知识分子都要下海去经商吗?一是你这个沈敏特也太缺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已经把我们知识分子搞得遍体鳞伤,好不容易落实政策,过上几天安生的日子,你居然要连根拔,取消我们知识分子的资格! 这第一种意见当然是误解。懂得经济不等于下海经商,当年恩格斯盛赞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经济资料,超过了很多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巴尔扎克并没有下海经商。今天我们国民的生存方式,甚至喜怒哀乐,无不与经济发生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果是一个作家,你要反映生活,塑造人物,能对经济一无所知吗!今天的各行各业,能自外于经济关系吗! 这第二种意见则涉及到一个人的价值观的问题。你是一个知识分子,重视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能够自尊自爱、自强不息;不愿意做一个名不副实、名存实亡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价值观。而另一种知识分子,满足于有名义、有地位、有待遇,那也是一种价值观。你要哪一种,只有自由选择了。 所以,我要往自己的“软肋”上捅一下,要求自己懂一点儿自己最为外行的东西——钱——经济。而这是可以使你大开眼界的领域。 我刚到海南时,曾在一家集团公司当文化顾问。这是一家“全外资”的企业。董事长是外籍华人,总经理是中国人。在没赚到钱的时候,两人称兄道弟;等大笔利润一到了账上,董事长就神通广大,把总经理送进了监狱。在此期间,董事长迅速转移资金,人也接着无影无踪。后来问题闹清楚了,总经理无罪释放,法院也判决有多少资金应属总经理。可没有一分一厘可以兑现。总经理白白坐了一年牢,出来之后又变成了两手空空的人物。 这里让我大开眼界的事儿有三: 董事长有什么神通,如此轻松地把总经理甩进监狱? 董事长有什么神通,如此轻松地把钱转出境外? 董事长有什么神通,如此轻松地跨出了中国的国门? 起因是钱,引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经济政治学”,还有社会学、法学等等。你说,在今天要懂一点儿国情,要表达一点儿爱国之情,不关注经济,不懂一点儿经济,行吗? 小语,经济问题最切近的是个人理财,此事我的水平很低,实在是乏善可陈。我只能提一点忠告。 要认真取得合法收入;在一个商品经济的世界,没有合法收入是不能生存的。这也是一个男子汉起码的能耐。养不活自己,养不活家人,连生存的能力都没有,是无地自容的事。我从大学毕业那一天开始,没有再向父母要一分钱;我不能再对父母说,我还没有成人。你祖父去世后,我和你的两个娘娘没有二话地共同赡养你的祖母,尽管我们都是“低薪制”下的百姓。 应该挖掘自己的潜力,扩大自己的合法收入,但不要做金钱的奴隶;钱重要,却不是唯一重要,更不是最重要。有一部美国的电视剧,《豪门恩怨》,说的是一个富豪之家的矛盾纠葛、恩恩怨怨;说钱,这一家人用不完;他们却生活在层出不穷的痛苦之中。钱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普通人也享有的幸福和快乐。我也不喜欢美化贫穷,沉浸在阿Q式的欢乐之中,仿佛正是贫穷给我们带来幸福,愈穷愈光荣、愈穷愈快乐。贫穷是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不幸。我只是说,不要让你的精神处于钱之下,而要让你的精神超越金钱,有一个大于金钱的精神世界。没有钱,你要想方设法去挣;有了钱,你不要做守财奴,要让钱发挥有益于人性健康发展的作用,要有李白的那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爽和信心;并且一定要看到钱之外,有一个更广大、更美丽的人性空间。 当然,个人理财只是关注经济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在今天我们关注经济的重心是为了关注人、关注社会、关注世界。 譬如,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一的很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关系问题,不知道这一点,几乎失去了认识社会健康与否、社会发展应向何方的标准。我们常为贫富差距、社会不公而愤慨,却不了解这正是经济与政治权力的某种关系的表现。我们常说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却不了解这个改革的重心之一就是正确处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关系。 又譬如,在经济全球化已露端倪的今天,我们必须关注。因为,世界格局、人类生存状态,都将发生变化。而最直接的是,我们已经需要用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标准,来重新审视我们的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重新审视我们自己。 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是应当懂一点儿,多懂一点儿经济的。尽管我知之甚少,却不能因此降低这个要求和标准。我做不到,改变不了现代知识分子必备的素质和品格。 我很焦急,因为我对经济懂得太少了。我的这封信的主题是:传达焦急! 敏特 20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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