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傳媒界傳出了「六四真相」使中共大為震驚，當然不論這本書的內容從何而來，但可肯定是六四真相的一部份，不健忘的人都知道所謂六四天安門事件，實際上己不限於天安門，全國各地都有動作，現在揭露的真相僅是冰山一角而己，中共從建黨到今天，對歷史的手法，一貫是掩蓋真相，偽造歷史，從盤據江西時的赤色恐佈，二萬五千里大逃亡的慘狀，抗戰時期的祇壯大自己，不進行抗日，三年內戰的人海戰術，在中共的歷史書上全部變了樣，建政以後，各項政治運動，雖然全部在文革後平了反，但另一面卻肯定各項運動又都是正確的。 文革在中共自己也承認是十年浩?，但是文革中的禍首，不論是「錯誤發動」的毛澤東，被打倒而喪命的劉少奇，被打倒又爬起來的鄧小平，搖搖擺擺的不倒翁周恩來，都成了紅色聖人，而文革的真相，也就成了一個迷，現在大陸的年青人己經不知道他們的父母做紅衛兵的行徑，他們的父母也可能忘了上山下鄉，支邊支農的滋味，在大陸可看到的歷史材料，也都是為這批禍首歌功頌德，所有的傷痕文學，也大部份歸罪於林，江兩個「集團」了。 在海外批毛的書刊不少，但是在文革期中周恩來做了些什麼，就很少看見，甚至還有感恩頌德的文章，說明周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居住在大陸的人們心目中，周真成了紅色聖人了！ 本來小人物評論大人物是非常困難的，大人物的接觸面廣，各方面的反映也就不一，各人憑自己的感受來記述大人物，就會各有各說，在記大人物的職務上不會有分別，周恩來誰也不會說他不是中共人民政府國務院總理，但是記他的功過表顯，就有分別了，何況同一件事通過記述人的立場，就功過難辨，大陸的文史資料，屬於戰犯和民主人士寫的，都是痛罵自己一頓，今是昨非，而同是一件事到了台灣的傳記，回憶文章中，又成了功績。其實是功是過，必須由歷史來決定，而且又是一分為二的，所以本文只談周的為人，不敢言其功過。 本文則想用史實和當時報刊資料，記述周的言行，並希以此拋磚引玉，請各位知道或記得周的言行的先生們提供材料和看法。 （一）文革悲劇演了多少時間 按照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定」稱：「文化大革命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到十月，由毛澤東錯誤發動和領導，又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党，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的內亂」。「決定」把文化大革命分為三個階段，一，從開始發動到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召開，林彪，江青，康生進入中央政治局。二，從「九大」到七三年八月「十大」，鄧復出。三，「十大」到七六年十月四人邦被捕為止。 如果把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作為是中共黨內毛劉兩個司令部的奪權看待，不計算「廬山會議」，六二年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自我批判，不計算自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希望把因為高舉「三面紅旗」弄得三年大飢荒而失去的權力，從劉少奇手裡奪回來，不把「四清」，「四不清」，「海瑞罷官」計算在內，很多歷史家多是以「五一六通知」發出，「二月提綱」撤消之日作為開始。 但應該注意到「五一六通知」，對這場革命的提法上並沒有一個【大】字，這個【大】字是六六年八月八日由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之日開始，也就是毛澤東第一張大字報貼出，與周恩來有了默契之後（詳後文），所以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之日應為六六年八月八日。而正式結束之日則應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關於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撤銷八屆十二中全會對劉少奇同志所作錯誤決定，建議人大撤消憲法中關於公民有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規定的八○年二月廿九日為正式結束，歷時十三年半，這還沒有把八一年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對林，江兩個集團判刑，「平反風」和清理「三種人」的掃尾工作計算在內。 歷史像流水一樣，是不可能一刀一刀切斷的，所謂起訖日期也祇能用那時當權者的聖旨頒發日期為日期，為什麼中共對文化大革命這個歷史事件要說開始於六六年五月到十月呢？