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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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爱：为艺术而艺术
宝玉的精神生活集中在感情上，宝玉的感情主要寄托于与他年龄相仿的、严格地说是处于从少年向青年转化的异性身上。“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李白的名句把人生乃至万物放在浩浩茫茫的空间与时间的坐标上，很有概括力。可惜这样的概括对于宝玉并不怎么重要，他并不在意人生与天地、与百代之间的比照，他并不在意自己的一生对于“天地”和“百代”是有某种意义还是全无意义。他追求的恰恰是此生此时此地的情感的依偎，他追求的是情感交流相知温暖沉醉的瞬间，他追求的是短暂的幸福与彻底的结束。脂粉丛中乃宝玉之逆旅，浮生梦里有姐妹之真情，这才是贾宝玉。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大概有助于了解宝玉的许多情感现象。《红楼梦》的作者基本上没有回避宝玉的性心理的“肉”的方面。但宝玉毕竟与贾琏贾珍贾蓉薛蟠贾瑞有质的区别，那就在于，第一，宝玉非常尊重这些女孩儿，而不是像那些人那样仅仅把异性当做泄欲工具、当做鸡犬猫马一类的有生命的财物来占有、来糟践。第二，宝玉经常是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异性的，对于美丽聪明灵秀的女孩儿，宝玉经常怀有的不仅是体贴入微，而且是赞叹有加，是倾倒于造物的杰作之前的一种喜悦、陶醉、乃至崇拜与自惭形秽。
这样，宝玉虽然不无爱欲，虽然与众女孩子特别是众丫环的厮混中不乏狎昵乃至“越轨”之处，但他对女性的整个态度仍然比较纯，比较重视精神、情感上的接近，比较文明。这和宝玉的悟性与艺文修养是分不开的。宝玉不喜读四书五经与做八股文，但他喜欢诗词歌赋，他深受诗的熏陶，他的感情生活是相当诗化的、被诗所升华了的，而中国古典诗的成就、魅力、“移情”作用是无与伦比的。诗是大观园生活的重要内容，与姊妹们一起做诗，是贾宝玉的人生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了诗就不那么低级和庸俗，宝玉住进大观园后所写的“即事诗”便说明了这一点。“枕上轻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倦绣佳人幽梦长”“帘卷珠楼罢晚妆”“抱衾婢至舒金凤，倚槛人归落翠花”“女儿翠袖诗怀冷，公子金貂酒力轻”……诸句，未必称得上是好诗，却毕竟是诗而不是薛蟠的“女儿乐，一根??往里戳”。第四十八回香菱学诗，宝玉发表感想道：“这正是地灵人杰，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我们成日叹说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谁知到底有今日……”这里，宝玉的论点是，通诗就不俗，通诗就没有辜负老天赋予的情性，不通诗就俗。可见以诗作为划分非俗与俗的标准，宝玉是自觉的。
如果说宝玉与黛玉与袭人等的接近中自觉不自觉有一己的一定的性心理性追求作为内趋力，有一定的爱欲的目的，例如他两次引用《西厢记》中的“淫词艳曲”(林黛玉语)来表达比拟自己与林黛玉的关系；那么，他的广博的对于女孩子的泛爱，却经常是没有任何“个人目的”的，是无私的，或者可以戏称之为“为艺术而艺术”的。这种“为艺术而艺术”，带几分纯洁，带几分洒脱，带几分清高，也带几分轻轻飘飘浮浮。他“喜出望外”，为平儿理妆，能有什么功利的目的？他怕龄官淋了雨而忘记了自己被雨淋，能有什么目的？他动不动为不相干的丫环打掩护，又能有什么目的？“为艺术而艺术”，所以可喜；“为艺术而艺术”，所以他终于只是一个“无事忙”，终于摆脱不了空虚。
专爱：为人生而艺术
泛爱之中又有专爱，当然是林黛玉。与林黛玉就不仅仅是审美与“为艺术而艺术”了，而是真正的知音，是真正的心心相印的伴侣，是真正的“为人生而艺术”即是生死攸关的“艺术”。贾宝玉如此消极悲哀却终于活了下来，是因为他有林黛玉这样的孤独中的挚友。反过来说，宝玉对于黛玉来说，就更珍贵、更唯一、更痛切、更是爱得死去活来、彻心彻骨。宝玉的人生的大悲哀，这位公子哥儿的大悲哀却也就是林黛玉的大悲哀，只因为处境的不好这种悲哀在黛玉那里显得更加痛楚和绝望。第二十七回写黛玉葬花，第二十八回开头写道：
