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 黎 的 金 玫 瑰

游走在文字与绘画之间讨论文学、绘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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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想去巴黎看画,但总是很忙,直到今夏朋友相邀,说巴黎有一种金玫瑰,我们该一道寻访,这才挤出时间前往。朋友是画家,在巴黎做时装设计,她说那里的金玫瑰给了她无尽灵感,她的设计常以金玫瑰为主题。我知道巴黎是花都,也见过各色玫瑰,但从没听说过金玫瑰,于是调侃朋友说,巴黎的金玫瑰也许是在美术馆的画廊里。朋友笑答,那就如你所愿,我们在巴黎看画吧。

             

 

                    维纳斯

 

            罗浮宫有三件镇宫之宝:维纳斯、胜利女神、蒙娜丽莎。在看维纳斯时,我的时装师朋友对这件古代雕像的衣饰很有兴趣,认为其行云流水般的波纹线条,能让人精神升华,是时装设计中古典美的至境。可惜,维纳斯衣饰的波纹残损较重,否则我们能从中看到更多的精妙之处。关于这樽雕像的受损,是美术研究的一个大话题。有理论家用现代心理学解释说,维纳斯的残缺之美,在于给人一种心理焦虑,让人在潜意识中为了满足占有欲,而既渴望去破坏这件作品,又渴望去修复这件作品。由于雕像已遭破坏,双臂遗失,永无修复的可能,于是维纳斯便因激起人无法满足的“破坏的欲望”和“修复的欲望”而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据历史学家考证,维纳斯被破坏,是由于法国人和土耳其人的争夺。一八二O年暮春的一天,在希腊的米洛斯岛上,有个叫约哥斯的农民,一锄头挖出一个地下神龛,里面躺着大理石雕刻的维纳斯。当时,法国军舰“信史号”正好停靠在米洛斯岛,有个喜欢考古的水手上岸寻宝,听说了农民的发现,便跑去画了一张双臂尚在的维纳斯速写草图,并通报了法国驻米洛斯的领事。领事想把雕像献给国王路易十四,因为在拿破仑战争后,罗浮宫有五千余件藏品被敌国索回,这无疑是法国的奇耻大辱,因此,只有奉献维纳斯才能挽回面子。为了得到这一雕像,法国作了两手准备,一边花钱买通那个农民,一边招来了另一艘军舰。就在法国海军要将维纳斯装船运走时,一个外国神父插足进来,他付给那个农民两千法朗,弄走了雕像,要将其献给当时统治希腊的土耳其王子。法国人闻讯大怒,先说愿付六千法朗,随后大动干戈,在海滩上同土耳其人兵刀相见。一个曾经参战的法国海军上尉后来回忆说,土耳其人用绳子拖着维纳斯在海滩上奔逃,五十余名法国水兵手握木棍和长刀一路追赶,经过血腥混战,遍体鳞伤的维纳斯终于上了法国军舰。

 

            维纳斯是罗马神话中的美神,在希腊神话中名叫阿弗罗蒂特。根据古希腊的神话传说,有次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举行欢宴,忘了邀请“不和女神”,这位女神一气之下,决定制造麻烦。她飞临宴会,向餐桌上扔下一个金苹果,上面刻着一行字“献给最漂亮的女人”。赴宴的众女神中,神后赫拉、战神雅典娜和美神阿弗罗蒂特都自认最漂亮,三美人便争夺这个金苹果,并让众神之王宙斯来评判。宙斯不愿卷入纷争,便让她们去找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当裁判。三位美女竞相给帕里斯许愿,赫拉和雅典娜说,她们会让帕里斯成为最骄勇善战的国王,阿弗罗蒂特说,她会让帕里斯得到希腊美女海伦。结果,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帕里斯,将金苹果判给了阿弗罗蒂特,并在她的帮助下,将海伦诱拐到了特洛伊。后来,希腊人为了夺回海伦,发动了特洛伊战争,以木马计破城,荷马史诗写的就是这个故事。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之名Paris,就是后来的法国巴黎之名。可能正是由于巴黎男人最能欣赏女人之美,巴黎女人才成为世上最优雅时尚的女人,这就象中国古话所说,“女为悦己者容”。

