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欣赏中，我认为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在美术馆中常会遇到的问题，“请你给我讲一讲这幅画究竟怎么好？”我常常感到哑口无言。我确实没法回答，尽管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对于这幅画有很深切的体会。因为这时候我没法把一个风格史的系列给他展现出来，这就是无法谈论的一个方面。
我想引进一个概念，即风格的概念。以此为挂钩，从时间上回到18世纪，那是一个高贵风格统摄的世纪。英国皇家学院的首任院长雷诺兹作过一系列著名的讲演，他觉得艺术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作用，可以把社会改造得更加美好，更加道德化。他在一次讲演中引用了他的同代批评家哈里斯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我们听起来可能有点吃惊。哈里斯说，想让一个人进入高雅的艺术，或者说你自己想进入高雅的艺术，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假装喜欢这种艺术。比如大家都谈论莱奥纳多·达芬奇的伟大，你看不出来，你就假装说他确实伟大。雷诺兹把哈里斯的这个办法介绍给他的听众。他说，你现在假装看出来，直到有一天你确实喜欢上这幅画，而当喜欢真正来临的时候，虚构的东西最终变成了现实。你们听我引用雷诺兹的这个观点的时候，都会很自然地过渡到我的讲演题目，这就是“附庸风雅”。这是不是一种附庸风雅？我想是的。如果说进入文明、进入优雅、进入一个高雅社会、或者一个有教养的圈子通过什么办法进入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我想我们可能都程度不同地有过附庸风雅。
附庸风雅在人类的文明史上究竟起过什么作用？这恐怕是值得写一本书的大题目，我只能给大家讲一些片段思考。第一个方面想谈一谈假装喜欢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一些相关的问题。还是回到雷诺兹，我们知道在18世纪末，浪漫主义兴起了，天才运动兴起了，狂飙运动兴起了，拉斐尔绘画王子的地位受到一帮特别讲究独创性、讲究艺术天才的年轻小伙子的反对。这时候人们讲的不再是雷诺兹时代的标准了。雷诺兹时代的标准实际上也是修辞学的标准，而修辞学的标准是“得体”的标准。什么叫得体？比方说雷诺兹给一位贵妇人画像，他要把她摆成一定的姿势。给一位贵族画像，要给他戴上假发，撒上白粉。这是他们的规矩，这就是得体。这个标准隐含着一种意思：规矩，或者说形式不仅代表着教养，也反映出感情。这种表现手法正是修辞学所讲究的手法，这和艺术欣赏你先假装喜欢，慢慢地你真的喜欢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天才论者，也就是浪漫主义者决不这样看待问题，觉得这太做作了。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叫卢梭，我们知道他有过忏悔，他讲到人要诚实，而诚实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口号。从诚实的角度看雷诺兹的画，看他画的贵族戴着假发，撒着白粉，这是什么东西！那时候有一个人给卢梭画了一幅肖像，就是不戴假发的，这在当时很罕见。在鼓吹诚实的运动中，后来英国有一位著名的批评家叫拉斯金，他在批评史上的地位，相当于钱钟书在我们现代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拉斯金的周围有一帮朋友，这帮朋友鼓吹绘画要诚实，这就是前拉斐尔兄弟会，或者叫前拉斐尔画派。他们追求诚实，认为以前的画太不真诚了，不真诚使得人们堕落，使得人们道德败坏。注意，道德问题这时候在艺术中的地位有增无减。他们的目标是超越拉斐尔。17世纪对于拉斐尔评价非常高，而现在他们则认为拉斐尔太做作了，应该上溯到拉斐尔之前。拉斐尔之前是什么呢？是安杰利科、波堤切利和乔托。
熟悉美术史的人都知道乔托被称为“文艺复兴之父”。乔托的出现使得人物画从僵硬的状态达到了栩栩如生。我们今天看乔托的画并没有栩栩如生的感觉，因为我们已经从西方美术史中通过乔托，穿过文艺复兴，经过了学院派，这时候你会觉得，乔托这种画太简单了，甚至可以说有点笨拙了。但是在当时前拉斐尔派看来，他的画是诚实的，是不做作的。可见一幅画应当怎么欣赏它，说它好、说它坏，总是和风格史纠缠在一起的。现在不仅这个问题出现了，而且更重大的一个问题也出现了，就是风格或者绘画的一些手法--雷诺兹是相信风格造就人的--而后来人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些风格和手法，它还是时代精神的展现。