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无意读到一篇纪念王小波的文章。才惊觉，四月，正是王小波离世的日子。这篇张为民的文章，顺手转载到自己的博客里，篇幅有些长，写的不够简明。也许缘于热爱吧，才不舍得略去任何一个关于王小波的细节。
一个字里行间都翻卷着幽默与机智的人，一辈子，却是最寂寞。因为他的寂寞，更加倍的热爱他。
我大多读的，都是他的随笔。一直遗憾的，是没有读过他的小说《黄金时代》。据说那是他的鼎盛之作。
三十岁以后，对于时间，是一分一分的精明起来。读书更愿读历史，人文或是科学类别的。对于小说，挑之又挑。一直有个心愿。有空闲的时候，认真的读一遍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然后，把感想写在我的【围炉夜读】里。
四月，一起怀念王小波。一起记忆。魂魄相遇也好。
天舒 4/25 晚
怀念王小波
——张卫民
我自命清高，瞧得上的当代小说家只有寥寥几位。1994年，或者更早时候，偶然见到一本香港出版的《王二风流史》，作者王小波。因为是过路书，未能借走，在别人家匆匆翻了翻，以后就记住了王小波这个名字：令人赞叹的机智，仿佛疯魔的驱使，要穷尽语言的可能性，把语言伸张到极至，形式之曲折多变，结论之直率大胆，在汉语小说中实在是前所未见。我一向认为，当代小说家要末胆小，要末不够聪明，要末二者占全。而小波的探索到底使我看见了亮色。后来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黄金时代》，我才得以细读，经常被小说中到处闪烁着的智慧搞得读了后页忘前页，以至于不得不从第一页重新读起。此后我一有机会就向人推荐王小波，这点好多朋友都可以证明。我早就想写评论小波的文章，为文学界对他的忽略和轻慢而愤愤然，但我没有写，首先是因为我写不好，我觉得这应当比我头脑更清楚、比我更有见识的的人来写更合适。再者，我还有一个偷懒的想法，我觉得小波源源不断地写作本身就是证明，他用不着续貂的文章鼓吹。现在小波死了，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来，我就开始写这篇文章，这对我是一种责任。
第一次见王小波，是1995年春天的某天，周一或周五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坐着百无聊赖，镂克打电话说，王小波来了。我二话没说，下楼到了镂克的办公室。几句寒暄过去，我就对他说：我非常喜欢你的小说，我觉得你的小说是可以传世的。听到这话，他脸上表情木木的，我猜，不会有人这么对他说话，但他自己肯定明白，当然，对他来说，这只是众多说法中的一种说法，他不会拿这种说法当一回事儿。他从一个挎包里拿出一本《黄金时代》，签上名，送给了我。那天没聊什么，他急着去清华卖书。
认识了就免不了要交往，隔一段时间，我们总要喝一次酒，他、镂克、我，三个人少了谁都不行。镂克经常哀叹自己太穷，否则他一定拿重金买断小波的全部作品，似乎也不是为了盈利。我也曾帮他介绍过出版商，谈过几次，但后来不了了之。每次喝酒，他来我们这里多，我们去他家少。每次都看见他晃晃荡荡从过街天桥上走下来，衣着极普通，不修边幅，很难把他从北京街头的人群中辨认出来。他不象北京市民，也不象干部，更不象知识分子，事实上大多数学者和小说家也不会把他看成自己人，我想这是因为在学术和文学两方面小波都比他们高明许多倍，他走得太远，远出他们视线所及。除非读作品和直接交谈，你才会把这个看似粗犷、有时候简直象外地民工的高大汉子同敏捷、敏感、博学、细腻联系起来。
每次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文学。关于文学，我并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因为我很少从别的朋友那里获得直接的教益。但小波是例外，在他面前，我的狂悖就会收敛许多。每次交谈之后，我总有直接的收获，说不定他的哪句话就触动了我，在他也许本是无心，但却使我良久沉思。他阅读之广，令我惊叹，我在他面前提到的每一个作家，他都读过，而且显然下过功夫研究，或褒或贬，一语中的。一天夜晚我读完了《萧伯纳戏剧集》，这套书出版于五十年代，市面上很少见到。我想他未必能读全萧伯纳，心想总算有了显摆的可能，就给他打电话，没想到他对萧伯纳如数家珍，从《匹克梅梁》、《奥古斯都斯尽了本分》，到《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到更冷僻的《苹果车》，他说得头头是道。