 

            在法国水手画的那张并不精确的速写草图上,维纳斯的手里握着苹果,就是那个引发了特洛伊战争的“不和的金苹果”。然而,因为米洛斯岛上的海滩混战,我们在罗浮宫看见的维纳斯,便失去了双臂。当年雕像运回法国时,不少雕塑家出于“修复的欲望”,为维纳斯的双臂设计了无数复原图,却无一令人满意,人们不得不承认,只有断臂的维纳斯才是最美的维纳斯,即所谓“缺陷美”是也。

 

            阿弗罗蒂特得了金苹果,失去了与其她女神的友谊;帕里斯得了希腊美人,失去了特洛伊;法国人得到了维纳斯,失去了美神的双臂。我的时装师朋友,很懂得巴黎时尚。她说,巴黎人不要金苹果,却要金玫瑰,因为巴黎人浪漫而又务实,既要有所得,又不要有所失,而事实上这却不可能,就象维纳斯的双臂不可能复原,于是巴黎人便总是不断追求那不可能的完美,这才使巴黎成为无与伦比的时尚之都。

 

 

                    红磨坊

 

            我总以为,时尚的红磨坊,该算是巴黎的金玫瑰。最早听说红磨坊,是看法国画家劳特雷克(Touluse-Lautrec18641901)的画。如果说罗浮宫体现了法国贵族高雅的古典文化,那么,红磨坊的歌舞表演,则体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和中产社会的时尚文化。劳特雷克的画,原本是为红磨坊作的广告招贴,但他的艺术,却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成为从印象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过渡,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徵。正是劳特雷克的画名,使红磨坊成为我们了解巴黎流行文化和大众时尚的好去处。

 

            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人称巴黎的“美好时光”(Belle epoque)。当时,法国已从几次战争中恢复了元气,而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也使社会一派繁荣。一八八九年,巴黎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埃菲尔铁塔成为巴黎至高无上的象徵。那时期,英国艳舞已在巴黎流行,无论是没落的旧贵族还是新兴的有产和有闲阶层,都耽于感官享乐。巴黎北部的蒙马特高地,是有名的北里章台,那里灯红酒绿,舞袖翩翩,歌舞厅、咖啡馆、酒吧间、风尘女、登徒子、艺术家云集。讲究时尚的巴黎人,并不满足于英国艳舞,蒙马特的舞中高手,开发了法国式艳舞,俗称“康康舞”(Cancan),以华丽而裸露的服饰、欢快而嘈杂的音乐,以及舞女的高踢腿动作,让世人目瞪口呆。一八九O年,红磨坊舞厅在蒙马特高地开张,立刻就以康康舞扬名天下。当时,红磨坊请劳特雷克画开张招贴,他的招贴画刷满了巴黎的大街小巷,于是他一夜成名。有趣的是,劳特雷克的名声,随后又反过来使红磨坊兴盛了一个世纪,也使红磨坊的演员留名青史,如当时的著名舞女拉古露便是。可以说,没有劳特雷克的画,就不会有红磨坊的今天。

 

劳特雷克生于1864年,病逝于1901年,只活了三十七岁。他的家庭是法国贵族,数代人都在军中服务。劳特雷克出生时健康不佳,骨质酥松,后来身材奇矮。尽管他不能子承父业去从军征战,但他在艺术上却是个非凡的天才。在巴黎习画期间,他结交了许多大画家,包括梵高和勃纳尔。那时,他先着迷于写实派的自然主义画风,后来对写实绘画的繁琐失去了耐心,转而倾向于德加式的印象派画法。他在蒙马特高地一带为剧院、歌舞厅和夜总会画装饰画,也为舞女们画肖像和速写,还为当地报刊画插图。自红磨坊开张,劳特雷克因招贴画而名声大噪,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他算得上功成名就了。

