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谨以此文纪念文革四十周年。
文革距今已经四十年了。
四十年前，先是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文革的序曲，跟着，聂元梓的大字报（陆平，宋硕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拉开了文革的帷幕。伟大领袖则用他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正式将文革推向高潮。从此，北大陷入了长达十年的动荡之中。
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除了伟大领袖一个人，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还要发生什么？ 卷入文革的人们，谁都觉得自己正确。谁都觉得这世界上舍我其谁。谁都觉得自己是和毛主席站在一起。谁都觉得自己是在为真理作一次最后的斗争。一切都疯狂了。北大就如同一艘船，航行在文革的惊涛骇浪里，只不过，它被抛在风口浪尖上，不知道要驶向哪里。每天都有新事情出现，每天都有新的名字听到。先是校长陆平被揪斗，各个系的教授被揪斗，然后是翦伯赞夫妇自杀，然后是家里有问题的学生被揪斗，然后是邓朴方跳楼，然后是。。。 今天陈伯达来了，明天康生来了，后天江青又发表讲话了。整个北大，整个北京，整个中国就如同一个比一个大的舞台，各色人物，走马灯般的，你来我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北京高校范围内，五大学生领袖不甘人后地制造了一出又一出令人匪夷所思的闹剧。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的红旗，从四川三线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批斗；北京师范大学覃厚兰的红卫兵跑到曲阜砸了孔庙；地质学院王大宾的东方红在中南海门前设立了揪刘少奇火线，高音喇叭直对中南海广播；清华大学蒯大富的红卫兵则干脆以女儿车祸为名，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骗出中南海，然后把刘少奇放回去，把王光美脖子上挂上用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在清华大学进行批斗。人性，已彻底泯灭；法律，已无处可循；道德，被踩在脚下；良心，又值多少钱一斤。多少年后回首往事，想起这些疯狂的日子，在人们反思这段岁月时，我竟觉得实在是有些不幸中万幸的感觉。冥冥之中，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中国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想到那些和德国党卫军冲锋队差不多的红卫兵，想到红卫兵和党卫军迫害犹太人一样迫害殴打老师，你会觉得中国差一点就重演了一出第三帝国的兴亡。
由于政治认识上的分歧，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没有多久，分成了两派，天派和地派。清华大学分成了井冈山和4.14。北大学生分成了新北大和井冈山两派。北大，这个出过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物的最高学府，此时，不仅容不下一张书桌，简直连个安全的落脚之地都找不到了。北大已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起先是两派各自占据了一些教学楼和宿舍楼。为的是自己一派的人活动起来方便。但是，随着江青文攻武卫的口号，武斗的熊熊烈火很快就被点燃了。两派之间的争斗也迅速由互相贴大字报攻击，互相辱骂，升级到武装斗争，刀兵相见了。魔鬼从所罗门的锡瓶里放出来了。
按照正常的思维，实在是搞不懂，人性在那个年代怎么会被扭曲成那样。如果说，二十一，二岁的大学生是愚昧无知，狂热冲动，盲目狂妄，受人指使，那么，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身为哲学系总支书记的十三级干部聂元梓，就只能说是权欲，野心，私利，卑鄙了。若在今天，许多事情，想都想不出来。那些刚刚二十岁出头的学生，在人们眼里，还不过是孩子，若在今天，若是做出那些事情来，早就被父母叫回家里加以管教了。可在那时，一切显得那么顺理成章。一切都属于造反有理的范畴。一切斯文全都扫在地下，一切丑恶全都展现出来，一切邪恶全都释放出来了。书法好的，去写大字报; 学中文的，去写批判文章；学历史的，去引经据典，攻击别人；学无线电的，去制作高音喇叭；学化学的，去制造燃烧弹；学物理的，去制造武斗用的长矛，强力弹弓。一切该用在正道上的东西，全都用来服从于邪恶了。
到了冬天，大字报贴出后，怕别人撕，泼上水，如同冻在玻璃窗内。但很快就发现这样太书生气了，太温良恭俭让了。这一派写完大字报，那一派就去撕，这一派就去护。于是，先是老拳相见，进而棍棒相交，直至后来发展到钢管长矛。