那就應該看看周恩來在這幾個月扮演什麼角色了。 （二）文革前毛劉周鄧的四角關係 文革前，劉少奇是毛的欽定接班人，但劉與周在中共的地位和權力上，周比劉高得多，在江西，毛是蘇維埃政府主席，在黨內僅是一個中央委員，王明主黨時，周恩來己是軍委副主席，因為當時井崗山的部隊是以南昌八一暴動的隊伍為主，而劉則僅是福建省委書記，遵義會議以後，因劉支持毛，北竄陝北時擔任第三軍團的政治部主任（不是黨代表或政委），一九三九年七月劉發表的「論黨」，得到了毛的青睞，四三年延安整風後，毛確立了黨內外的領導權，劉也成了毛的正式接班人，那時劉雖在中央任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但一會兒到蘇北，一會兒去華北，並不突出，而周則在重慶出頭露面，既是中共對國府，對美國的聯絡人，也是白區的地下黨總領導，又是中共軍委副主席，在軍內影響不下於毛澤東，所以劉周在實際權力上，周一直大於劉，但劉卻是接班人，根據這個情況，他倆有否矛盾就不敢斷語。 而鄧小平在共軍北竄前，由於反「羅明路線」被撤消會昌中心縣委書記，主編「紅星報」，遵義會議後，二度出任中委會秘書長，抗戰開始，在一二九師當政委，勝利後，在內戰中，所謂劉（伯承）鄧大軍，從進軍大別山，經過徐蚌，渡江一直打到西藏，先後任二野政委，渡江戰役又任前委書記兼總指揮，至此三野也由鄧指揮，那時真是槍桿子出政權，誰打下的地方，政府就由誰組織，於是劉伯承長南京市，陳毅長上海市，進軍到西南，鄧是西南局第一書記，賀龍是第三書記，鄧又有了四川，雲南，貴州，西康，直到西藏的領導權，到全大陸易手，鄧手中有了大陸的半壁江山，成了中共最大的「山頭」。 毛為了削平山頭主義，搞了十大元帥的封官，鄧也成了光桿軍委，在黨內則仍是總書記（那時設黨主席，總書記是書記處第一書記）在政府是國務院第四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毛，劉，周，朱德和陳雲，鄧並不是常委。 鄧於五七年九月，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以毛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精神，執行整風反右，定了右派人數的百分比，近五十萬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埋沒了大量人材，大傷國家元氣，所謂黨的「知識份子政策」假面具全部暴露，另一面助長了外行領導內行歪風，使高舉三面紅旗，各級斡部搞「假，大，空」有了基礎。 五九年四月，毛本人因為高舉三面紅旗失敗，提出不能再做國家主席，要退居二線，但沒有提由誰擔任，周不發言。鄧同意毛不任國家主席，並提出由劉出任國家主席，毛沒有異議。當在二屆人大通過。但政治方向並沒有改變，在反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之後。繼續向左。弄得全大陸餓俘遍地。 面對嚴重的現實。中共政治局決定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以總結「三面紅旗」的經驗教訓。出席人員直包括到縣委一級，這就是所謂「七千人大會」，在會議召開前。毛對周講了這樣一句話：「三面紅旗要不要舉下去，可以由會議決定。現在餓死了人，我這個主席要負責，你這個執行的總理也跑不了，如果到馬克斯那裡。你也要陪綁」。 會上劉認為造成困難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災。也不是赫魯曉夫的破壞，主要是我們自己的高指標。瞎指揮。基本戰線過長造成，鄧表示同意。大會期間劉擬了一個提綱，指出下列幾點：，一。我們經濟崩潰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二，不能隨便扣同志反黨帽子，就是反對毛主席。也只能算反對他個人。三，一定要改正自己錯誤，如果不改，無產階級專政會翻掉，那種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來計算成績和錯誤的說法是行不通的，一個指頭可能是杜勒斯的癌症。 毛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表示「屬於中央的問題我負責」，林彪這時出台講話，他帶著哭聲說：「回顧革命歷史，凡按毛主席指示辦事的，我們就勝利，革命就發展，凡違背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遭受挫折。」這幾句話為林彪成為接班人典下了基礎。 七千人大會決定國民經濟建設方針是：調整。充實。鞏固。提高。大躍進不再提。人民公社明確以隊為基礎，過了的要退。而且要退夠。 會後，毛游山玩水完全不問政事，自稱是徐霞客。鄧則於六一年二月巡視海南，在廣州會議上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農業六十條）七月巡視大慶油田，八月與彭真，李先念，薄一波制定「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工業七十條）。