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成不了思想家的真正理由
作者：郭知熠
前一些时候，笔者曾写过一篇题为《怎样才能算是一个思想家？》的文章。在该文中，笔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我在这里重新叙述如下：
为什么中国人中产生不了思想家？或者说，什么是中国人成不了思想家的真正障碍？这些障碍是明显地存在的，但这些障碍究竟是什么？
从开始写那篇文章起，郭知熠先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将在本文中给出我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解答。同样，这个初步解答只具备抛砖引玉的作用。而且，笔者在这里所提出的解答仅仅是一些主要的理由。也许还有很多非主要的理由也有讨论的必要。请大家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笔者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真正值得我们思考，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它的重要性远远地超过中国的思想界在那里不停地引进西方的新思想，新学说和新理论，也远远地超过中国的思想界在那里对西方的新学说进行那些不具任何意义的评价。这些评价如果不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不得要领的。
远在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国的思想界就在高叫“拿来主义”。可惜我们在那里高叫“拿来主义”这么多年，中国人却没有自己的贡献。毫无疑问这是很可悲的。我们只要还在那里继续高叫“拿来”，“拿来”，“拿来”，我们的思想界就永远地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拿来主义”何时停止？！笔者觉得，我们应该停一停了。我们应该反省，我们应该停下来反省。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新创造？！为什么我们对世界思想界没有什么新贡献？！郭知熠先生觉得，先解决这个问题比我们继续高叫“拿来主义”更具备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没有自己的创造一定有极其重要的理由。这个（或者这些）理由妨碍了中国产生思想家，而我们已经到了找出这些理由，改进我们的环境，抛开我们的束缚，争取中国人在世界思想界有所作为的时代了。
为什么中国人成不了思想家？！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什么新问题。笔者不知道谁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但真正重要的其实是解决这个问题。林思云先生在《中国不需要思想家》这篇文章中，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他自己的解答。这个解答是令人吃惊的，甚至是令很多人愤怒的。林思云说：
“现在中国人虽然学到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却怎么也学不到西方人的理性思维方法。也许老祖宗遗传给我们的遗传因子中，根本就没有‘理性’这根弦。要中国人学会理性思考，似乎就象让猴子学会说话一样，在生物学原理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基于这样的观点，林思云得出结论说：
“从生物学原理看，就象牛不需要音乐家，狗不需要经济学家，老鼠不需要哲学家一样，中国不需要思想家。”
这个结论是令很多人愤怒的。因为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可以直接推导出，中国人是不如西方人的。这种不如不仅仅是暂时的，而是基于我们中国人的遗传，基于中国人的基因，因而是不可改变的，是永远的。因此，中国人不要瞎忙乎了，中国永远产生不了一个思想家。
如果这样的结论成立，笔者就完全没有写这一篇文章的必要了。其实要驳斥林思云的观点非常容易。有些人用进化论的所谓现代观点，用遗传学的新发现来驳斥林思云的观点，看起来似乎很高深，实际上使人更糊涂了。要驳斥林思云，简单的逻辑就足够了。
林思云的推理是不充分的，因而是有大漏洞的。在林思云看来，因为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没有产生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因此，中国人的脑部结构一定有问题。这个推理本身是不成立的，因为中国人的脑部结构有问题只是中国产生不了思想家的众多可能理由中的一种。
由中国人的脑部结构一定有问题（譬如猴子，狗，牛，老鼠等等，它们的脑部结构和人相比，一定有问题），我们确实可以推导出中国人中产生不了思想家。就象猴子的社会里产生不了思想家一样。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导出，中国人中没有思想家，那么，中国人的脑部结构就一定有问题。这就好象说，一个人得了感冒，他就是病了，但我们不能由此推导出，一个人病了，他一定是得了感冒一样。这个推理是显然不成立的。
因此，林思云的这个观点我们尽可以不必理会。笔者猜测，林先生的意思并不是为了诅咒中国人，而是为了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提醒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如果林思云不在那里“骂娘”，“骂祖宗”，中国人闭起眼睛来，外面打雷也休想将他们震动一下。郭知熠先生不觉得林先生会真的这么想。
