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封 小语： 我也算有点儿经历，电台编辑、大学教师、刊物主编、出版社总编辑、文化公司总经理、专业作家，都沾过边。但万变不离其宗，都离不开拿笔写作（最近改为打键盘）。说得俗一些，写作是我吃饭的傢伙。这就和剃头师傅要动剃刀一样，一点儿都不神秘。 上帝呢，是很照顾我的。我写东西不累；不像有的朋友，把写作看得很神圣，尽管还没有到写作前必须沐浴焚香的程度，多少有一点儿如临大敌的味道。譬如不能有一点干扰，非要到夜深人静，否则无法动笔。这样一来，还没动笔，心已劳累。而我，不论何时何地，是否在人来人往的时候，只要有一点间隙，我就能写作，就像不经意地端起杯子喝一口水一样。而只要拿起笔（或打开电脑），激情、灵感会纷至沓来，各种各样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如清晨的晶莹的露水洒落在青草地上。 当然，我知道上帝是没有的。我的一生，也从无来自官方的“特别照顾”、“特别培养”，使我获得一种他人所无的成长特权。因此，我要想一想，写作为什么让我如此轻松？ 可能有这么一个原因：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创造；是一种一次性的、不可重复（包括不重复自己）的、个性独具的、创造性的劳动。每一次都是无拘无束的重新开始。心中充满着自由释放的新鲜感、猎奇感。 当一个人获得一种感觉——“我是我自己的”，自由、欢快、轻松必属于他。 我至今怀念我的中学语文老师，郑伯山老师、叶百丰老师、谭惟翰老师。我所在的中学是华东师范大学附中，是上海的一所很著名的学校；而所以著名是因为它集中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在语文教学中，他们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呵护学生的独特的个性；讲范文，也是突出它的独创性，让你从中领悟精神，而不是鼓励你去模仿。与他们相比，现在有些学校让学生背熟几篇范文，去参加中考或高考，不可同日而语。这是误人子弟。有一次的作文是自选题，我写了四句白话诗，郑伯山老师给我打了“95”分，他说：“我教了几十年语文，第一次给作文打这么高的分。不为别的，就为这四句诗，与众不同。”这几句话，几乎是我一生写作的基准。是的，物质产品只要质量好，重复生产不影响消费；你喝的可口可乐和我喝的可口可乐一样，不是问题；而精神产品是不可重复的，不存在两部相同而分别生产的《红楼梦》。我的写作，只能在“我是我自己的” 精神状态下，自由、欢快、轻松地进行。 于是，我可以想人之所未想，而不受传统的、习惯的思维方式的拘束。譬如，当“心连心”被传媒奉为中央电视台的“经典品牌”，当成“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典范”时候；我所想到的是别的什么。当“心连心”艺术团所到之处，必有当地领导亲自接见和安排，必有群众夹道欢迎，而传媒（包栝崔永元的《实话实说》）作为“盛况空前”来大肆宣传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悲哀。我发表了《给崔永元的公开信》。这篇文章多家报刊转载；据一家报社的编辑告诉我，文章出来后，编辑部电话不断，连续几天。我的朋友们更是来信来电，表示支持。 我的中心意思如下： 不要把艺术家和中央电视台当成“救世主”； 不要把服务当成“恩赐”； 不要把老百姓的欢迎当成“感恩戴德”； 不要把“先进文化的方向”的标签随便乱贴； 特别提醒，中央电视台作为垄断性的机构，腐败的风险很大。 尤其是最后一点，竟不幸而言中。没几天，中央电视台的名导演，正是“心连心”的领导人物之一，姓赵名安，因经济问题拘留审查了。据说，在家抄出巨额现款。我并非有什么料事如神的特异功能，只是有一点现代常识：文化和垄断结合，就有腐败的风险；腐败不仅与个人品质有关，更需要社会机制形成的土壤和缝隙。就是这个赵安，就是在《实话实说》的节目里，不无得意地说：我们“心连心艺术团”不花地方上的钱，花的都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钱。我听着就不对味儿，你们中央电视台的钱是哪儿来的，是你们有什么超人的本领赚来的？不就靠着垄断做一些别人靠个人本领无法做的事情。一旦进入公平竞争的天地，你赵安是不是干得过他人，是个问号。用垄断手段得来的钱，是不值得洋洋得意的。