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则自己又安在哉……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
这一段描写，黛玉的悲哀便是宝玉的悲哀，黛玉和宝玉的悲哀也便是《红楼梦》的悲哀的主旋律。当然，三者各有各的特点：“红消香断有谁怜”，黛玉的悲哀是温柔的、女儿气的，充满红颜薄命的哀叹的。宝玉则忽而是“混世魔王”式的“混闹”——得乐且乐，忽而是无比娇宠幸运中的对于悲凉的未来、对于理论上虽然是必然或或然的、实际上尚是未然的、而在宝玉的心里却是先验的宿命的认定无移的死亡、衰老、离散、零落、败灭的“超前感受”。是儿衔玉而生，诚不祥也，他似乎充满了不祥的预感。至于逃大造出尘网，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色空空色，“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逃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则是全书带有的劝世、超度世人意图的主观题旨(不同于主题思想的客观意义)。
宝玉黛玉思想情感的契合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爱情的品位，中国古典小说中几乎从没有也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不同凡俗、超拔于凡俗、实际上比凡俗不知清醒凡几高明凡几故而也悲哀得多的知音式的爱情。或者更准确一点说，这是知泪知哀知寂寞的爱情。这里不妨讲一个花絮式的例子。《文学遗产》一九八九年第三期刊登了陈永明的文章《佛老哲理与〈红楼梦〉》，文章讲述宝玉的喜聚不喜散时，却引用了黛玉的话：“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清冷？既清冷则生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到同年第六期，又刊出胡晨短文，批评此条引文错误，并说陈文“……用来说明宝玉天性喜聚不喜散，意思正好相反，实在是张冠李戴……把林黛玉的人生哲理安在宝玉身上了。”对陈文引文差错胡文提出批评事本身，笔者无意置喙。横看成岭侧成峰，我倒觉得此事恰恰说明了林、贾“人生哀思”的一致性，喜聚与喜散、不喜散与不喜聚的本质上的一致性。这里的“林冠贾戴”的故事，对于笔者要做的这一论断来说，实是一段佳话。
“前佛老”情思
或谓宝玉的这些悲哀正是他的悟性所在、“慧”根所在，使他容易接受容易悟解老庄、佛禅的偏重于虚无的哲学思想。确实，第二十一回描写宝玉读《南华经》，“意趣洋洋，提笔续曰：‘焚花散麝……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然后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宝玉因陷于黛玉与湘云的夹攻中而又想起“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上，有‘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盗’……”，宝玉还对袭人说：“什么是‘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谈及此句，不觉泪下。”宝玉遂“立占一偈”，填词《寄生草》。宝玉的这种思想状况，确实便于《红楼梦》作者在他的身上寄托自己的确是受了佛老思想影响的种种情思。
但总的来说，还不能说宝玉是属于佛老一派。不能认定宝玉的思想可以归纳于道家禅佛。与其像上面那样说，不如说宝玉的思想感情中有一种通向佛老哲学的契机。哀聚散也好，哀青老也好，哀爱怨也好，哀生死也好，都不是佛老，因为佛老追求的恰恰是对这种“哀”的摒弃、超越、解脱。如果真正做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做到“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徬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安所困苦哉”(《庄子·逍遥游》)，如果真正做到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根本否认此岸此生的一切的实在性，如果真正又佛禅又老庄，宝玉何至于那样狼狈那样悲哀那样无事忙那样痛苦？