 

虽说十九世纪末是巴黎的“美好时光”,但一股“世纪病”的潜流却也在巴黎文人中漫延。敏锐的艺术家们在歌舞升平的表象之下,对新世纪感到茫然,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这种情绪。大概与自己的健康情形有关,劳特雷克不愿混迹于贵族上流社会,而乐于同蒙马特的风尘女往来。他的画被称为世纪末的代表,隐隐流露出哀伤之感,也暗含社会批评的意味,这给后世艺术以极大影响,毕加索就从劳特雷克的画中学了不少。

 

            巴黎红磨坊的康康舞表演,与纽约百老汇的音乐剧不尽相同。康康舞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短小的歌舞汇集,接近西班牙艳舞和英国艳舞,与今天拉斯维加斯的艳舞相仿。前几年的好莱坞电影《红磨坊》,展现的就是法国康康舞的场面。但是,当你身临红磨坊时,会发现那里的表演比电影要“艳”得多。如今,荷包鼓鼓的中国游客,包括官方访问团,是红磨坊的大客户,连舞台上演杂耍的小丑,都要向观众幽默几句,说中国人是巴黎销金窟的好主顾。

 

            那天晚上,朋友带我去看表演。红磨坊的屋顶上,是作为其标志的红色风车,四片巨大的霓虹灯风翼,已转动了一个多世纪,向尘世的红男绿女们宣示着人间的美好。进得红磨坊前厅,首先映入眼界的是劳特雷克名画《红磨坊的拉古露》(旧译《拉古露在红风车》)。在观众席坐下后,环顾四周,见墙上装饰了很多当年劳特雷克画的招贴,都是非常眼熟的名画。及至表演开始,舞台布景也仍有劳特雷克的神韵。看来,现今红磨坊的生意经真的与劳特雷克难舍难分了。为了维护、也为了利用劳特雷克这块举世公认的金字招牌,红磨坊的表演便与巴黎其它夜总会的康康舞有相当区别。例如,香榭丽榭大道上著名的丽都(Lido)歌舞剧院,倾向于现代,演出节目包括空中芭蕾和冰上舞蹈。红磨坊的演出,既有适应今日生活的现代表演,更有一百多年传统的大场面歌舞。

 

            我的时装师朋友对红磨坊的装饰和舞女的服饰很感兴趣,她从中不仅看到了劳特雷克的风格,还看到了英国的“新艺术”(Art Nouveau)风格、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的“维也纳分离派”风格,以及一百多年前影响了这三者的日本浮世绘风格。我猜想,对这位朋友来说,如果红磨坊是巴黎的金玫瑰,那么劳特雷克的装饰风格,就该是红磨坊的金玫瑰。但是,朋友笑而不答,两眼象是神秘的深潭。

 

 

                    塞纳河

 

            劳特雷克的风格,影响了欧洲的现代版画。不过,我对欧洲版画的兴趣,不限于现代风格,我也喜欢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风格,特别是老式的铜版画。我在纽约百老汇的古董市场和新英格兰乡下的露天集市上,都买到过十九世纪的欧洲版画,只是名家作品难得一见。巴黎的塞纳河边,有闻名欧洲的旧书市,那里的古董铜版画远非纽约百老汇可比,只要慧眼善辨,说不定可以淘到精品,兴许还会淘到金玫瑰。

 

            欧洲最早的版画,主要是圣经插图,后来世俗文学兴起,插图版画与印刷术合流,得到更大发展。到五百多年前的文艺复兴时期,版画从文学的附庸,一变而为自主的独立画种。那时的画家们为了推广、促销自己的作品,请人根据自己的油画来刻制铜版画。由于油画都是独幅,售价偏高,普通人无力消费,而铜版画可以大量印刷,价格低廉,求购者众,所以画家们也乐于薄利多销。有些大画家并不请人刻制铜版,他们自己制作,象德国画家杜勒和荷兰画家伦勃朗,便是此中高手,他们的铜版画现在价值连城。十八、十九世纪,是欧洲铜版画的高峰,那时的名家油画,都刻有铜版画流行于世。我想在塞纳河边搜寻的,便是这类作品。