事实证明，此人话不对味儿，首先因为人早就不对味儿了。 于是，我可以道人之所未能道，而不受传统的、习惯的话语方式的拘束。譬如，我们在“冷战时代”形成的话语方式，涉及美国，我们有相对稳定的词汇，而不注意国际关系的新变化，需要新的语言表达方式。9。11事件发生之后，一些人群欢呼雀跃，还有一些是干部和知识分子，认为“美国佬”倒霉就是我们的“胜利”。我立即接受某刊物的约请，撰写了《一个地球村村民的思索》、《一个地球村村民的探秘》，从地球村村民——其实就是世界公民的角度，阐述了恐怖主义的本质。特别对美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这些文章被多个报刊转载，被读者认为是开风气之先的声音。 这种写作习惯，使我不规避一些人们普遍以为“敏感”的问题。 譬如，在文化领域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是“把关”，文化产品要经过领导的把关，才能问世，成为读者能够享用的文化产品。可我总替负责把关的领导为难。这文化产品的“把关”，如单指技术层面，如文句通不通、有无错别字、印刷有没有毛病，是可行的。一涉及思想、学术、艺术的是非，谁能把关？实在是理论上找不到根据，实践上难有成功例证的很有意思的事情。 理论上清清楚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一者，不是第一；第一还可以有第二；唯一即除此无他。怎么还有人可以代表真理的标准去判断是非，只要他一过目，是真理，是谬说，便了了分明？ 实践上，毛泽东可说是难有可比的权威了。而他在思想、学术、言论等领域作出过很多错误的判断，错打了不少“毒草”、“右派”。他尚且难当“把关”这个角色，谁又能当仁不让、当之无愧呢。 为此，我写了《欢迎“把关”》。有朋友替我担心，而实际上刊出之后，没有在任何场合，包括媒体，听到或看到指责和反对；有的是转载和赞成。 还有一篇被认为是“敏感”的文章，《主席台情结》。讲的是人们经常亲历其境，熟悉万分的事情，我们开会有个主席台。而我从中挖掘出的却是一中非常荒诞的社会心理。它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覆盖广大，无孔不入。 有朋友善意，还带着为我担忧地说：“你是个胆大包天的人！”其实，这真冤枉，我这个人胆子不大。我只是有一个写作习惯：以一种轻松的心情，沿着追求真、善、美的路径，无拘无束地思想，无拘无束地倾诉。我有一个永不变异的信念：只要是人类社会，真、善、美的追求是生生不息的；即使在最黑暗、最专制的社会里，真、善、美终究是引领人类向上的心中的火炬；在人类编写的每一本字典里，都没有把这三个字抹去，真、善、美，这三个大字还在。人类的创造的欲求，永远与真、善、美结伴而行。这与我的胆子大或不大，毫不相干。 与此相关，我的行文方式也是很简单的：沿着自己思维的河流，或潺潺缓缓地流淌，或叮叮咚咚地跳跃，或滔滔滚滚的奔泻。自由自在、自自然然，而不矫揉造作、拿腔拿势。 语言的作用是表达，而不是眩耀。 因此，我不喜欢为了表现博学多才而引章摘句。 因此，我不喜欢为了表现才华出众而舞文弄墨。 我的行文，没有超出于表达的其他目标。我紧扣表达；表达我的（必须是我的）思想、情感和意志。 有人问，你如此看重自我、自由、自然，就没有想过你身外的读者吗？就没有想过他们是不是爱看你的作品吗？ 此事问得好！我当然重视读者是否爱看我的作品的问题。如果断定没人爱看我的作品，写作是无须存在的，只要关在房间里自言自语就结了。写作是为读者而存在的。但，我坚信，恰恰是自我、自由、自然才为读者所需要，才能和读者沟通。读者能要那些失落自我，人云亦云，失落自由，缩手缩脚，失落自然，搔首弄姿的作品吗？作品不是强行塞给读者的；作品是自然地流进读者的；作品和读者相连的本质是，真与真的认同，善与善的沟通，美与美的感悟。 有人说，别给大众深刻的东西，他们不懂。其实，真的深刻了，也就容易懂了。难懂的是那些半瓶子醋的，似懂非懂、故作深奥的东西。作者自己还懵懵懂懂、胡里胡涂的东西，怎能让读者弄懂呢。有些通俗歌曲的歌词，真是打死我也弄不懂的，它的价值也许正在于能让大家弄不懂，而跟着感觉走，走向瞎起哄。而深刻就是到位，到位就是清楚，清楚就是明白，明白就是弄懂了！大师，大师，就是大众之师！最大师的，也就是最大众的。 小语，关于写作有道不尽的丰富性；我只能撮要地说一说我自己的写作。作为我的儿子，你将从此得知，你的爸爸成天是怎么干的。轻轻松松，如此而已！ 敏特 2003/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