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本文提要：在“六四”血案十七周年祭奠之际，有必要对此历史事件作一个文化的审视和历史的观照。虽然邓小平对此血案有着不可推诿的罪责，但当时最有可能阻止这场血案发生的赵紫阳，也同样犯有不可忽视的过错。赵紫阳当时的位置在邓小平和学生运动之间，他非但没有调解邓小平和学生可能发生的冲突，反而以官场上的圆滑不断地从中脱身，把学生运动推给了邓小平，同时也把邓小平推给了学生运动，导致了血案的发生。此外，从邓小平跟胡耀邦之间的那次历史性的谈话中可以得知，真正不愿退休的不是邓小平，而是赵紫阳。邓小平原意是想通过他和胡耀邦、赵紫阳的带头退休，建立最高权力的退休制度，以防止毛泽东时代的独裁和家天下的复辟。可是，赵紫阳及其智囊却以“新权威主义”加以抵制，造成了上层最高权力的致命冲突，导致了一九八九年的那场学生运动以“六四”惨案告终。 邓小平断然开枪，结果打掉了什么？ 以“猫论”着称的邓小平，安邦治国确实是只好猫；可是一旦面对群众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就变成了一只坏猫，恶猫。 长于治国，短于治人 就共产党的领袖素质而言，邓小平长于治国，短于治人。邓小平具有曾国藩那样的改革开放能力，却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文化高度和历史视野。毛泽东擅长运动群众，而邓小平却害怕群众运动。早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时候，邓小平就显露出了厌恶群众运动的秉性。尽管邓小平曾经是一九七六年“四五”群众运动的最大获益者，但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邓小平的冲击、对他家人造成的伤害，却使他加深了对群众运动的厌恶，并且还因此成了他的一个心理情结。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之交，邓小平重新复出。上台伊始，他就宣布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曾经是毛泽东用来运动群众的有力武器，也是中国民众籍以向政府表达意见的主要途径。一九七六年春天，邓小平从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群众集会中，听到过同情他和支持他的声音。但邓小平并不领情。 一九八0年，邓小平取缔了西单民主墙，不允许民众再以大字报的方式向党提意见。一九八七年初，邓小平以撤销胡耀邦总书记职务和点名批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方式，向一九八六年底的学生运动表明了势不两立的态度。 邓小平一方面吸取了毛泽东的独裁教训，努力建立集体领导；一方面又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一党专制，既不容他党参政，也不容他人议政。邓小平通过退休制度的确立，成功地将共产党由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党转变成了致力于改革开放和安邦治国的执政党。同时，他又以默许子女经商，以身作则地开始了权力寻租、以权换钱的官僚资本主义。邓小平虽然不再重蹈毛泽东式的家天下和世袭制，让子女经商、而不是让他们准备接班；但邓小平又不肯放弃党天下的政治体制，横眉冷对民众的言论权利、信仰权利、议政权利和参政权利。可见，以“六四”开枪结束学生运动，并不是邓小平的心血来潮，而是他一贯的政治立场，也是他对群众运动长期抱有的敌意。 邓小平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弹压，不仅忘记了五年前学生以“小平，您好！”的横幅向他表示的支持和友好，而且也忘记了中国民众在七十年代中后期不惜流血牺牲向他表示的拥戴。文化大革命时军队支左，连枪都不敢带，只带毛泽东的语录。蒋介石面对汹涌澎湃的学生请愿，宁可下跪也不肯开枪。邓小平在面对民众时的高度，比不上毛泽东是可以理解的，但比不上蒋介石，却实在是矮得可以了。须知，正是当年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肆意屠杀，使中国共产党拥有了巨大的道义资源。 邓小平的断然开枪，打掉了无数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换来的正义感和道德优越感。这使许多老共产党人痛心疾首。当年的血，白流了；当年的牢房，也白坐了。线儿长，针儿密，不再用来绣红旗，而是用来编织裹尸布了。 