成為糾左的具體辦法。（也是後來改革開放的工作依據），在此期間周開始按劉的指示辦事。六二年主持制定年度鋼生產計劃時，曾一度壓縮指標。與上下年形成一個「馬鞍」。於是劉周鄧的合作也正式形成。 政策右轉以後。農村復甦了。但出現了四不清（政治。經濟。組織。思想）。毛指示要搞四清運動。特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討論時劉表示：「不要提『派』。一提派就會從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份子」，比較符合實際，」毛堅持是『派』。這樣一來，農村幹部大多成了四不清，下不了樓，劉鄧要求開個會糾正左的傾向，毛說「不是左，是形左實右」，鄧建議：「這個會只討論具體問題，主席年紀大了，不一定非參加不可吧」 但毛仍主持了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當前農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廣大群眾的矛盾是主要的，是敵我矛盾。」劉認為不能這樣絕對，是各種矛盾的交叉，敵我，黨內外，人民之間，主要是四清四不清的問題，毛再次指出，首先要處理敵我問題。劉又表示，要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再開會，毛拿出一本憲法，一本黨章說：「我是公民，我是黨員，一個不讓我開會，一個不讓我發言，，，，」會議到此，無法再開。 會後，組織部長安子文對劉說，你們兩位主席發生矛盾，下面就亂了，請多考慮，於是開中央生活會議，劉作了檢討，四清的後十條撤消，「二十三條」出籠，毛劉的意見也表面一致了，但四清運動也開始轉成文化革命了。 （三）文化革命如何變成文化『大』革命 四清運動重點既成了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在運動中又很少抓出這類事例，反出了一個王光美的「桃源經驗」，隨之毛在六五年九月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示要批判吳（日含），並成立了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訂定了「二月提綱」，到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發出「五一六通知」，對「二月提綱」全面否定，這個否定實際上否定了劉鄧實際主持的中央工作，文件一開始就是「中央決定撤消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撤消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耩，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並指出了二月提綱的十大錯誤，五月廿八日，中央向全黨宣佈了中央文革小組新成員名單：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顧問康生，副組長張春橋，這就是一般人指為文化大革命開始的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四月中旬由陳伯達，康生起草，四月廿四日毛作了諾干修改，中央政治局常委基本通過（毛提出，無人反對），交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在五月十六日公佈，而毛在通知發出前，到武漢和王任重游泳去了。 五月十四日，康生的妻子曹軼群去北京大學點火，找到一個對校黨委不滿的中年女助教聶元梓，鼓勵她砲打校黨委，五月廿五日，聶貼出七人聯名的大字報，指北大校黨委把政治鬥爭引導到純學術理論是向黨，向社會主義，向毛澤東思想猖狂進攻的黑邦。當天，一千多張大字報貼出。分別對聶反擊或支持。當晚，周派人到北大，指運動中貼大字報要內外有別，要保密，並批評了聶元梓，康生立刻將聶寫的大字報底稿送交在武漢的毛。 六月一日，毛打電話給康生；「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立即廣播這張大字報，」六月二日人民日報以「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為題，全文發表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和曹軼群的以人民日報評論員名義的文章；「歡呼第一張大字報，」六月十八日北大「革命」師生對全校牛鬼蛇神展開了戴高帽游校園，坐噴氣式，抹黑臉，剃陰陽頭的鬥爭，在校工作組干涉了此事，並以工作組名義出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第九號簡報。」 