如果我们不从中国人的脑子有问题这个角度来考察，那么，我们就只有从中国人所处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外在的和内在的两种）来找原因了。笔者以为，为什么中国人中产生不了思想家，其真正的原因有三种。在这三种原因中，有两种原因是外在的环境，有一种原因是内在的思维环境。其中，内在的思维环境是更加重要的原因，它是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产生思想家的第一因。笔者以为，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永远产生不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我们在后面将对这个内在的原因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中国人成不了思想家的外在的理由。据笔者的考察，我们至少有两种外在的理由。
一
第一个外在的理由是中国没有思想家产生所需要的土壤。一个思想家的产生需要土壤，就象农作物的生长需要空气和土壤一样。中国人一向有重经验，轻视理论的倾向，他们没有重视理论的习惯。按照笔者在《怎样才能算是一个思想家？》一文中的讨论，一个思想家往往需要一个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就是一个理论体系。因此，思想家与理论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可以说，中国人完全缺少对于理论的兴趣，他们的兴趣都是有实用目的的。如果你向一个中国人介绍一个新东西，他首先感兴趣的是这个东西有什么实际用途。这个东西能够创造什么财富。
在中国产生的有影响的任何思想的东西，都与经验和教条有关，都与实际的行为有关。孔子的很多教训都是道德的教训。他在那里教导你该怎么做，而不是考察实际的行为，提出理论体系，所以，孔子的东西没有一个理论体系。它不过是一些规则的堆砌而已。
在这种缺少思想的理论体系的社会里，任何有思想的理论体系都是不受欢迎的，是受到排斥的。这就是笔者所说的“土壤”，这个土壤排斥任何有思想理论体系的东西，那么，中国的思想家还有什么希望？！读者诸君，也许你会反驳我，那些西方的理论体系不是也得到了中国人的欢迎和承认吗？笔者承认，你的这个观察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事实与我前面的陈述并不矛盾。
中国人只对得到了外国人承认的理论体系感兴趣。笔者不想用崇洋媚外这个词来伤害有些人的感情。如果我们不用崇洋媚外来解释，那么，我们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那就是，中国人因为从来不重视思想理论，他们完全没有对于理论的评判力，他们需要外国人对于一个理论体系先给出评判，然后，他们也不重新评判（笔者说过，他们没有评判的能力），剩下来的是盲目崇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外国流行的理论在中国个个都极端流行。
也许你对笔者的这个结论无法接受。中国不是有那么多的教授吗？有这么多的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的教授，博士生，甚至博士生导师，难道这些人都是吃闲饭的吗？他们如果没有本领搞出几个理论体系，难道他们也没有本领评判理论体系吗？
我告诉你，他们没有。他们完全没有这个评判能力。他们可以向你介绍一个国外最新流行的理论。但是，他们没有评判这个流行的理论体系的能力。他们的评判都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你在中国提出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你就遇到真正的克星了。中国人完全不感兴趣。笔者敢和你打赌，你的体系有三个人感兴趣就很不错了。中国人完全没有评判理论体系的能力，所以，没有得到西方承认的理论体系，他们也会一概拒绝。反之，任何得到了西方世界承认的理论，他们一概予以承认。
郭知熠先生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如果你不信邪，你不妨试一试。
因此，我们事实上没有思想家产生所需要的土壤。郭知熠先生不怕人讨厌，在这里呼吁我们要改良这种土壤。笔者相信，只有我们充分地认识了这个问题，我们才有可能提高中国人对于理论体系的鉴赏水平。
二
中国人成不了思想家的第二条外在的理由是中国人对权威的无理崇拜。这个崇拜不仅仅是在政治的领域，在思想的领域也同样如此。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在思想界的权威，我们的“爱国主义者”们就在中国的范围内“提拔”一个或多个权威来。这个现象不管你觉得有多奇怪，可是它还是会一再地发生。
这个事实自然使得我们想到鲁迅。鲁迅根本不能算一个思想家，可是，我们中国人不仅把他算着一个思想家，还要把他推崇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当你问一问什么是鲁迅的伟大的思想的时候，我看没有一个人能够答得上来。
在政治的领域里，情形也是一样。中国人最喜欢“造人为神”。如果不是中国人的这种盲目崇拜，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就不可能在中国发生。我们的历史评价都在那里责备毛泽东，可是，毛泽东哪里有这么大的本事？！他能够单枪匹马搞起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国人的盲目崇拜的本性，文化大革命是断断不可能被发动的。难道我们自己没有应该反思的地方吗？难道中国人的这种盲目崇拜就没有值得被责备的地方吗？请中国人反思。