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 邓小平的断然开枪，也打掉了人民军队的人民性，致使一些老将军气愤难平：人民的军队，竟然向人民开枪！ 邓小平的断然开枪，不要说在毛泽东那里通不过，就是在列宁那里也行不通，尤其马克思的在天之灵，更是因此哭笑不得。毛泽东曾经斩钉截铁地说过，镇压群众运动，绝没有好下场。列宁会对邓小平说，本来还以为你又要搞一次十月革命，没想到你把中国的一九八九年变成了俄国的一九○五年！马克思会把邓小平定为千古罪人。因为邓小平的开枪，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结。整个一场共产主义，从巴黎公社开始，到“六四”惨案结束。一个直接的历史效应便是，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纷纷倒地。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不过打了个盹，醒来发现，《法兰西内战》里的梯也尔为成了邓小平。小平同志，真是玩笑开大了。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难道连《法兰西内战》都不曾读一读么？ 将近一百年前的慈禧太后，杀了几个书生，弄得灰头土脸，后来还差点被八国联军扯去听政的垂帘。一九八九年的邓小平杀了那么多的无辜百姓，竟然好意思慰问军队。当年周武王打下朝歌，恭恭敬敬地拜访殷商大贤箕子；还下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表示要与暴力革命一切两断。那还是两军交战，两国相争。而今，邓小平杀了手无寸铁的百姓，竟然都不知道说声对不起，硬生生地让那些孩子们的妈妈，变成了“天安门母亲”。 毛泽东搞继续革命，确实是站在穷人的立场，站在陈胜吴广的立场。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选择的是富人的立场。邓小平不喜穷人，也不喜知识分子。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没读过大学，却始终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就算没有那个退休事件，胡耀邦也早晚会和邓小平分道扬镳。 成为先富起来的富人，虽然基于不公平的竞争，但也颇有黑格尔说的意思，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只是黑格尔没有说过，凡是合理的，就可以是没有底线的。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越过了底线。因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不可以杀死没有富起来的穷人。“六四”惨案的无辜死难者，绝大部分是可怜的穷苦人。就算是读上了大学的学子，也是穷人家的孩子。且不论“六四”是否平反，至少得给死了孩子的穷苦百姓一个说法，一点补偿。 二、赵紫阳本来可以阻止惨案发生，可是他却抽身走开了 倘若以戊戌变法来比较的话，那么赵紫阳的角色就像是重演了一次光绪皇帝。但赵紫阳并不真的是光绪。赵紫阳比光绪要聪明得多。光绪连自己的爱妃都保不住，可是赵紫阳却能够在一场惊涛骇浪里，带领着全家人平安度过，毫发无损。相比于邓小平的一身血污，赵紫阳干净得一尘不染。 将来的历史家家，平心静气地面对历史时，他们会发现，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其实是有一个人可以阻止惨案发生的，那就是赵紫阳。也只有赵紫阳，可以化解邓小平和学生运动之间的过结。学生运动兴起之后，最令人担心的就是，让学生直接面对邓小平。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那股怒气和那种情结，赵紫阳不会不知道。而且，赵紫阳更为清楚的是，邓小平是真心实意想要以身作则地建立退休制度的。然而，赵紫阳不仅聪明绝顶地把学生运动推给了邓小平，而且有关邓小平通过胡耀邦向他透露的退休计划，他不仅极为世故地三缄其口，还借跟戈尔巴乔夫会面的机会向学生暗示，他们的命运，乃是握在邓小平手里，跟他赵紫阳无关。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个普通人，赵紫阳完全有权利选择自保，就像在战场上，士兵有权利选择投降。放弃责任，也是一种自由。但问题在于，得把真相说清楚。邓小平确实不喜欢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但在建立退休制度上，邓小平是真心诚意的。