宝玉的思想感情中有一种通向佛老的契机，或者换一种说法：宝玉的思想感情处于“前佛老”的状态。宝玉并不喜欢进行哲学的思辨，并不热衷于修行或学习佛老，袭人还指出宝玉常常“毁僧谤道”(第二十一回)，宝玉不是哲学家思想家，而且笔者要补充一句，曹雪芹也不是哲学家思想家，《红楼梦》的贡献不在于论证了或丰富了佛老哲学或任何别的哲学，而在于它很好地写出了这种原生的“前佛老”情思。所以，胡适批评曹雪芹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也许是对的，从而得出“《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的结论却大谬不然了，就此，笔者将专文论述，这里暂不详述。宝玉的这些思想感情来自他自己的性情，他自己的处境，来自他直接面对的春夏秋冬、荣宁府大观园、贾府众主奴特别是那些吸引着他、折服着他、陶醉着他、愉悦着他、感慨着他时而又夹攻着他征讨着他折磨着他撕裂着他的女孩子的悲欢与遭际，来自活跃在他的青春的俊秀的身体内的种种爱欲、追求、生命活力与聪明灵秀。与其说他的情思来自佛老，不如说是来自“老天赋予的情性”。他的情思慨叹，既是独特的、“专利”的，又是普泛的、人类的。他可以从例如《南华经》、“道书禅机”中取得某种自我体认、自我表述上的启示，主要是语言符号与方式上的启示，但是，他完全没有形成一种哲学或主义也谈不上接受了某种哲学和主义。所以，第二十二回宝玉占偈、填词后，被黛玉宝钗等一通诘问，“自己想了一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怪哉，参禅论道不是自求超越解脱自由自在，反而成了自寻苦恼(王注)——然后声明：“谁又参禅，不过一时顽话罢了。”
宝玉从此放弃了禅道了吗？却也未必。在贾府，他不喜欢追求“仕途经济”，却又不能郑重公开地追求任何带有异端色彩的理论学说，顽话云云，既有退让之意，又有保护色的自我掩饰之心，甚至在黛玉宝钗面前也不能更深入更认真地讨论一下诸如世界观人生观之类的问题，因为一讨论这类问题就有不可逾越的正统观念挡在那里，这不也是很悲哀的吗？
“前佛老”情思
或谓宝玉的这些悲哀正是他的悟性所在、“慧”根所在，使他容易接受容易悟解老庄、佛禅的偏重于虚无的哲学思想。确实，第二十一回描写宝玉读《南华经》，“意趣洋洋，提笔续曰：‘焚花散麝……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然后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宝玉因陷于黛玉与湘云的夹攻中而又想起“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上，有‘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盗’……”，宝玉还对袭人说：“什么是‘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谈及此句，不觉泪下。”宝玉遂“立占一偈”，填词《寄生草》。宝玉的这种思想状况，确实便于《红楼梦》作者在他的身上寄托自己的确是受了佛老思想影响的种种情思。
但总的来说，还不能说宝玉是属于佛老一派。不能认定宝玉的思想可以归纳于道家禅佛。与其像上面那样说，不如说宝玉的思想感情中有一种通向佛老哲学的契机。哀聚散也好，哀青老也好，哀爱怨也好，哀生死也好，都不是佛老，因为佛老追求的恰恰是对这种“哀”的摒弃、超越、解脱。如果真正做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做到“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徬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安所困苦哉”(《庄子·逍遥游》)，如果真正做到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根本否认此岸此生的一切的实在性，如果真正又佛禅又老庄，宝玉何至于那样狼狈那样悲哀那样无事忙那样痛苦？