说起文学，他怪论时出。有一次说起诺贝尔文学奖，他说从诺奖设立以来，只发对了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哲学家罗素，另一个是德国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我想抬杠，但我拿不准他是不是在开玩笑。还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知道一个叫王道乾的翻译家，我不知道。回家翻书，才知道司汤达的《拉辛和莎士比亚》就是王道乾翻译的，我很喜欢这本书，曾看过两遍，但我没注意译者是谁，小波提起此事，我暗自惭愧。此外王道乾还译过小波很喜欢的法国小说家杜拉斯。小波说，如果说谁曾影响过他（指汉语作家而言），那么此人就是王道乾。至于郭鲁茅巴，小波说，和他没有关系。我没听清楚，忙问谁是郭鲁茅巴，听他一解释，我和镂克忍不住哈哈大笑。那天是96年春节前夕，我们在他家附近的一家饭馆吃涮羊肉，好象也是在那天，他抑扬顿挫、大段大段地背诵了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青铜骑士》。王氏和查氏早年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迫于形势，不得不改事翻译。说起他们的命运，小波神色黯然。
我无条件地喜欢小波的每一篇作品（包括随笔），但我不能完全赞同他关于小说的主张。他认为今天小说的使命是要探索形式的无限可能性，创造无穷无尽的形式的可能，说起这点他总要激动——他很少激动，至少你很难从他脸上看出激动。而我以为，既然生命是有限的，文学就不可能真正自由，更谈不上创造，在这个时代，文学的使命是见证。每逢争论起来，镂克总在一边调和，说小波先有关怀，然后才讲可能性。我理解镂克的话，我想我也理解小波的关怀，但关怀归关怀，主张归主张，这件事要认真。我以为，探索形式可能性的文学是怀疑、智性的文学，而“有限”的文学更倾向于见证，这种文学是祈祷的、呼唤的、安慰的。这种文学只顾着说话，大概腾不出手去关心形式。你可以主张智性的文学，事实上正是小波的作品为我打开了文学的这一维度，但是不能不提祈祷的文学或安慰的文学。实际上就创作实践而言，无论小说还是随笔，小波的关怀是不加掩饰的，文学于他是自由的，但他决不躲进形式里。许多人在大谈自由主义、理想精神，对现实问题却一言不发，而小波不声不响地写作，针砭时弊，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许多荒唐事极尽讥讽，立场之鲜明，文字之漂亮干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关于气功，关于外地民工，关于女权主义，关于近年来时髦的国学热，还有更时髦的“说不”，小波的表态是在替他自己惹祸。我看过他的几乎所有随笔，知道他的理性立场和人道立场是一以贯之的，未曾后退半步。我只见到一次例外（关于这点，我并不能肯定），记得是96年春天，我帮一家杂志找他约稿，正好他刚写了一篇文章讥讽一位女小说家，好几个朋友对此都有微词，文章写得很尖刻，但道理未必错。他似乎有点不安，问我说：“明天要去参加一个会，她可能也去，你说，见了面她会不会照我脸上啐一口？”我说：“你文责自负嘛”。似乎有了解脱，他连声说：对，对，文责自负。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小波的“软弱”，但我觉得很可爱。
我不了解他的经历，虽然我曾试图弄清他同小说主人公的关系——王二到底是谁？王二和王小波有什么关系？我的问题纯属好奇，智力上的某种恶作剧。有几次话到嘴边，但终于没有问。这只能怪罪我念过中文系，懂一点现代文学理论，知道不能庸俗地理解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但我相信，小波的在天之灵决不会嘲笑我这句话：巴尔扎克为他的主人公痛哭流涕，决不是没有缘由的。我并不了解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牵挂，也不曾向他说起自己的牵挂，交往的时间都被文学占了。后来越来越熟悉，话题中又添了时事和政治，而且调侃居多。他的敏锐和犀利是罕见的，哪怕是关于日常小事。好几次他到我家，看着我空空的房间，总要开玩笑说我应该金屋藏娇。他说：我去过很多朋友家，就你家感觉最舒服。我说：我家有什么好？家徒四壁，没一件值钱东西。他反问道：还有什么比空间更值钱？这句话问得真漂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曾说给好几个人听。现在小波走了，我才明白过来，拿时事这些话题去调侃、骂街是没有意思的。我应该和他谈爱情和痛苦，应该继续谈文学，毕竟文学是我们共同热爱的事业，也是我们在世路迷茫中唯一可靠的寄托。