并不是邓小平不肯退休，导致了上层最高权力的冲突，而是邓小平的退休计划被搁浅，造成了高层的动荡和不安。 不善言辞的邓小平，对于他所从事的改革，确实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想法。其切实可行之处在于，该冒险的时候就冒险，该稳重的时候就稳重。政治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真的成了一门艺术。就政治是一门艺术而言，胡耀邦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艺术家。他的天真，将政治改革弄巧成拙。赵紫阳似乎懂得这门艺术，可是却把自己的政治才智交付给了自私的聪明。邓小平的退休计划，先是被胡耀邦打乱，后是遭到了赵紫阳的抵制。赵紫阳的智囊们，以新权威主义的造势，把邓小平逼向死角。 其实，邓小平是预感到赵紫阳不肯退休的。这可能也是他之所以把退休设想透露给胡耀邦，而不是直接告诉赵紫阳的原因之一。邓小平相信胡耀邦是肯退休的，但对于赵紫阳是否愿意退休，邓小平没有把握。 在后来经网路广为流传的那次历史性的谈话中，邓小平告诉胡耀邦说：“我全下，辞去军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主席，总书记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引自《国史通鉴》第四卷187页）邓小平向胡耀邦如此交底，并非是故作姿态。早在一九八四年与金庸的一次会面中，邓小平就已经透露了自己不愿当主席的退休想法。邓小平虽然固执，但却实在，不会像毛泽东那样玩欲擒故纵之类的游戏。 三、胡太天真，赵太聪明 问题是出在胡耀邦太天真。天真之于艺术家是必备的，但天真之于政治家，却是一个致命伤。天真的胡耀邦，混沌未开，其心态依然停留于当年儿童团时的红小鬼，丝毫没有掂出邓小平上述一番话的份量。胡耀邦把一个极为重大的政治步骤，当作了如同上班告假那样的家常小事，随随便便地捅了出去。并且，还没有把话说清楚，说准确。有关高层退休的话题，传到后来，竟然变成了胡耀邦劝退邓小平，而不是邓小平告诉胡耀邦，他有个退休的设想。 邓小平改革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只做不说。邓小平把一个绝对不能言说更不可谈论的秘密，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只消老练一些，就应该明白此事一旦说出去，就有可能做不成。当然了，假如按照西方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胡耀邦如此率真，并没什么过错。假如参照苏联东欧后来发生的巨变，邓小平的决定退休，又好像算不上是政治改革的大手笔。但邓小平面对的是中国的历史，而胡耀邦所置身的是中国式的政治环境。无论是相对于几千年的专制传统，还是从以后的历史进展来看，邓小平跨出这一步，都是一种极限意义上的努力。 与胡耀邦误在太天真不同，赵紫阳是错在太聪明。聪明本身是无可指责的，况且赵紫阳在政治上的活力，也是因为他的聪明所造就的。作为改革开放的三位共事者，主持人邓小平介于传统文化和商业文明之间，胡耀邦是由于复活了“五四”精神而青春焕发，而赵紫阳的过人之处是能够在文化心理上提前进入商业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赵紫阳的聪明使他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领先于邓小平和胡耀邦。正是这样的领先，使他对天真的胡耀邦有些不以为然，也产生了与邓小平分庭抗礼的冲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赵紫阳和邓小平的冲突，是两种历史合理性的碰撞。把中国历史从专制传统里解放出来，进入商业文明社会，此乃大势所趋。与邓小平代表着历史的可能性相比，赵紫阳代表了历史的趋势。赵紫阳很聪明地走到了邓小平前面，也走到了胡耀邦的前面。虽然胡耀邦本着早期共产党的“五四”激情，充满青春活力，颇有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之明亮，但对于商业文明的思维和观念，却不无茫然。相比之下，赵紫阳领略到了胡耀邦不曾意识到的商业文明，在高尔夫球场充满自信地一杆杆击向未来。 平心而论，以赵紫阳的聪明，在一个商业文明世界里，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他的悲剧在于，他所置身的却是一个中国式的传统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不仅天真会成为灾难，聪明也会被聪明所误。