六月二十日劉主持中央例會，得到鄧的支持（周未參加），以中央名義向全國轉發了北大九號簡報，指出各地各單位如有類似現象。可參照北大辦法處理。 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劉向毛彙報了北大情況。七月二十二日。毛一天先後四次派陳伯達。康生。江青到北大調查。聽學生辯論的錄音。 七月廿三日。劉發表意見：「這麼大的運動。依靠誰去抓？黨領導總得通過一定形式。工作組大多數是好的。」毛說：「誰反對文化革命？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為資產階級服務。」七月二十五日。毛接見各中央局書記和文革小組成員。正式表示派工作組是方向，路線錯誤。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統統驅逐之。 七月二十六日晚。陳伯達在北大號召：「你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革命吧！」 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革命積極份子大會。會上陳伯達宣佈撤消所有工作組的決定。劉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上說：「怎樣進行這場運動。你們不大清楚。我誠心表示。也不清楚。我想黨中央其他同志也不大曉得。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八月一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會議的第五天，八月五日。毛本人寫了「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砲打司令部」，否定了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肯定了聶元梓，最後說；「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思的嗎？」，在會議休息時周問毛：「主席的最後幾句話是指我那個馬鞍形？」毛否認，並說是指劉鄧，周知道毛的矛頭並未指向他，毛也知道各地各級領導的眼晴都在看著周，於是明白告訴林彪和江青，不准砲打周總理，不然就會天下大亂。毛周的默契也就形成。 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屆十一次會議公報發表要更高的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到此，毛對劉鄧就稱為「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接著「八，一八」「八，三一」「九，一五」和「十，一」連續舉行了林彪和周出席並講話的四大集會，毛在革命群眾中成了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全國捲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災難。這就是後來中共把文化大革命的開始日定為五到十月的理由，請尊敬的讀者再看一看，周在這場豪劫中是什麼角色？ （四）周在文革中做了些什麼？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世無前例，應如何進行，劉少奇不知道，毛也沒有整個規劃，八月八日十六條公佈以後，首先的工作是把「革命」群眾發動起來，發動的辦法竟是「越亂越好」說這是亂了敵人，紅衛兵就在這個情勢下大量出籠，第一號紅衛兵不是別人，正是毛本人，他穿上了綠軍裝，戴上了紅袖章，這個袖章是「造反有理」的標幟，不必任何人任命，有了它就可以無法無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砸搶，殺人放火，無票趁車。游山玩水。上天安門看他的一號紅衛兵。 接著是毛連續十一次接見紅衛兵，開了所謂四大會議，全部由林彪主持，周參加並講了話，「八，一八」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上，周在林彪講話後，談了三點，一是頌揚毛親手制定的十六條，二是反對工作組包辦代替，革命要靠自己，三是要開展鬥，批，改，最後要大家響應林彪同志的號召，在全黨全軍全國進一步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 「八，三一」周在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創造出毛的四個偉大（領袖，統帥，導師，舵手）桂冠，指毛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要紅衛兵做破四舊，立四新的急先鋒，學解放軍，做毛澤東的好學生，好戰士，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並親自指揮群眾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爹親娘親沒有毛主席親，」一夜之間使全大陸都唱起了這兩首歌，並表示中央決定：「全國各地大學生全部，中學生一部，分期分批來北京。」