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在我念大学三年级时去世的。在这之前，他经常高兴地对他的朋友们说，不久的将来他就可以有一个家庭医生了。当然，他没有能等到那一天。
即使是在今天来看，父亲仍然比我高大许多。在共和国的史册上，他是建国时上海一个县的第一任县长，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在这之后，我们全家跟着他去过四川，长春一汽等地，都是当时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后来全家去了北京，他在国务院一个部里工作。我呢，就是在北京出生的。由于常年的工作辛劳，父亲不幸患了风湿性心脏病，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在北方工作了。于是在母亲的劝说下，我们全家搬到了上海，那时我大概四五岁吧。
当时上海的领导人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跟群众居住在一起。于是父亲就毅然决然的放弃了百把块人民币一个月的干部住房津贴，搬离分配给我们家的楼房，住到了一般居民住的弄堂里。我呢，就是在那个环境中长大的。在我的记忆里，有一件事情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时，父母亲会带着我一起出去买东西，可是父亲从来不走进商店里去，他总是带著我站在店门外。我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笑着告诉我，因为工作关系，很多人都认识他，他担心到了店里，营业员会特地照顾我们，如果不接受"照顾"，会伤害营业员的情感。可是接受呢，又担心损伤领导干部的形象。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不搞特殊化的人。他待人和蔼可亲，也从不跟人发火。所以，他有很多的朋友，这当中也包括了很多平民百姓。文革开始以后，父母亲受到了冲击，可是很快的，父亲由于他的人缘和形象，第一个进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重新掌权后的父亲，将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解放"了出来。而结果呢，他自己反而成了"逆流的黑手"，第二次被打倒。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去了好几年的五七干校和"工宣队"。
林彪事件以后，父亲的处境相对地有所改善。他的朋友们开始来看望他了，逐渐的人也多了起来。记得那时候，每天总会有一两拨子的人来家里作客，络驿不绝。那时，哪一天要是没有人来家作客，就会觉得好新奇呢。在父亲去世后的漫长岁月里，他仅仅到我的梦中来过两次。其中一次，竟然是他习惯性的站在他的房门口，跟招呼他的朋友一样，招呼我回家。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父亲的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差的了。
那一年暑假我从北京旅游回来，和病中住院的父亲见了最后一面，那天夜里，他就离开我们而去了。接下来就是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总共来了千把人。第二天，上海的官方报纸，在第一版上登载了他的讣闻，其中有一句话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父亲去世后的那段日子里，我一直想哭，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哭出来过。
但是这泪水最终还是涌了下来，那是每次回家去他的骨灰陈列室里，看望他的时候洒下的。带了家人去看过他以后，我总是尽量安排自己一个人再去看他一次，我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要告诉父亲。儿子一直谨守着父亲对儿子的期待，苦也好，甘也好，努力的工作着，生活着。在外面这么多年了，儿子一家从来没有赚过一分昧良心的钱。
放心好了，父亲。
补：建造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工程。跟建设大庆一样，是抽调了全国各地的精兵强将，可是当年的建设者的居住，衣着条件都很差，一点不御寒。很多人都病倒了，父亲也是那个时候，得了链球菌感染，后来成为风湿热，再得心脏病的。可是他从来不说这些事情，是母亲后来告诉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