按照现代商业文明观念，像胡耀邦这么天真的人倒台，就好比不会做生意的人做砸了一笔生意，是没什么可同情的。胡耀邦下台的时候，赵紫阳的反应就是这么现代的。赵紫阳的下意识里可能还会认为，像胡耀邦这么孩子气十足的人，早该让贤了。因此，赵紫阳非但没有向胡耀邦施以援手，而且还十分平静地、仿佛早就预料到了似地从胡耀邦手中接过了总书记的大权。 赵紫阳显然不太知道，商业文明的聪明再现代，也及不上中国式的政治智慧。按照中国式的政治游戏规则，赵紫阳和胡耀邦作为邓小平的左右手，无论谁遇难，都是唇亡齿寒。赵紫阳和胡耀邦二者，不管彼此间有什么成见，不管彼此间产生过什么矛盾，必须以同进共退、作为各自保护也是互相保护的前提。当邓小平准备废黜胡耀邦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可以阻止，那就是赵紫阳。但这样的阻止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质朴，或者说愚钝。因为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不会做这种傻事，尤其是一个商业社会的聪明人。 赵紫阳在很聪明地接过胡耀邦手中的权力时，同时也向邓小平间接地表达了，他赵紫阳是不会按照邓小平安排的计划主动退休的。此刻的赵紫阳，正值雄心勃勃之际。观念上的领先，使他产生了许多憧憬。尤其是他周围的幕僚，以新权威主义作口号的造势，正在使他蒸蒸日上。电视片《河殇》轰轰烈烈的播出，更是火上浇油。一代新主，呼之欲出。作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一面是胡耀邦仿佛林黛玉一般被冷落到一边，只能悲悲切切地烧烧诗稿；一面却是赵紫阳好比薛宝钗似的，正准备欢天喜地的进入洞房。赵紫阳一点都没有觉察到，邓小平想要避开的一只蛰伏在邓小平内心深处的猛虎，正在慢慢醒过来。 如果说，胡耀邦的天真不过是让邓小平恨铁不成钢，那么赵紫阳的如日中天，却让邓小平感觉像被蛰了一下似的非常不自在。就算没有后来的“六四”学潮，赵紫阳早晚也会成为邓小平自断臂膊的下一个目标。就算邓小平并不嫉妒赵紫阳的日渐坐大，也会为赵紫阳不想按照他邓小平暗中定下的计划退休而不无恼意。正如赵紫阳认为自己的观念是最领先的，邓小平认定自己的安排是最可行的。在最领先的和最可行的之间，谁胜谁负，按照商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可能是难以判断的，但在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里，却是一目了然的。 倘若说赵紫阳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可能会遭到不测，那也并不尽然。要不，就无法解释赵紫阳在学潮面前的一避再避。赵紫阳期待着水到渠成，但绝不主动出击。赵紫阳的第一避，就是借访问朝鲜的机会，扬长而去。假如仅从官场较量而言，赵紫阳此举无疑是聪明的，把难题留给他人，然后自己回来从从容容地收拾残局。但问题在于，赵紫阳面对的不只是一场官场上的权力斗争，而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此时此刻，不要说访问朝鲜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即便是访问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赵紫阳也不能扔下如火如荼地已经燃遍全中国的学潮不管。 赵紫阳虽然没有借学潮向邓小平发难，但他的甩手而去，却间接地给了邓小平一记闷拳。因为事情非常简单，必须要有人负责。赵紫阳不负责，那么只好请邓小平开口。邓小平一开口，就从嘴里跳出了那只醒过来了的专制猛虎。你们要闹事，好吧，我有三百万军队。学潮于是被定性为动乱。 邓小平的恼怒，明里是针对勾起他文革回忆的学生运动，暗里是给赵紫阳甩手而去的一个回应。只是对学生运动的不满是可以明说的，而对赵紫阳的不快却是只能暗示的。赵紫阳当然不会不知道邓小平为何给学生运动作如此定性，他的回击是一下太极推手，似乎漫不经心地向戈尔巴乔夫透露，邓小平才是真正的当家人。赵紫阳由此再一次以商业文明的思维方式，作了一次中国官场上的运作：你不是开口了么，那么就请你负责了。自此，一直身处后台的邓小平，被一下子推到了最前面，并且作为学生运动最直接的对立面，就像当年作为走资派面对红卫兵一样。 本来是应该由赵紫阳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威信去平息学潮。