笔者觉得，尽管毛泽东已经从政治的神坛上走了下来，可是，鲁迅在中国还没有从思想的神坛上走下来。鲁迅在中国的思想界仍然是“神”。中国人在政治上反对关于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在思想上却在有意识无意识地坚持关于鲁迅的“两个凡是”。谁敢批评鲁迅，谁就会遭到围攻。你不觉得这是咄咄怪事吗？！
为什么对权威的无理崇拜会妨碍真正思想家的产生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是名不副实的。如果我们把不是思想家的人推崇为思想家，或者伟大的思想家，我们就设下了一个错误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害人非浅的。它使得中国的思想界永远走不出这个标准的阴影。
我们把鲁迅捧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于是，李敖先生就拼命地向鲁迅学习，到处战斗。到头来，李敖说，我是比鲁迅更重要的思想家。我的文章写得比他多，我骂的人不知道比他多到哪儿去了，我的全集超过了多少多少万字。我活得也比他长（李敖先生连活得比鲁迅长都算上了）。读者诸君，如果你好奇，问问李敖他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我向你保证，李敖的辩才就没有了。李敖一定会开始骂娘，发脾气说，鲁迅不是也没有什么够得上思想家的思想吗？为什么你们独独要求我？！
因此，中国的所谓思想家们都在和别人比骂人。谁骂人最多，谁骂人最毒，谁就是中国所谓的最大的思想家。这种逻辑只有在中国存在。郭知熠先生有时候真忍不住，这种贻害何时能够被完全清除？！
第二个方面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有压制人，压制新思想的倾向。不管这个权威是一个活着的人，还是一个已经入土的人。鲁迅死了这么多年，谁敢真正地反鲁迅？！这么说吧！如果你写一本反鲁迅的书，我敢保证在大陆没有人敢让你出版。也许最近几年会好一点，在前几年，如果你写任何反鲁迅的文章，不仅没有人敢于发表，即使有人敢为你发表，也会有许多人在读了你的文章后要跟你拼命。
这种现象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怪现象，是不应该发生的。可是，它会在中国人那里发生。学术批评，应该只着眼于观点和理论，而不是着眼于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的名气。可是，中国人不同。谁有名气谁就赢。而那些无知的大众，就是认准了这个理。中国这个社会就认这个理。
要我说，五四运动算是白忙了一场。真的是白忙了一场。笔者非常痛心地这样说。我们打倒了“孔家店”，新的“孔家店”又出现了。我们提倡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永远是一个梦想。我们的思想怎么能够解放？！中国人喜欢崇拜权威，没有权威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权威他们就觉得难受。我不知道这是中国人的奴才性格还是其它的什么原因。而且权威一旦形成，这些权威都成了神圣一样的东西。没人能够动它分毫。“权威们”放的一个屁，都成了有些人的“圣旨”。
在郭知熠先生看来，中国要真正地产生思想家。社会上那种盲目崇拜权威的风气一定要扫一扫。我们要不停地有一场精神解放的运动，不停地反叛权威，并且不断地防止产生新的权威，这样我们才能给新的思想开路。
有人说，胡适和鲁迅是中国思想界高高耸立的两座山峰。没有人可以超越这两座山峰。李敖说，你们都别忙，还有我！我的山峰比鲁迅更高。
我们的思想界应该有踏平这些所谓的“山峰”的勇气，我们的思想界应该有反叛这些所谓的权威的勇气。不踏平这些“山峰”，我们在那里高山仰止。中国的思想界就没有希望。
笔者希望我们有一些斗士，不怕艰难险阻，踏平这些所谓的“山峰”，反叛这些所谓的权威。你们踏平了这些“山峰”，你们就为中国的思想界在世界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你们就为新的真正的思想家的产生扫清了道路。
三
我们来讨论中国人成不了思想家的第三个理由。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我们在前面陈述的其它两个理由是属于外在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是内在的。
中国人之所以成不了思想家，最重要的理由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思维方式。说得更直接一点，这个传统文化不是别的，正是从孔孟那里传下来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渗入进了中国人的骨髓。
为什么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使得中国出不了思想家呢？
不可怀疑的是，“中庸之道”作为为人处世的方法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予以肯定。它防止我们在处理具体事情的时候走向极端。它属于那种较为圆滑一些的处世方法。
但是，中国人在应用“中庸之道”的时候，不仅仅运用在他的处理具体事物上，也运用在他的思维方法上。这样的思维方法却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在思想上产生新思想的能力。这种限制的表现也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表现在“中庸之道”限制了中国人的思维。任何一个新思想体系，任何一个新理论都有某种程度的离经叛道。完全与已有的思想相同，或者与已有的思想极其类似的思想永远不能使得提出该思想的人成为一个思想家。这是不言而喻的。而有“中庸之道”的思维方法的人，绝对不敢或者不可能提出超出“中庸”所限制的范围的新思想体系。
