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辛店医院，因为地处远郊成为首批SARS定点医院。两名全副武装的护士领着我进入病区（我几乎没有任何行李，只有一个塑料袋装着丰台医院卖给我的洗漱用具。事实上大多数病人都是赤手空拳地被就地收容，甚至来不及通知自己的家人）。走廊很暗，壁上的紫外线灯发着幽兰色的光，地上洒着很厚一层消毒液，很湿滑也很呛鼻。我被送进一间二人间的病房，房门在我身后关闭，我再次穿行它已是二十多天以后了。
与我同屋的病友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比我早一个星期发病。从入院到出院，他的症状一直很轻微，肺部阴影也吸收的很快，在二十多天后顺利出院。他待人很诚恳，我们相处的很融洽，每当我的点滴将完，总是他提醒正在睡觉或是看书的我通知护士换液。以至他临走时还不放心的叮嘱我一定要自己注意点滴。我们的病房属于临时改建的，通风条件很差，房间内没有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饮水机、每人一个临时便桶成为满足我们生理需求的全部设施。好在病中的人对这些条件都已经不再关注，可以不换衣物、可以不洗澡、可以没有任何娱乐，只盼自己早日收到出院通知书。
现在回想在长辛店的日子，还算比较从容和充实。每天6点被护士唤起测量体温、计数心率，八点吃完早饭就开始输液。我的点滴数量很大，最多每天要输8-9个小时。在此期间，我变换着各种姿势看着家人送进来的小说（我看书的速度很快，二十多天我几乎将二月河十几本的帝王系列看完）。沉浸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缓解了长时间静点给我带来的焦躁和烦闷。抽空与亲人、朋友通话，和病友聊天，写日记、练字，这就构成了我一天的生活节奏。由于体温和其他一些生命体征一直都维持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我和大家都认为我的出院日期指日可待，家人已经在为我回家做准备，我也在计划出去的隔离期如何度过。殊不知变故就在眼前。其实我应该感觉到院方对我病情的格外关注。几次大夫查房都提到我双肺的大面积感染，并配置了血氧监护，只不过我自己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5月下旬，和我同时入院的病人们陆续出院，我也在蠢蠢欲动。
5月27日，长辛店医院的SARS病人大批出院，只剩下7-8个人。我的同屋在前一天也已经出院，我的心也已经随着他们飞回了正常的世界。傍晚，天气格外闷热，预示着一场大的雷阵雨即将到来。吃完晚饭后，我床前的呼叫器响了，护士告诉我一个意外的消息——转院。随后病区专家组组长和我通话，听得出他在斟酌着语句将他们认为比较严重的一个消息告诉我。我肺部两侧阴影始终不见吸收，最近体温还有回升的迹象，这有可能是SARS反复的一种表现，建议（当然是强制执行）我转往医疗条件更好的宣武医院进行治疗。在等待转院救护车来的期间，我想了很多。尽管我不了解具体病情，但这样一种状况极大程度上表明着我将面临一次新的挑战，与长辛店的医生一样，我也无法预料我的病情下一步将发展到何种程度，会不会出现生命危险。当晚我的爱人和单位领导同时接到电话，告知我的情况十分危急，随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危险。
雨终于下来了，很急很大。往常，我很喜欢享受暴雨扫除闷热后带来的清爽。但那时却全然没有心思。我竭力使自己不要慌乱，镇静而坦然的去面对即将来到的任何情况。使我感动的是，晚饭前后因病房调整新进来的一个病友，尽管不熟悉，但他看出了我心里的紧张。他一直在陪我聊天，聊他的下岗经过，聊他45岁开始的再创业历程、聊他日益壮大的建筑工程队伍……我理解他是想让我的注意力从病情上分散。我很配合，主动地参与他谈的每一件趣事。好几次，我怕他累了让他休息一会，他却始终不愿停止。4-5个小时后，终于通知我出发了。他帮我穿好防护服，送我出门，“海涛，坚强些，你会没事的”。我会深深的记住这位大哥，SRAS损伤了他的肉体，但并没有磨灭他古道热肠的善良本性。
穿上连体防护服，带上口罩、护目镜（这套行头的目的主要是防止我体内的病毒对别人产生伤害），我的眼镜很快就被呼出的雾气蒙住，只能用耳朵去感知身边发生的一切。车外的雨声格外的大，我听见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在与院方交涉，因为医院不愿派出医生冒险与一个诊断为重诊SARS的患者同坐在救护车的车厢内。在他们利用各种渠道进行沟通的时候，我静静地等候着。事情在1个小时后得到解决，救护车在呼啸的警车引导下，以极快的速度撕开雨幕驶向宣武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