鼓動了全國學生的大串聯。 「九．一五」周在毛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說：「我是來搧社會主義之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的。」 「十，一」周在慶祝「國慶」招待會上講話的中心內容是頌揚文革的偉大歷史意義，強調文革不僅能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還可以大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這樣。四次大會，周全力完成了發動紅衛兵，鬥倒劉少奇的任務。 文革之火點燃了。除了毛本人，文革小組和周之外，都受到了沖擊，全大陸衹剩下這幾個好人了，毛為了收這場大火，於六七年一月十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國各地造反派大會，點名要保一批，鬥一批，分分類，江青和陳伯達點了陳毅。譚震林，李先念，李富春。葉劍英。謝富治。聶榮臻，徐向前。劉伯承。余秋里的名，說他們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同時指彭真。呂正操。陶鑄，王震是劉鄧的人。周在這次會上也講了話。周沒有保任何人，卻把薄一波。陶魯茄。康世恩。蕭望東，張霖之加到劉鄧方面。並說：「中央文革小組是毛主席的參謀部。中央軍委是總司令部，國務院是執行機構。現在我們祇強調毛主席。林副主席，其他人就不必強調了。」在演說最後又高呼林副主席永遠健康，誓死保衛江青同志。向江青同志學習。 這裡插一個小故事，大家都知道周一隻手不會動，這隻手正是誓死保衛江青同志的証據，在延安時，周與江一同騎馬出游，江的馬受驚，周「誓死保衛」結果周跌下馬來，手臂折斷，到蘇聯醫治，以後他那隻手就不會動了。 二月一日，周對工交口造反派講話，要造反派奪權說：「我講的四種情況，有的要罷官，最壞的要捉起來，像彭，羅，陸，楊，有的要撤職留用，定期考查，有的要停職留用，定期考查，改造自新，以觀後效，有的監督留用，要把黨權，政權，財權都奪過來。」使全國各地的政府，企事業領導機構被奪權而陷入癱瘓。 周是劉少奇專案組組長，這個專案組的分組遍及全國，如桃園專案組，安源專案組，長沙天華專案組，總之凡是劉工作過的地方都有專案組，而專案組的目的就是羅織劉的罪狀，最後由周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提出審查報告，指控劉少奇：「叛變革命，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的罪行，都經過反覆查實，證據確鑿，鐵證如山，」戴上五頂帽子（叛徒，工賊，內奸，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並在中共「九中全會」永遠開除黨籍。劉的長子劉允斌己自殺身亡，次子劉允若是七機部「九，一六」造反派，周在六八年一月十七日接見國防工業口革命群眾時說劉允若是壞人，第二天劉允若被捕，坐牢八年，平反後不久即死。 到了林彪倒台，周又成了林彪專案組長，那時周本人的幹部也多數被周自己打倒或靠邊站了，毛江的矛頭開始直指周恩來。利用批林帶動了儒法之爭，掀起批孔批周公的運動，周才和一批搖搖欲墜的老帥，老將，老臣合作。但仍是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七三年六月十日周在批林整風彙報會議上痛貶自己，到七六年病危時，周還叫人讀毛的最新指示，那首毛新發表的土荳加牛肉不准放屁的絕妙好詞，就放在周的枕邊，直到周死亡。 周恩來在文革的表顯在中共高層政治圈中的看法如何，請看徐向前悼周的文章：「周總理不僅是文化大革命的堅決擁護者，而且最善於把毛主席發動這樣一場大革命的思想，化為廣大群眾自覺行動。」 現任大陸武警總隊副政委，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紀念他父親的文中說：「以尊重領袖的說詞美化自己，以周恩來為最，父親的治國理念較周更有原則。」九一年影片「周恩來」試映。王光美，薄一波看片以後，強忍悲痛，拂袖而去。 （五）周在保鄧中做了些什麼 在大陸，鄧小平是周恩來保的，己經成為定論，理由是周恩來一死，鄧小平又倒，可見沒有周保，鄧就不可能復出，現在把鄧在文革中兩次打倒，兩次復出的經過和周對此的關係記述一下，看看周在保鄧中做了些什麼。 文革後，自毛批評鄧派工作組之後，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鄧仍任中央政治局第六常委，（林彪為第二常委）但不再提劉，周，朱（德），陳（雲）為副主席。