而且谈文学应该谈得更细、更技术，他有见识，有经验，他的见识和经验能使我少走许多弯路，对我这个初试小说的人来说，这种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不敢说，小波看重文学超过世上一切，但我敢说，尽管他嘲讽过许多事情，但他嘲讽的锋芒从未对准文学本身。写到这里，我才觉得当初同他争论可能和有限是多么无聊。祈祷的文学和智性的文学分别代表了信仰和理性，事实上在信仰和理性之间，我更信任理性，因为从小到大，人家总在拿信仰捉弄我们。我猜想，小波只谈理性、不谈信仰的苦衷也在于此。我这才明白，他不提生活的有限和重负，因为这本是他写作的前提，所以他转而尝试形式的可能。就象卡尔维诺说：“诗人哲学家乍然敏捷一跃，将自己扬举于世界的重力之上，显示出自己虽有重量，但却拥有掌握轻盈的奥秘。”我觉得，这段话对理解小波的作品有重要意义。
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东西藏得很深，在他嘲讽的背后，肯定有另一种东西。也许是怀疑，也许是失望，也许是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写得很深很远的写作者，如果他突然醒来，发现他用语言构筑的世界与现实格格不入，或者他决意构筑一个荒诞的世界，或者他发现现实比他虚构的世界还要荒诞，这时候他该怎样说话呢？也许他应该沉默，但他热爱语言，不管它怎样被污染，他还对语言抱有信心，而且探求未知、喜欢嘲讽于他是一种天性，我猜想，这是他最终选择用寓言和嘲讽的方式写作、而不是赞美和歌唱的深层原因。所以他给我们留下了这些看似荒诞不经、实则处处闪烁着智慧的洞察的小说，和锋芒毕露的随笔。有朝一日，如果我们有幸拥有一部值得一提的当代汉语文学史，小波的寓言该怎样让后来的研究者争论成一团呀？寓言是理解小波的钥匙，当然，也将是他的误解之源。不过我并不知道，对一个诚实、心性和悟性极高的写作者来说，别人的理解或误解到底有没有用。小波的小说主人公王二说：我从13岁那年就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小波本人是否这样想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是他的亲密朋友，虽然我希望是。我知道我不够格，从年龄、学识到阅历，这些我都不够，如果小波多活几年，我相信我肯定是。简言之，我和他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喜欢他小说、并且自己也打算写小说的人，我有许多想法想和他切磋，准确说是想得到他的验证，结果我就不断去找他喝酒，如此而已。他屡次对我提起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去年，我在他家看见一本卡尔维诺临终前写成的演讲集《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是广州的艾晓明博士寄给他的，书里边好象还有晓明博士的圈点，我们还曾一起感叹过晓明的认真。我几次找他借这本书，他不肯借，说他自己还没有看完。似乎要吊我的胃口，他说：“卡尔维诺关于文学的主张和我比较接近。”说得我更想早点看。后来一位朋友从香港带来这本书，我认真看了，做了许多笔记，正打算找他谈一谈，结果永远没有机会了。
关于死亡，有各种解释，从宗教、哲学到生物学。牧师、苏格拉底和生物学家的说法各有不同，但在我看来，他们想说的话无非只有一句：死未必是坏事。对死者本人来说可能是这样，脱离了尘世的恩爱纷争，终于摆脱了这一切，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微笑，看着我们这些活者的爱和痛苦，他们会说，这一切多没意思呀。但小波之死使我震惊，我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于公于私都一样，我失去了一个幽默风趣、博闻多识的好师长，中国文学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前卫，用健康、最后用生命去赌文学的先知先行。听说他死在电脑前，临死前那一瞬间还在写作，他本应继续在电脑桌前坐着，写出更多令我们拍腿大笑、又令我们掩卷沉思的好作品。噩耗传来后，一个基督徒朋友打来电话，给我念了《约翰福音》里的一段话，大意是说，死者已得喜乐。我也愿意说小波是去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不再有任何烦心事，使他闷闷不乐——去年七、八月份以来，他一直情绪不高，这和时事有关——那个世界还有他喜欢的罗素、萧伯纳和卡尔维诺，同他们当面聊天是何等的快事。但我心里难受，我悟性太差，实在喜乐不起来。
人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动物，那天夜晚，我满怀悲痛，又一次翻开了小波的《黄金时代》，读着读着，我又忍不住吃吃地笑起来，好象我的难受是另一个人的，完全忘了小波已经辞世这个事实。