英国的一个美术史家叫林赛，他看了乔托的画就想，让我们回到一个时代吧，体会到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吧，这个时代精神用他的话说是这样的：“在这早期的作品中，有一种圣洁，一种纯朴，一种孩童般的优雅单纯，一种清新，一种无畏，绝不矫揉造作，一种对一切诚实、可爱和名声美好事物的向往。这些赋予了它们一种独特的魅力，而成熟的时代甚至最完美的作品，也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可以夸耀这一特征。”换句话说，这些特征在成熟的时代全消融了，全没了，所以当时前拉斐尔派称乔托这样的作品为“原始派作品”。如果大家想追溯一下艺术史中的复古主义是怎么来的，这就是一个入口。林赛从乔托的画里看出了这么一种宁静优美的时代精神。如果说我对于时代精神抱有怀疑的话，那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时代可以跟林赛所描述的，或者说跟乔托的画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精神相对应、相吻合。很多艺术史家教给人们的艺术欣赏，大体上就是让你从一件艺术品中看出时代精神的欣赏。这是来自黑格尔美学理论的欣赏方式。问题是，即使我承认它含有某些道理，我们也不应忘记这样的事实，它已经成了附庸风雅的最普遍的形式：一个人对于看画虽然一无所得，却能高谈阔论，说这幅画如何精神博大，如何能体现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精神。这种事已是惯见熟闻了。由于时代精神的说法貌似深刻--它能解开一个时代的奥秘--跟着附庸风雅的人是那么多，我们不仅看到了一批美学家，或其他学术领域的专家，甚至在企业家的广告上也能看到他们的产品是时代精神反映的豪言壮语。
我在上学的时候，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非常流行。《美的历程》的目的之一是想教会人们怎样欣赏美、欣赏艺术。可他讲的却全是时代精神。我是心存怀疑的，我一直认为这是逃避艰苦思考的讨巧说法。因此我认为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在谈作品的杰出性，或者在谈论作品的具体质量的问题上，美学是无能为力的，是一片荒漠。当谈论风格是时代精神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艺术体验有点类似宗教体验，宗教感情是一种集体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也是这样。因为是集体式体验，要进入它的大门，就要看看周围人的脸色行事。设想一个外行进了美术馆，想对某幅画作出反应，想知道这幅画到底好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的策略是，或者先问一问，或者先不说话，先看看周围的人的脸色。他们露出笑容，露出惊讶之色，你也跟着学，跟着模仿。他说好，你也尽量看出好来。先不懂装懂，假装喜欢，绕了一圈以后可能就真正喜欢了。这就很自然引出了一个问题，有很多假画，很多赝品，不就是嘲弄这些附庸风雅的人的么？确实，一些人喜欢伦勃朗，如果有人告诉他那是假的，他会很败兴。可是这能怨谁呢？如果说一个收藏家，只要他是一个真正的收藏家，他肯定上过当，肯定和假画打过交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艺术爱好者，尤其是一个收藏家，如果他肯说实话的话，他所上的第一课就是附庸风雅，他交的第一笔学费就是买假画。尽管这是倒霉的事。我们谈艺术欣赏的时候，如果分辨不清画的真假，这是正常的，但是说我们没有上过当，我觉得大概是自欺欺人。关于画的真假当然还涉及到情感的东西，当我拿出一幅画，说这幅画是邻居的一个小孩画的，跟说这幅画是莱奥纳多·达芬奇画的，你的情感反应肯定不一样，引起你注意的肯定不一样。所以说这类似宗教体验，宗教体验不仅是一种集体式体验，而且还是一个“信”的体验。你要进入艺术之门，你首先要相信，相信什么人，相信你眼中的专家。我听交响乐听不懂的时候，也不得不向那些音乐史专家，向那些弹钢琴、谱写交响乐的人去请教，我不得不相信他们，也可能他们的理论很差，事后我们可能会怪他乱讲。但是除此之外，难道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在这种场合，在高雅与庸俗之间划界的唯一手段，就是专家的反应，也可以说这是社会检验的一种方式。既然专家喜爱它，我也就喜爱它，于是就进入了附庸风雅。就这点而言，附庸风雅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美学是非常薄弱的，是荒芜之地，因为美学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审美感染力和社会感染力比起来，审美感染力有时候是弱的。