 

但是,这搜寻又谈何容易。在塞纳河旧书市上出售的铜版画,大多为三类。一是今人根据古典名画所刻,制作者急功近利,不肯静下心来精雕细刻,而且也全无古人的精湛技艺。他们心态浮躁、粗制滥造,其作品只能哄骗附庸风雅的外行游客。另一类不是依据古典名画,而是描绘眼前的巴黎风景,算得上创作。但是,这些作品的制作,仍然浮躁、粗糙,好在价格便宜,可作旅游纪念品。第三类看上去比较古旧,象是值钱的老画,但仔细一看,却是从旧书旧杂志上割下来的插图,或是旧画册里的复制品。虽然版画原本就是印刷的,但与复制品毕竟有区别,它应该是从原版上手工印制的,最好由原作者认可或亲自操作。若是后人制版、甚至照相复制,那就一文不值了。

 

在塞纳河边这种游客如云、艺术家如云、古董商如云的地方,的确难于搜寻到真正的铜版画。我的朋友在一个小书摊上发现了一幅杜勒,开价三十欧圆。这是一幅很小的铜版画,从题材和风格看,毫无疑问是杜勒的作品。但是,谁有如此好运能搜寻到杜勒,更不要说才三十欧圆。再者,哪个卖家会蠢到如此地步,居然要在地摊上出售自己的杜勒。卖画人拚命向我们兜售,说这真是杜勒的画,我和朋友笑了,心想,我们知道是杜勒,但这是复制品,若是真迹,你肯拿出来卖吗?

 

于是我想起有次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门前买画,画家是位中国小伙子,他的水彩画很漂亮,都是纽约风景。我挑了一幅中央公园秋色图,按标价付了他二十美圆。为表示客气,我对他说,你的水彩画技巧不错,这幅画复印得也很好。不料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这不是复印的,是他亲笔画的原作。我听了一楞,莫非我还看不出这是不是复制品?若是原作,二十美元你怎肯出手一幅水彩画?不过,不必揭穿他,就当我是游客得了。

 

在河边逛了书市、看了版画后,我和朋友上了一条酒吧船。当塞纳河的游艇从我们船旁经过,我们便随着水波轻轻摇晃。这时,品着法国红葡萄酒,竟有种飘飘然的感觉。朋友感叹说,还是当无知的游客为好,虽被卖画者愚弄了,自己蒙在鼓里,却仍然满心欢喜。只有你我这等识点画的人,横挑竖拣,评头品足,过于理性,失去了感性生活的乐趣。她接着发挥说,艺术和生活原本都是感性的,人也是感性的动物,可是自从亚当和夏娃在乐园里尝了智慧果,人们便理性起来,工于计算得失、长于权衡利弊,以利害关系为处世准则,结果美好的感性生活就烟消云散了。

 

我说,那智慧果不就是伊甸园的苹果吗,阿弗罗蒂特的手里,原本也握着一个金苹果。朋友说,这就是为甚么她喜欢金玫瑰,而对金苹果没甚么兴趣。可是说到巴黎感性的金玫瑰,我在罗浮宫、在红磨坊、在塞纳河都寻访过了,没见踪迹。

 

此时,傍晚的落日余晖从塞纳河西头斜斜地射过来,将天边一块孤独的浮云映得通红,这景色象是一幅印象派的风景画。我们呆呆地看着巴黎上空的这幅画,默不作声,那朵红云就在塞纳河尽头慢慢消散,最后融化在巴黎天际线的深处。

 

朋友对我抿了抿嘴,莞尔一笑。我想,这红云就该是巴黎的金玫瑰了。

 

 

                                                                                     OO三年九月,麻州柏克郡

                                                                                                 发表于纽约《世界日报·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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