高音喇叭，树在楼顶，九个一串，如同糖葫芦一般，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转，想朝哪个方向定向播音，就向哪个方向播音。新北大的头头是聂元梓。井冈山的头头是牛辉林。高音喇叭里天天骂声不绝于耳。这边的高音喇叭上卦了一串破鞋，叫嚷着“聂破鞋和她的徒子徒孙们”，那边则是是“牛头山的蒋军弟兄们，不敢来进攻我们就不是牛种”。真不知北大怎么教出了这等学子。叫骂之声，西至颐和园，东至五道口，方圆十几里内，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于是，这一派的高音喇叭就成了另一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拥有高音喇叭的宿舍楼，就成了进攻的首要目标。刚开始时，是一边仗着人多势众，趁另一派不备，蜂拥进另一派的楼，进行破坏。而另一派则火速增援，再加以返攻报复。随着被打伤的人越来越多，武器，也越来越凶狠了。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下面，怎么干都不为过。短兵相接时用的木棍变成了钢管。再升级，钢管前面斜着削去一段，变成了长矛。冲锋前手持长矛，高呼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自制的燃烧弹应运而生。化学实验室里有的东西正好可以使用。一个玻璃瓶里装上白磷，另一个玻璃瓶里装进乙醚或者酒精。扔出去以后，玻璃瓶破碎，白磷遇到空气可以自燃，乙醚，酒精就是助燃剂。
强力弹弓，此时已经不是孩童手中打麻雀的弹弓了。三轮车内胎代替了橡皮筋，做弹弓架子的材料，由胳膊粗的钢管代替了普通的钢丝。而子弹，已不是一粒小石子，而是一整块的砖头。弹射时，两个人同时向后拉夹着砖头的布兜，一松手，砖头呼啸着向百米开外的楼房射去。打在砖墙上，是一个大洞，打在窗上，整个窗户连玻璃带窗框，全都打得粉碎。那时的北大，几乎没有一座楼有完整的门窗。从楼下走过，看到的都是藏在窗后虎视眈眈，严阵以待的学生。
课堂里的桌椅，全都拆了作为武斗之用。或是堆积在楼道的入口处，防止另一派冲进来，或是堆在窗口前，作为抵抗进攻时用的武器。没有人觉得这是破坏公物的行为，没有人对给了他们知识的学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这一切，做得是那么心安理得。
教室，宿舍里的暖气片，已全部拆下，作为打击对方进攻时用的滚木擂石。对方进攻时，楼上窗里就把一片片的暖气砸下来。好多楼前面，都是遍地的暖气片，破烂桌椅。这个学校，这个社会，这个制度只给了他们知识，却没有给他们常识。只教給他们怎样做英雄，却没有教給他们怎样做一个正常的人，基本的人。
宿舍里的单人床双人床，统统拆掉。除了堆在楼前，楼内作为路障以外，另一个用途，就是攻楼时抵挡楼上扔下来的桌椅板凳，砖头瓦片。进攻时，四个人每人擎起这一支床腿，十几张床一个挨一个，组成一个通道，通向要进攻的楼前。负责冲锋的学生，则头戴柳条帽，身穿厚厚的黄棉袄，手拿钢管削成的长矛，从这些床组成的通道下面冲向楼门口。而这些双手擎起的木床通道，毕竟经不住四层楼上重重砸下的暖气片。因此，两派之间的攻防，相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不甘进攻失败学生们找到校园的暖气管道图，夜里，从暖气管道潜入一层楼，占据了一层楼。而被俘的学生，出来时，最轻的身上也要挨上几棍。
北大南门面对的是从中关村通往海淀的一条马路。这条马路也是和外界保持联系的一条必经之路。由于这一派占据了南校门，另一派就赶紧占据了离南校门另一侧往西不远，靠近海淀镇的几座楼。并把围墙打开一个大缺口，作为进出的通道。
马路南面，有一条有名的胡同，叫做军机处，就是多次在清宫戏里出现的那个名字。紧挨着军机处，有一个饭馆，叫长征食堂。为了堵住这个出口，这一派的学生就占领了这个长征食堂，在里面架上了强力弹弓，对这几座楼实行封锁，并企图攻下这几座楼。隔着马路，强力弹弓就可以把砖头射到这几座楼上。而另一派，为了阻止对方的进攻，大概是学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四平守将陈明仁的办法，把靠近北大一侧的马路上，全都撒满了绿豆。弄得人走到绿豆上就打滑，根本站不住。
这样一来，公共汽车只好都开到马路的另一侧，不足百米的路，要开十几分钟。那个地方有个公共汽车站，行人只好到马路中间等汽车。还要随时留意武斗是否会在身后发生。最后，车站只好挪位。
这场武斗就这样，你来我往，持续了几个月。一直到伟大领袖觉得该收场了，才一声令下，派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武斗遂宣告结束。直到这时甚至后来很长时间以后，人们才明白，自己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张牌，一颗棋子，甚至连这都算不上。自己以及同伴以及敌对一方的学业，青春以致生命，都在别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间化为泡影。
武斗后的北大，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没有一座楼有完整的门窗，没有一座楼有畅通的水电。教室里没有桌椅，实验室里没有仪器。系里不见教师，校园里少见学生。而这，只是发生在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离文革结束的1976年还有九年之遥。这些，仅仅是眼里看到的，物质上的。而随之而来的精神上的斗争，批判，才刚刚开始。这以后，北大人的灵魂和人性还有更近一步的展现。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的，投机取巧，左右逢源的，卖身投靠，认贼作父，出卖良心的，这一切遗留下来的，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但愿人们不会忘记。
物质上的损坏，今天早已修补好了。看看今天的北大，湖光塔影，高楼大厦，还想得出当年的样子吗？
当莘莘学子们坐在北大明亮的教室里时，当人们读着《47楼207》时，还有多少人知道，四十年前，在这些楼里，北大的学生，发生过武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