十月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點名批劉鄧，十一月二日，北京市街上出現打倒劉，鄧的大字報，三日毛第六次接見紅衛兵，劉鄧仍參加接見，六七年五月，文革小組召開批劉，鄧，陶（鑄）大會，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中，劉少奇遭到開除黨籍處份以後，二號走資派鄧小平的中央委員也落選，成為文革主要批鬥對象，文革小組向毛提出要求開除鄧的黨籍。 而鄧在六八年六月二十日到七月五日，曾向毛寫了三萬字的「我的自述」，「深刻」檢查了他從紅七軍走李立三路線失敗逃到上海，在江西蘇區，因反羅明而與毛澤覃，謝唯俊，古柏一道下台，以示他的擁毛歷史，再述在太行山上贊成彭德懷百團大戰的錯誤，在北京任總書記時跟劉走，搞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不強調政治掛帥，不宣傳毛澤東思想，提出貓論，反對個人崇拜，主持書記處十年，沒有系統的總結問題，向主席報告請示，搞獨立王國，文革初期打擊革命左派等罪行，等到「砲打司令部」大字報出來方才覺悟，知道：「自己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重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愿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份，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愿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最大的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這份自述，比當時街上蒯大富之流所有批鄧的大字報更「深刻」。 毛搞文革主要是打倒劉少奇，因為鄧根本不可能奪毛的權，鄧既然作了檢查，又在軍中有一定潛力，利用鄧，比打倒鄧為好，但如果馬上解放鄧，又一時轉不過彎子，所以就沒有同意開除鄧的黨籍，並說：「鄧小平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歷史上還沒有發現什麼問題」，十月廿日鄧連同家人被壓送江西新建拖拉機廠勞動。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墜機身亡，周出任林彪專案組長，但沒有提出任何保鄧的意見，七二年一月六日，陳毅病亡，毛參加了追悼會，在休息室說了：「鄧小平同志雖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錯誤，但他和劉少奇不一樣。」這是因為內戰時期二野，三野的部隊到陳毅一死，成了群龍無首，不能不讓鄧復出以安定原二野，三野的隊伍，這些話是半公開向文革小組打招呼，當然也包括了周恩來。 七二年八月三日，鄧小平上書毛澤東，揭發林彪，陳伯達的罪行，從寫信日期看，周在陳毅死後沒有和鄧打招呼，不然不會要等八個月，文中再一次「深刻」批判自己，表示永不翻案，要求做一些技術性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信由江青轉交毛澤東，（當時周是林案專案組長），毛看後批示：「鄧小平同志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捱整的，、、、、、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沒有做、、、」，隨即同意與卓琳在江西「調查研究」。七三年三月十日，根據毛之批示，中共中央作出：「關淤恢復鄧小平同志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鄧正式復出。 至此，劉死周病，毛己無奪權對手，而誰繼任或代理總理的奪權鬥爭也就開始。 自從批林批孔以後，周與江青之間矛盾激化，同時當時軍權在握的葉劍英一定要保鄧，周此時亦正式保鄧接他的班，在周接受第二次大手術以後，王洪文去長沙找毛告鄧的狀，，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在葉派人保護下到長沙見毛，毛當天就在周和王面前說：「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由他出任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二十四日毛通知周：「告訴鄧小平在京主持工作，」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任鄧這三個職務，一月十月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選鄧為副主席，至此鄧任黨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總參謀長，這次保鄧仍是以毛的意見辦事。