宝玉的思想感情中有一种通向佛老的契机，或者换一种说法：宝玉的思想感情处于“前佛老”的状态。宝玉并不喜欢进行哲学的思辨，并不热衷于修行或学习佛老，袭人还指出宝玉常常“毁僧谤道”(第二十一回)，宝玉不是哲学家思想家，而且笔者要补充一句，曹雪芹也不是哲学家思想家，《红楼梦》的贡献不在于论证了或丰富了佛老哲学或任何别的哲学，而在于它很好地写出了这种原生的“前佛老”情思。所以，胡适批评曹雪芹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也许是对的，从而得出“《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的结论却大谬不然了，就此，笔者将专文论述，这里暂不详述。宝玉的这些思想感情来自他自己的性情，他自己的处境，来自他直接面对的春夏秋冬、荣宁府大观园、贾府众主奴特别是那些吸引着他、折服着他、陶醉着他、愉悦着他、感慨着他时而又夹攻着他征讨着他折磨着他撕裂着他的女孩子的悲欢与遭际，来自活跃在他的青春的俊秀的身体内的种种爱欲、追求、生命活力与聪明灵秀。与其说他的情思来自佛老，不如说是来自“老天赋予的情性”。他的情思慨叹，既是独特的、“专利”的，又是普泛的、人类的。他可以从例如《南华经》、“道书禅机”中取得某种自我体认、自我表述上的启示，主要是语言符号与方式上的启示，但是，他完全没有形成一种哲学或主义也谈不上接受了某种哲学和主义。所以，第二十二回宝玉占偈、填词后，被黛玉宝钗等一通诘问，“自己想了一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怪哉，参禅论道不是自求超越解脱自由自在，反而成了自寻苦恼(王注)——然后声明：“谁又参禅，不过一时顽话罢了。”
宝玉从此放弃了禅道了吗？却也未必。在贾府，他不喜欢追求“仕途经济”，却又不能郑重公开地追求任何带有异端色彩的理论学说，顽话云云，既有退让之意，又有保护色的自我掩饰之心，甚至在黛玉宝钗面前也不能更深入更认真地讨论一下诸如世界观人生观之类的问题，因为一讨论这类问题就有不可逾越的正统观念挡在那里，这不也是很悲哀的吗？
零作为
所谓“前佛老”的情思，所谓通向道禅的契机，这还只是个出发点，从这个出发点出发，其走向仍然是不确定的。同样的人生短暂、青春几何——“明媚鲜妍能几时”的叹息，也可以得出珍惜生命，建功立业，“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结论。同样对“浮生若梦”的叹息，甚至也可以得出“何不轰轰烈烈地‘梦’他一次——唯一的一次”的结论。连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不也是这样开头的吗：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而已……
那么，贾宝玉的悲哀就不能仅仅从人生人性的普泛感受中找原因，还要或者更要从他的社会性中找原因。
第一，宝玉的社会地位、在家族中的地位实际是十分软弱的。不错，他处于各方宠爱的中心，处于要月亮也要替他去摘的状况，但这里，宠、势与权三者是分离的。从势即地位来说，坐在宝塔顶上的是贾母，然后有贾赦与贾政，贾赦为长，但失宠。贾政及其妻王夫人便显得说话更有分量。从权来说，日常情况下贾府的管理权包揽在王熙凤身上，王熙凤是被贾母贾政王夫人授权并从而使贾赦邢夫人也不得不认可来管理家政的。至于贾宝玉，除了被供养被服务被娇惯当然也被指望被教育以外他其实是什么事也管不了，他的话是从来不做数的。在一些小事情上，如茉莉粉玫瑰露(第六十回)事件中，宝玉或可以帮丫环们打打掩护，起一点他所喜爱的女孩子们的保护伞的作用。一动真格的，如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王夫人盛怒、邢夫人插手泄愤、逐司棋、逐晴雯、逐入画之时，贾宝玉是连一个屁也不敢放不能放，叫做“虽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际，自不敢多言一句，多动一步”(第七十七回)。此前金钏和他说一句真真的“顽话”，就被逼跳井，贾宝玉也是一句微词也不敢有的。他在金钏的祭日扯谎去水仙庵“不了情撮土为香”(第四十三回)，去追情祭奠亡人以及婆婆妈妈地哄金钏的妹妹玉钏尝一口莲子羹之属，也实在是无可奈何的自欺欺人，不过略微取得一点心理上的平衡而已。在这一类举动上，宝玉甚至也许能使读者联想到他的另一伟大同胞阿Q先生。在贾府的矛盾重重、明争暗斗之中，贾宝玉享受着置身局外的逍遥，却也咀嚼着事事受制于人、不但做不成任何事连建议权发言权也没有的寂寞与孤独。封建家族要他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消极的角色，他的人生观又如何积极得起来呢？