这样既保护了素来不喜学生运动的邓小平，又消除了学生运动在激情之下的锋芒所向。因为要想保护学生，首先应该保护邓小平，不让他成为学生运动的对立面。这就像当年的红卫兵想要揪斗陈毅时，周恩来死死地挡在前面。因为周恩来知道，他保护的不啻是一个陈毅。同样道理，赵紫阳假如能够保护邓小平，那么他所保护的也远远不啻是一个邓小平，而是全体学生，而是所有卷入学潮的中国民众，而是由邓小平和他赵紫阳以及胡耀邦共同努力开创的改革开放大局。 但赵紫阳没有这样做。赵紫阳没有这么做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不肯退休，尤其是不肯按照邓小平的计划退休。从赵紫阳的一系列作为，包括他给邓小平写的那封对胡耀邦不无微词的长信来看，他希望天真的胡耀邦退休，甚至希望在他看来已经显得保守的邓小平退休，然后由他独掌大权。 面对学生运动时，聪明的赵紫阳又聪明地以为，这可能是他借助学潮逼退邓小平的一个机会。他不知道他把学潮作为一个难题推给邓小平时，也给学生出了一个大难题。素有心理创伤的邓小平不可能以理性的方式，和平地解决学潮这个难题。而学生也没有能力解决邓小平这个难题。既能够解决邓小平这个难题，又能够解决学潮这个难题的，只有赵紫阳。赵紫阳应该知道个中三昧。但他自作聪明地从中抽身，听凭那二个难题彼此激烈冲撞。 四、没有赢家，两败俱伤 “六四”过后，人们很不理解邓家子女何以对赵紫阳恨得咬牙切齿，因为谁也不知道此中的奥妙，不明白其间的利害关系。这是按照学术观念和道德标准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人们只知道把赵紫阳奉为英雄，把邓小平钉上耻辱柱。也许只有邓家的子女，才会深切地体味到，其父亲在下令开枪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就邓小平和学生运动而言，“六四”没有赢家，双方两败俱伤。 这个两败俱伤的结局，赵紫阳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胡耀邦下台时，赵紫阳没有以跟胡耀邦共进退来努力保住胡耀邦，已经很不明智了。此刻，在学潮面前，赵紫阳以更不明智的方式，将学潮和邓小平同时置于死地。因为面对一九八九年的学潮，赵紫阳比邓小平更合适也更可能成为学潮面前的周恩来。不论周恩来的历史功过如何，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之交，是中国历史上最最需要周恩来的时刻。而且，最合适扮演这一历史角色的，就是赵紫阳。要让学生退回学校，要让邓小平收回那只跳出口的猛虎，唯有挡住学生，劝退学生。而要劝退学生，又必须让学生消除对邓小平的敌意。事实上，在学生和邓小平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敌对关系。学生对学校里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痛恨、对学校里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欺负学生事件的积怨，远远超过对邓小平的不满。但是，愤怒就像爱情一样，总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如同滔滔洪水，可以被引向任何一个地方。就此而言，赵紫阳的一避再避，等于是一推再推，把邓小平毫无遮挡地推到了学潮面前。 从官场运作的角度来说，赵紫阳太聪明了。避得不动声色，推得不动声色。即便在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之际，赵紫阳依然十分聪明地跑到广场上去，向学生告老还乡。悲壮的告别，非但没有劝退学生，反而激怒了学生，使学生再也不可能离开广场。当善良的中国民众此后一遍又一遍地赞颂赵紫阳的时候，他们很少有人想过，赵紫阳的向学生道别，等于是把学生推到了邓小平的枪口上。同时，赵紫阳也以背对邓小平的方式在向邓小平示威：想要开枪，那就开吧。反正子弹打不到老赵身上。 在戒严令即将下达的晚上，赵紫阳如同贾宝玉悬崖撒手那样地来了个广场撒手。赵紫阳反对开枪，但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赵紫阳既不想保护邓小平，也不怜惜学生。假设赵紫阳是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里那个有良心和良知的满清官员，他也许会跑到广场上就地坐下，与学生共进退。假如赵紫阳以此一面劝退学生，一面暗示邓小平：你要开枪，就先打死我。赵紫阳可能因此而在学生中获得至高无上的威望，同时又握有了与邓小平谈判的王牌。但赵紫阳并不想担当。