第二个方面表现在不仅思想者有着“中庸之道”的思维方法，而且整个社会的反应也是遵循着“中庸之道”的轨迹的。即使你能够提出一个理论体系，如果你的理论体系不符合“中庸之道”的原则，你的理论体系就不可能被中国人所接受。也就是说，即便你能够摆脱“中庸之道”的思维方法，你也无法使得其他中国人摆脱“中庸之道”的思维或评价方法。
这两个方面的表现使得中国人很难摆脱“中庸之道”的思维方法。要中国人摆脱这种思维的魔影无疑是一场异常艰巨的任务。如果中国人摆脱不了这种魔影，中国人也就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思想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所仍然盛行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得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更加雪上加霜。这个辩证法对中国的思想界是极其有害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辩证法其实与中国固有的“中庸之道”是有许多极其类似的地方的。可以说，它是更加现代化的“中庸之道”。辩证法是一种解释的方法，它能够解释或者评价任何理论体系。任何体系都可以被辩证一番，但辩证一番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也就是说，即使是作为解释或者评价新的理论体系，辩证法都是极其不成功的。笔者在前面提到过，中国人对于许多西方新理论体系的评价，往往是胡说八道。就是因为中国人在那里运用辩证法来加以评价的缘故。
辩证法在理论的解释上不能是一种好的方法，辩证法在理论的发现上就更不可能是一种好的方法。没有哪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的发现是得益于辩证法的。笔者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在中国科学哲学是放在自然辩证法的分类下面的。这就好象说，科学哲学的研究应该在自然辩证法的指导之下。真令人啼笑皆非。
难怪中国的科学研究还可以进行，而科学哲学的研究却毫无进展了。中国人指望用辩证法来指导科学哲学的研究，自然走进了死胡同。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哲学家断言他的理论的建立是得益于辩证法或自然辩证法的指导，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也许有些人会强词夺理说，这些科学哲学家并不知道他们在受着辩证法的指导，他们实际上是在辩证法的指导之下的。只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此荒谬的逻辑也只有中国人想的出来。可是，我们怎么解释这些意识到了辩证法的指导的人们，却在科学哲学上毫无建树，却反而是那些没有意识到辩证法的指导的人们，在科学哲学上做出贡献呢？这个事实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辩证法在新理论的发现方面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东西。不仅毫无用处，而且贻害无穷。
中国的思想界到了应该完全抛弃辩证法的时候了。只有完全抛弃辩证法，我们才能真正地解放思想。我们才能容忍哪怕是有些离经叛道的思想，我们才能产生离经叛道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才会有深度，我们的思想才不会总是太肤浅。
其实，我们只要思考一下就会明白，通过辩证法和中庸之道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训练，并且以这种方式进行思维的人们，有可能提出一个重要的新思想吗？有可能建立一个重要的理论体系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任何重要的理论体系都与当时流行的东西不相合轨。这是因为这些理论体系都具有或多或少的离经叛道的特征。笔者这样说，是没有任何例外的。而中庸之道和辩证法却会拼命地掐断这些离经叛道。所以，我们应该在思想的领域里，完全废除中庸之道和辩证法。
读者诸君，这是笔者在沉思为什么在中国人中间产生不了思想家这个问题后所得出的初步结论。笔者在这里找出了三个主要的原因。按照我们的讨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中国人要产生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其实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要走。
很显然，这些理由是客观存在的，它们明显地成为中国人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思想家的绊脚石。也正是因为这些理由，中国人这么多年来一直产生不了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改善社会的环境，改善我们思维的环境，甚至改变我们已经形成的思维模式，中国的思想界才会有希望。
最后，让我们为中国能够产生一些真正的思想家，让中国能够产生一批世界第一流的思想家，一同努力吧。历史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我们是不能也不应该去找理由推托的。
写于2005年8月10日，改于2005年11月29日，首发于《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