小波一去，足见命运的叵测，生之短暂、死之忧患且不必论，好人一路平安的说法再也无法让我相信，无法阻止我说出渎神的话。上帝管我们的良心，管我们的来世，惟独不肯管我们的今生，不肯让好人和聪明人多活一些时候。好人未必聪明，聪明人未必好，但小波实在是一个好聪明人。关于生命和死亡，我说不出更深的道理。回忆同样也是靠不住的东西，滤去了多少闪光的价值，只给我们留下一些琐事和碎片。以至于关于小波，似乎只有琐事可说。去年冬天，一位记者小姐屡次想见小波，我把他约来了。又是那个高大的身躯，慢慢悠悠从苏州桥南端的过街天桥上走下来，拎着一个白色的布兜儿，里面装着他几篇随笔，因为在此之前，我曾当面指责他有些随笔写得有水分，他解释说，好的都让人家枪毙了。他带来的这几篇就是被编辑毙掉的那几篇，特意给我们看，果然不错。记得当时他说：我把这几篇死尸带来了。这本是件小事，他如此看重，可见他的认真。那天喝了不少啤酒，记者小姐觉得不过瘾，提议喝干白，并说干白的钱由她来付，小波开玩笑说，酒钱怎么能让小姐出？我争辩说，小姐月入四千，我月入八百，四千块和八百块当然不一样，所以就顾不得自尊了。小波一挥手，大将风度地说，那就都去八百块家喝茶吧。
然后就去八百块家喝茶。酒已微醺，说话也颠三倒四，文学、时事和幽默混在一起，颇有后现代之感。我又同他纠缠可能和有限，这个话题自然仍没有结果。
那天晚上，他谈起想接办一份杂志，吆喝几个朋友一块儿操作。问起我们都熟悉的一家杂志的近况，我干脆地拒绝说我没有兴趣，现在我只想写小说。他郑重其事地同我碰杯，他说，为了你这句话，干杯！我知道这不是为我，而是为了我们都热爱的文学，尽管如此，我心里仍很欣慰，仿佛得到了莫大鼓励。
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3月12日，距他突然辞世不足一个月。我和镂克又去找他喝酒，一进屋，看见他正在鼓捣新买的电脑，边鼓捣边抱怨说现在的电脑商骗人，净卖给人坏东西。我刚买电脑，处在对有关电脑的所有知识都感兴趣的阶段，看见他的文件目录用卡通图形显示，每一个文件目录都有王二的字样，我大为诧异，向他请教，他说，容易得很。后来下楼去吃红焖羊肉，我忘了问，他也忘了解释。喝酒时不知怎么扯起了《廊桥遗梦》，我开玩笑说：凡喜欢《廊桥遗梦》的女读者都不可能喜欢王小波。他笑了笑，没作声。后来又说起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他问我是否看过，我说，这部电影没劲，全靠伊斯特伍德和斯特里普两个大牌明星撑着，否则就没人看了。小波说：那当然了，人家看电影就是看大明星睡觉，多过瘾呀，我在美国时，有人跟我说伊斯特伍德多么性感，连脸上的皱纹都性感，我说我脸上也有皱纹呀，怎么就不性感呢？——典型的王小波风格，一句话就解构了伊斯特伍德的魅力，我和镂克哈哈大笑。
近来我写了不少随笔，我在写作时，随时都感觉到小波风格的魅力，道理说得那么透彻，而语言又那么直率明白，我很难挣脱他的影响。作为一个热爱智慧的人，我一提笔就想模仿他；作为一个有自尊心的写作者，我却非常苦恼。我对他说，我写的东西越来越象王小波了。他停了一会儿说：写作，就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那天下午下起了小雨，冒雨回他家喝咖啡，话题又回到文学。那天他说得很多。我们讨论什么样的诗人最可爱，他说，悲情诗人最可爱，接着他引述卡夫卡的一句话：“一切障碍都可以击倒我”，这句话竟然成了谶言。现在想起这句话，我心里分外难受，但当时哪里会想到这会应验在他身上呢？我告诉他，我再也不想写什么随笔了，谈些劳什子文化问题没有意思，要写就写小说。记得他当时反问我：小说写什么？我说，写爱情，写爱情的脆弱和爱情的失败。他马上说：对，就是要写爱情。当时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他斜靠在椅子上，似乎有点激动，又显得很严肃。交往几年，类似的神情我只见过两次，一次是我说要写小说（去年冬天），再就是这一次。两次都和小说有关。过去聊天，说起身边比比皆是的荒唐事，我总要愤愤不平地骂街，他调侃说我是一个愤怒的青年。那天说起我想写小说，他说：卫民终于不是愤怒的青年了。
后来他说起北京的嘈杂。他想在郊外买一所农房，在那里呼吸新鲜空气，安安静静地写作。我们就交通、供暖、厕所等问题讨论了半天，结论是先租一处，住住看再说。告辞时，我和镂克已走下半层楼梯，他还嚷嚷说：常联系啊。这是我听到的他最后一句话。
后来我真的和几个朋友一起到怀柔、密云打听过房价，发现房价并不算贵，本想给他打电话，就听到了噩耗，这个电话永远打不成了。
1997年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