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担当，赵紫阳都不愿意。赵紫阳骨子里并不是个力挽狂澜的英雄，而不过是个在官场上游刃有余的自私自保的官员。赵紫阳说完，溜之大吉，扔下愤怒的学生，连同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听凭他们手无寸铁地面对同样愤怒的邓小平和即将开进城里的军队。此刻的邓小平，已经不是心中有没有猛虎存在，而是已经变成了那只叫做专制的猛虎。 赵紫阳之于邓小平的这种小聪明，在某种意义上，不下于当年张学良在西安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这类事件要是犯到毛泽东头上，当事人可能与刘少奇一般下场。然而，事过之后，邓小平只是如同蒋介石软禁张学良一样地软禁了赵紫阳。这与其说是时代不同了，不如说邓小平确实与晚年毛泽东不太一样。邓小平不会不意识到，他将当年对红卫兵的痛恨，发泄到了一九八九年的学生们头上。相比之下，赵紫阳当然轻松多了。这不是无官一身轻的轻，而是事不关己的轻。借用一个鲁迅的说法，则是一种做成了看客的轻。 本来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最后却凭借着官场上混出来的聪明，一步步地退到了观众席上。赵紫阳由此获得了自保，也保住了跟邓家子女一样做了生意的赵家公子。在学生一片片倒下的那天，赵紫阳没有被良心折磨得发疯。他可能还不无庆幸，因为他知道邓小平的日子要比他难过得多了。再说，从权力中心退出之后，官场上的聪明也就不再需要了。退休后的赵紫阳，单纯了许多。他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无非是恪守自己的人格。赵紫阳以这样的恪守，度过了他的晚年，最后得以善终。 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唯一的遗憾可能是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虽然“六四”学潮是这一年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最大新闻和历史事件，但西方人却把和平奖颁给了跟“六四”毫无关系的达赖喇嘛。这与其说是对达赖的大声褒奖，不如说是对赵紫阳的无声批评。西方文明虽然与东方文化很不相同，但西方人还没有笨到连赵紫阳的聪明都看不出来的地步。 平心而论，邓小平并非“六四”惨案的唯一制造者。邓氏改革碰到如此一个劫难，也不完全就是邓小平之过。假如胡耀邦不那么天真，假如赵紫阳又不过于聪明，那么邓氏改革也许不会陷入两难的困境。改革的设计再出色，也得有娴熟的政治操作来执行。戊戌变法的时候，李鸿章在政治上并非不赞同变法，但他看出康有为等人在政治上的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好很无奈地抽身走开。因为李鸿章明白，且不说光绪的能力如何，就算光绪具有康熙那样的本事，也会断送在康有为式的乌托邦狂热里。 “六四”惨案，也许是中国历史命中注定的一劫。十七年过去，依然让人感觉刺痛。假如说，历史的任何进展，都需要血祭，那么中国的民主前程，已经由“六四”一案，作了祭奠。当年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巴黎公社才走上了历史舞台。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因为蒋介石的屠杀，才成为一股不可战胜的政治力量。从“六四”的血色中，应该看得见未来的中国了。 2006年3月16日至3月22日写于纽约，5月8日改毕，以此权作来美国旅居8周年纪念。 附录： 有关近日公开的赵紫阳一九九七年致中共中央一信的看法 赵紫阳此信，一如我在《“六四”惨案》文章中所强调的，再一次显示了他的聪明。此信表面上是为了平反“六四”，实际上是在伸张自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放弃了责任，接着又丢失了权力之后，赵紫阳最后剩下的，唯有人格的恪守，道德的底线。赵紫阳此信成功地塑造了其道义形象，同时又向新一代的继位者作了试探，至少是将了他们一军。须知，此信是写于邓小平过世之后。邓是唯一能够把赵如同毛泽东虐待刘少奇那样打入地狱的人。邓以后的领导人，防赵可能有余，但害赵之能力却远远不足。因此，在邓以后做出此举，不需要承担什么风险。赵紫阳此举的聪明之处在于，以进为退，只赚不赔，从而自己给自己事先做好盖棺定论，使其善终结局立于不败之地。 2006年6月2日应《世界日报》之邀补记 （此文此版，为作者最后审定稿。在文字上若与此前发表稿有出入，均以此文为准）