谈到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了五六十年代发生过的一场大讨论，美学家们写了很多文章讨论究竟什么叫美。关于那次讨论大概出版了五、六本书。我起先对美学有兴趣，后来对美学倒胃口了，就是那五、六本书给搞的。我看来看去，最后怎么看也看不出美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非要给美规定一个本质。在我读书的时候，恰巧经历了一个审美观的大变化。那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不久，人们看惯的高、大、全被其他的形式所取代的时候，这时候一些新东西进入了，一开始人们给印象主义翻案，很多年轻的画家开始画这种风格，很快人们就不满足了，又开始学米罗，或者达利的画风，也就是说超现实主义还有抽象主义的风格。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他要去看一个米罗的展览，米罗的画太好了！我说，米罗有什么好。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我和他这群人格格不入。尽管我相信，当时在他们当中，肯定有一些是不懂装懂，是假装喜欢。但当时我也一下子觉得自己的趣味怎么这么低啊。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迫使我扪心自问，我的审美在哪儿出了问题，我应该怎么补救它。确实我自己下功夫补救过，尽管这个漏洞没补救成，我至今也不能特别欣赏米罗。所以我想除非是一位意志坚定的人恐怕才能抵抗住这种要皈依的感受。这种感受的存在就说明了：假装喜欢作为附庸风雅的一种表现方式，在艺术品的体会当中肯定有它一定的作用。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人们为什么附庸风雅？我想它反映了一种愿望，反映了人们想竭力摆脱俗气这么一种处境，或者说想摆脱自己的趣味低劣这么一种处境，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这种愿望导致了人们去附庸风雅。在19世纪的末期，维也纳的音乐界分成两派，一派是勃拉姆斯派，一派是瓦格纳派。瓦格纳派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斗士，也是一个作曲家叫沃尔夫，他听到有人在赞美勃拉姆斯，便气愤得一屁股坐在钢琴上说，你们看，我就是这么弹勃拉姆斯的。可是有一段报道说，沃尔夫去听了勃拉姆斯一首交响曲的首演，出来后喃喃自语道，天哪，真让人喜欢。这就是说一种情境把你带进去以后，你自己就觉得你是里面的一员斗士，一员战将，自己也不问这件艺术品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叫好的时候，你就跟着欢呼起来了。任何一个体育迷恐怕都有这种体验，艺术体验也是这么一回事。比方说在文学史上，伏尔泰曾经攻击过莎士比亚，说莎士比亚的东西是滥醉的野蛮人的东西。这是伏尔泰在他的一个剧本的前言当中写的。在这种艺术体验当中，人们往往看不清对方的一些优点，或者对方有些优点干脆不看就把它扔到一边了。我举伏尔泰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们想摆脱俗气，因为莎士比亚是低俗的，是野蛮人的东西，而法国古典主义的东西才是高贵的。难怪著名演员加里克为了使莎士比亚高雅起来，甚至冒着观众向他扔凳子的危险，不但删掉了《哈姆雷特》的掘墓人一场，而且还为《李尔王》增添了一个幸福的结局。这是附庸风雅的第二个方面。
附庸风雅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它导致了另外一种嘲笑的体验，一直嘲笑到什么程度呢？一直嘲笑到大家都不喜欢它为止。美术史上的一个画家，他的名字叫瓦茨，他在英国19世纪曾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可是后来已经大为黯然了。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切斯特顿的人想为他树碑立传。切斯特顿已经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写瓦茨的传记时就说：有时候，沙龙里的一声低语，也让一个伟大的东西突然变得陈腐。这种低语有时候确实就是以嘲笑这么一种形式出现的。拉斐尔作为一个绘画王子被人拉下他的宝座，就是因为一代一代人嘲笑的结果。他们嘲笑他的圣母太漂亮了，我们知道，太漂亮有时和俗气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文章来源: 范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