周祇是被通知把主持中央工作交給鄧吧了。 鄧小平到此時，成了與四人邦爭總理的唯一目標，黨副主席排在王，周之下，政則是在周一人之下，張春橋排第四，華國鋒第六，軍委排在王，葉之後，問題是中共按資論輩觀念強，坐直升機上去的王洪文位高而無法指揮部隊，四人邦中能力最強的張春橋又不能如願成為第一副總理，七五年十月四人邦利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批鄧，運動擴及全國。但鄧的職務未動。 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死，這個永不搞調和拆中的毛澤東竟來了一個大折中，由第六副總理華國鋒任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陳錫聯代病中的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七六年二月在「中共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上，華國鋒部署批鄧，印發毛澤東關於「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指示，四月四日清明，天安門悼周群眾多達數萬，北京市長吳德以工糾隊武力清場，華指鄧是事件總後台，被撤消一切職務，保留黨籍，鄧再次下台，這是華國鋒與鄧小平的奪權鬥爭， 九月九日毛死，十月六日四人邦被捕，鄧又向華寫檢查，再次要求工作並保證永不翻案，加上葉劍英，李先念的力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恢復鄧的三副一總，並兼總參謀部的黨委書記。再以後鄧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之錯誤，決定改革開放之基本政策，批評「兩個凡是」錯誤方針，撤消中央發出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天安門事件」之錯誤文件，把永不翻案變成全部翻案，並括起了全國自四九年以來全部運動中的平反風，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這都是周恩來死後的事了，但鄧為了利用這位人們心目中的紅色聖人的聲望，一直暗示周在保他，如此而己。 那末周恩來在文革中保了些什麼人呢？一言以蔽之，保了一大批「死老虎」，政治上包括李代總統，大清皇帝，國民黨降臣叛將，學術界的「白專」教授專家，這批人毛本來也不想打倒他們，無非是作為越亂越好，倒劉的手段而己，至於劉家骨幹，或思想傾劉需要整一整的「活老虎」，周就不敢援手，問題小的，照顧生活以表同情，問題大的，更煽風點火，落井下石，周恩來又保了一批歷史文物，著名的廟宇建築，但不包括宗教，甚至他自己的祖墳。周有一個自我宣傳的辦法，就是在「黨」和「毛」的旗幟下為自己樹碑，例如：「高級」知識份子在六零年大飢荒時，多吃點油糧，就要集中學習一天，聽傳達報告，說在周總理的提議下，經毛主席，黨中央批准，大家才有這許多享受，要大家感謝黨和毛主席，而不提感謝周，在那個米當丸藥吃的日子裡，大家當然表示感謝黨和毛，但心裡感謝的卻是提議人，這種辦法，周是一貫的，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周永遠是白臉，在運動初期鬥爭從嚴時，由別人唱，到了末期處理從寬時，總是周出面，這就是周會成為人們心目中的紅色聖人的原故。 這篇小文，是粗線條的記述，內容全部根據中共的紅頭文件和傳達報告提綱，兩報一刊，大小參考和新華社的報導，在記述中祇有何人，何時，何地，何事，祇有當時情勢的為何，沒有當事人的想法，因為別人不可能知道當事人怎麼想，如果通過筆者來寫，就是筆者的想法和猜測了， 但各位尊敬的讀者先生，則可以根據各自的政治信仰，道德標準，立場觀點以至親身感受來作分柝，更希望能在看完這篇幫助大家回憶當時報章，文件的記述中，為毛，劉，周，鄧等人作一個評價，毛澤東的女兒李納在看完周的傳記電影以後，就問：「周是聖人，做了一輩子好事，難道壞事都是我們毛家做的？」 最後，筆者想談談自己的看法，文革是一場宮庭自殘的政變，是歷史上常有的事例，但為了幾個人奪權，竟使六七億人相互殘殺十幾年，那就是世無前例，觸及靈魂了，從幾位主角在文革中的表演來看，毛的越亂越好，劉的忽硬忽軟，周的推波助瀾，鄧的永不翻案，都是為了自己和權力，至於林彪集團和四人邦就更不必說了，他們誰又有半點日星河嶽的正氣，在旋渦中誰又想到是非成敗轉頭空呢？ 現在毛，劉，周，鄧，全是中共的聖人，偉人，中共當局更不希望把文革的歷史弄清楚，而可以按當權者的需要把歷史曲扭，為自己和中共臉上貼金，作為海外的中國人，既然有條件說真話，豈能為此保持沉默。文革至今己三十五年，當時受迫害的大多己垂垂老矣，造反的正在當權，下一代也見不到一篇真實的紀述，僅寫本小文以紀其真，也算不容清史成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