第二，宝玉面对的是封建正统、封建价值观念与现实生活的截然分离。堂堂荣宁二公的名门之后，口口声声的“天恩祖德”“今上”，实际上哪里有一丝一毫的真正的“朝乾夕惕”(贾政语，第十八回)、仁义道德、修齐治平的气味？除了贾政发几句于事无补的空论外，还哪有什么人去认真宣讲、身体力行封建正统道德四书五经的大道理？在宝玉的言论中，最富异端色彩的当属他对“文死谏、武死战”的批评。文死谏、武死战，这本来是以死相许的不容怀疑的忠烈刚正名节，偏偏被宝玉批评了个体无完肤，他说：
……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那文官……念两句书汙在心里……浊气一涌……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
宝玉批得十分大胆，因为他太岁头上动土，竟敢把大义凛然的文武之死说得一钱不值。他批得又十分聪明，因为他是以更加维护“受命于天”的朝廷的角度来批这文武之死的。这像是用极封建来批封建。这段议论的出现有些突兀，前此并无这方面的思想踪迹与思想或情节的铺垫，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是《红楼梦》作者假宝玉之口发了相当老辣(比宝玉的议论更成熟也更“狡猾”)的议论。但是设想宝玉到处看到了封建正统道德观念与腐烂下流的封建望族实际生活的分离，使他转而根本不相信所有冠冕堂皇的一套，转而更清醒地看到冠冕堂皇的说法下面掩盖着的不负责任、矫情与私心，也是完全可以讲得通的。试看“造衅开端实在宁”，“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的宁国府，过年节时宗祠里隆重行礼，不但“贾氏宗祠”四字是衍圣公即孔子的后人题写的，而且对联都是如此堂皇：
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
〓〓 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
勋业有光昭日月
功名无间及儿孙
〓〓 已后儿孙承福德
〓〓 至今黎庶念荣宁
如此种种，不是真正的讽刺吗？不是只能使宝玉感受到虚伪、虚空、虚无吗？连贾母也声称自己不过是“吃两口，睡一觉……顽笑一回”“不过是个老废物罢了”(第三十九回)，何况其他？哪里还有什么“肝脑涂地”“勋业有光”的气象呢？
第三是宝玉自身的理想与现实的脱离。宝玉喜“聚”，感受到的却多离散。宝玉喜欢那些聪明美丽的女孩子，看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凋零失落。宝玉希望得到众人之情，后来才明白只能各得各的情。宝玉不喜读书应酬，却不能不去读书与应酬。尤其是宝玉对黛玉的爱情，受封建家长、封建势力、封建舆论、封建观念的重重压迫与众对手众竞争者的明排暗挤，他不但得不到淋漓酣畅的表白与交流，不但不能充分享受爱的甜美幸福，甚至也得不到多少含蓄的友善的慰藉与温暖，得不到多少诗化的爱情的纯净，浪漫的爱情的绮丽，哪怕是俗人的卿卿我我恩恩爱爱。相反，他从黛玉那儿得到的十之八九都是怀疑，埋怨，嫉妒，讽刺，嘲弄，奚落……他气急了只能认定黛玉是“诚心”咒他死。像宝玉与黛玉这样的死去活来的爱情，真不知应该算是人的天堂还是地狱，人的最最珍贵的幸福还是最最可怕的灾难。另外，即使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也愈来愈使他失望。晴雯的死使他开始怀疑与不满袭人了，但他又离不开袭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控制。薛宝钗与史湘云对他的正统规劝不止一次引起他的反感和驳斥。就连探春搞的兴利除弊的“改革”，宝玉也有微词……总之，宝玉所追求所希望的，没有一件是能被允许或有实际的可能实现的，宝玉是真正的“小废物”，派不上任何用场。
此外，加上他的无事可做、他的寄生生活的百无聊赖、他的对于“忽喇喇大厦将倾”的预感、他的严父的专横教条与祖母的一味娇纵，他的人生观只能是消极的，他的作为只能是零，我们甚至可以问，他对封建正统的“挑战”是否应该算是另一种方式的逆来顺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