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们

王朔，王小波，卫慧，韩寒，郭敬明

比较这五个作家，是有一定意义的，他们代表了整个中国文坛变迁的一个过程。一种从党性文章到人文性文章的一个过渡。

首先讨论王朔和王小波，这两个作家都可暂称北派作家，属于北京文化人的底子，带着沉重哲学性思维的人，虽然王朔的文章更有草根性和痞子味，但两人的基调类似。属于黑色世界中的幽默探讨者，在沉重思维转换模式中冲击着西方哲学思维理论但又无法施之以行的哀叹者。他们用类似轻松的笔调沉重刻画了那代人对于人本性的思维，摆脱了一统思维的格局，却又不知道如何放宽自己寻找光明和希望。

再说卫慧，卫慧作为海派文化的代表，牺牲性的扛起了海派文化对于人本性的表象思维，如果说韩寒是被压制，那卫慧当时的批判局面简直就是文革再起，直至最后书本作为黄色书籍被封。但说卫慧有思考性，也可以说是一种错误，在我看来，卫慧更多是对西方文化表象的挪用，在西方文化发展到了70年代之后，其实质内容也从精神性更多的转向了物质性表象性，而卫慧正是如此的拿来了那段西方，并且在中国的土地上脱光了开花，这其中对无数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误导不得不说是种悲哀，也是种中国开放的必然。卫慧没有思考，她知道她很痛苦，但她不知道根源，直至如今，我想她还在思索。

最后说韩寒和郭敬明，这两个80年代被炒作最热的新生派作家，相比较，我还倾向韩寒一些，至少他的模仿比郭敬明少点。但作为我们这代经历了思维巨大转变的来说，他们的作品的确可以说太简单，太浮夸。但他们属于人文化的一代，他们受到了我们这些非人文化的巨大压制，这种压制可以说导致了他们作品中的悲哀成分。他们学会了背叛，但比起我们这代的背叛，他们更趋向妥协，这也是那代人的出生年代导致，接近小康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性格上的温和性并且体现在他们所写的书本中。但他们将扛起中国人文的大旗，继续向前进。



王朔和金庸

王朔和金庸曾经有过一争，这场争论无厘头了些，但却不可避免。

王朔立足思维，但其实还是一个流行文坛的作家，因此他看重的仍旧是作品的流通性和市场性。金庸在此点上更是通俗文化的代言人，因此都拨去了思维性这层虚伪的面纱，直接迎合广大人民的实际心理需求。这也是流行文化的直接定义，无需思考，但需要满足人的渴望。
人的渴望是什么？希望成功，希望别人的认可，对于男人来说，更多的有地位，名声或者女人的仰慕。（主体讨论男性，是由于女权在中国或者在整个亚洲都在模仿表象行为，而非得到认可的东西）在此点上，金庸的作品无一不满足这些点。这也是西方流行作品的类似之处，就是主人公由弱小者变成了众人仰慕者，这种文笔最早可以追述至大仲马的小说。
金庸的伟大，在于融合了中国的文化，就是他使用了西方流行小说的模式，套入了中国的历史人文。（在此点上，古龙采用的是另一套西方流行小说模式，但不在此篇文章中讨论）因此，金庸的小说更加迎合大众需求，满足百姓心理。可以说，他的小说是能够在有中文字的地方就能够生存的。


相比较，王朔的小说并没有如此的流通性，或许在中国的北方有，但在中国的南方却远远达不到。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哲学性思维，换句话说，哲性思维只能是部分人能够达到的，在佛学上称为悟性。
中国人文在孔孟学说中被压制了几千年，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群体，也就是属于被人文的比较彻底的，（相比较，台湾人的没有如此彻底，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倾向香港文化，厌恶台湾文化）金庸是在这种文化导向下开始其最昌盛的文艺创作。
而王朔的思维是基于特殊时代的特殊性思维，文*革作为中国大陆特有的文化现象，沉重的影响了几代人，更或者说，党性一体思维无时不刻的在大陆各种文化现象中得到体现，直至如今仍旧捆绑着人性的实体发展。这种党性一体思维其实更多的是孔孟学说和马列思想的结合体。王朔引入了西方哲学，但他的哲学是幽默性质的，这也满足了人的本性，喜欢轻松多余沉重，但正由于如此，王朔的哲学是表层泛泛的，而且他并没有结合哲学以外的西方其他文化形式的发展。因此这也局限了他小说的流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